Issuu

商会企业人物与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黄贤强陈丁辉主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内容简介本书共收录十三篇论文，按主题分为“总论”、 “商会”、 “企业与人物”三辑。第一辑“总论”的四篇论文，分别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商研究回顾、组织形态、家族企业发展与中西商业关系等不同维度，探讨华商在区域历史中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意义。第二辑“商会”收录四篇围绕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商组织展开的研究论文。文章分别从组织制度、侨务互动、帮群认同与历史转型等角度，探讨华商社群与商会组织在近现代东南亚社会中的角色及其演变。第三辑“企业与人物”则转向企业家及其经营实践。五篇论文分别以胡文虎的报业、陈立发的中药业、叶祖意的传统商贸、吴俊标的文化资本企业，及张明添的金融集团为对象，通过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个案研究，呈现华商企业家如何组织资源、回应变局、建构网络，并在商业扩张之外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影响力。全书所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华商作为经济主体的发展轨迹，也包括商会作为社群组织的制度功能，更涵盖企业家个人在特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的经营实践与历史处境。三辑之间彼此呼应，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华商如何在殖民体制、国家建构、经济重组与全球化变迁之中，持续调整其经营方式、组织网络与社会角色。

商会企业与人物

Chambers of 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Personalities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主编：黄贤强、陈丁辉 Editors: WONG Sin Kiong and TAN Teng Phee

导言 ◎ 黄贤强

第一辑：总论

◆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 林孝胜

◆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 陈妙恩

◆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 陈琮渊、李健友

◆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 庄仁杰

117

第二辑：商会

143

◆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个案研究 ◎ 张慧梅

145

◆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二战前中国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侨务互动与华商精神的塑造

◆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 以1903 – 1949年之间的筹赈为例 ◎ 吴龙云

163

187

◆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 詹缘端

21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邓宇

iii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243

◆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 以美国新闻处（USIS）档案为中心的讨论 ◎ 李培德

245

◆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 以新加坡儒商陈立发的创新中药为例 ◎ 杨妍

265

◆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叶祖意（1890 至1950 年代） ◎ 黄裕端

299

◆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 以潮商吴俊标为例 ◎ 李健友、孛华龙

325

◆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从发迹新马到扩张香港进程的思考 ◎ 郑宏泰

359

附录：

387

◆ 禅心蜕变：以人为本的商道与心道 ◎ 林福星

389

◆ 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挑战与突破 ◎ 曾华彦

394

◆ 研究新华历史人物之我见 ◎ 柯木林

398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 ◎ 陈丁辉

406

后记 ◎ 陈丁辉

408

Contents

Introduction ◎ WONG Sin Kiong

Part I: General Studies

◆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Business in Singapore: An Overview ◎ LIM How Seng

◆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Malaysia ◎ TAN Miau Ing

◆ 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Outlook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East Malaysia ◎ CHEN Tsung-Yuan, LEE Kean Yew

◆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Sino-Western Commercial Relations in the Business History of British Malaya ◎ Henry CHONG Ren Jie

Part II: Chambers of Commerce

117

143

◎ ZHANG Huimei

145

◆ Intertwining Power, Shaping Culture: Chinese Consuls-General,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before World War II ◎ DENG Yu

163

◆ The Malaya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hinese Dialect-Group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Fundraising Relief Efforts, 1903 –1949 ◎ GOH Leng Hoon

187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Ethos after World War II ◎ CHIAM Yan Tuan

21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ssociation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ntents

Part III: Enterprises and Personalities

243

◆ Aw Boon Haw’s Strategy for Reorganizing the Star Group of Newspapers in the Early Cold War: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USIS Archives ◎ LEE Pui Tak

245

◆ Reinventing Tradition, Generating Knowledge, and Moralizing Consumption: The Confucian Merchant Tan Lee Huak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 ◎ YANG Yan

265

◆ The Rise of Singkeh Chinese Mercantile Elite in Penang: Yeap Chor Ee, 1890s – 1950s ◎ WONG Yee Tuan

299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Malays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 — A Case Study of Teochew Merchant Goh Chun Piah ◎ LEE Kean Yew, BO Hualong

325

◆ Chang Ming Thien and Overseas Trust Bank: Thoughts on Their Ri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o Expansion into Hong Kong ◎ Victor ZHENG Wan-tai

359

Appendices:

387

◆ Zen-Inspired Transformation: A People-Centred Path of Business and Inner Growth ◎ LIM Hock Chee

389

◆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CHAN Wah Yann

394

◆ My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Chinese Figures in Singapore ◎ KUA Bak Lim

398

◆ SCCCI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undation ◎ TAN Teng Phee

Afterword ◎ TAN Teng Phee

406

408

导言黄贤强 *

本书《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商文化》共收录十三篇论文，按主题分为“总论”、 “商会”、 “企业与人物” 三辑。各篇文章分别从研究综述、组织形态、企业实践、人物个案与历史转型等层面，系统呈现新加坡与马来亚/马来西亚华商文化的多重面向。全书所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华商作为经济主体的发展轨迹，也包括商会作为社群组织的制度功能，更涵盖企业家个人在特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的经营实践与历史处境。三辑之间彼此呼应，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华商如何在殖民体制、国家建构、经济重组与全球化变迁之中，持续调整其经营方式、组织网络与社会角色。从区域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先后处于英属殖民体系和新兴国家建构之下，人员、资本与货物流动频繁，新加坡与槟城又同为区域贸易枢纽。因此，华商的活动从来不只是单一地域内部的经济现象，而是与跨区域网络、族群组织、国家政策及国际局势密切相连。华商在东南亚的历史经验，既体现再造，以及公共角色的不断转化。由此可见，若要理解华商在近现代东南亚社会中的地位，仅从企业利润、商贸行为或族群身份等单一角度切入，往往不足以把握其历史复杂性；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中加以考察。

* 黄贤强博士（Dr. WONG Sin Kiong），历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为商业上的适应与扩张，也体现为社群组织的重组、文化认同的

导言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第一辑“总论”收录四篇论文，从华商研究回顾、组织形态、家族企业发展与中西商业关系等不同维度，探讨新马华商在区域历史中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意义。林孝胜的《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首先从学术史角度切入，对新加坡华商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梳理。文章指出，新马地区曾长期处于殖民体系之下，华商活动跨越地域界线，仅凭单一地区视角难以完整把握其历史脉络。作者回顾十九世纪华商的成长、1900 至 1942 年间华商版图的重组、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重整，以及二十世纪末以来相关研究的新趋势，为理解新马华商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历史框架。在研究史回顾的基础上，陈妙恩的《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进一步聚焦华人商会这一兼具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的组织形式。文章指出，华人商会不仅是工商联系的平台，也在教育推广、社会福利、文化传承与政治沟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将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发展概括为若干阶段：从十九世纪殖民时期的创立，到战后与独立初期的重建适应，再到1970 年代以来逐步转向工商导向并走向国际化的历程，展现商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延展与转化。如果说商会研究揭示了华商组织的制度面向，陈琮渊与李健友的《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则将视角推进至企业与家族层面，并特别关注既有研究中相对不足的东马来西亚地区。文章指出，东马砂拉越与沙巴的华商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当地华人家族企业多以制造、贸易与零售为主，依托家族内部传承与地方社会网络而运作，并在资源条件、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环境中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文章通过对创业过程、帮权特质与传承模式的分析，揭示东马华商经验在马来西亚华商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庄仁杰的《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则从商业史书写本身出发，对华商与西商关系的既有论述

提出检视。文章指出，学界与一般叙述常强调“华西竞争”，然而从具体历史情境来看，竞争与合作往往并存，并会随着产业位阶、市场位置与商业环境变化而相互转换。作者进一步反思这一论述形成的历史背景，提示研究者应回到历史现场，避免以单一叙事遮蔽商业关系的复杂性。综观第一辑，四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构成理解新马华商研究的基础框架：既关注华商作为经济主体的发展，也关注其在区域社会、族群组织与历史叙述中的多重位置。通过这些研究，读者得以看见新马华商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不断调适、重组与延展自身，同时也得以重新理解华商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角色。在第一辑奠定整体历史与研究框架之后，第二辑“商会”进一步以商会组织为中心议题，收录四篇围绕新加坡及马来亚／马来西亚华商组织展开的研究论文。各文分别从组织制度、侨务互动、帮群认同与历史转型等角度，探讨华商社群与商会组织在近现代东南亚社会中的角色及其演变。商会作为华商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兼具经济联结、社会协调与公共参与等多重功能。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殖民体制变迁、战后重建、国家独立及全球化进程推进，中华总商会及相关商会组织在组织结构、领导模式与社会功能上持续调整，其发展过程亦折射出华商群体在不同历史张慧梅的《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个案研究》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06 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为线索，考察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组织变迁，并通过若干代表性商会领袖的个案，分析商会内部领导机制及社团网络的制度化过程。此文不仅呈现商会组织的形成与演变，也为理解华商领袖如何通过制度化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重要视角。在组织制度之外，邓宇的《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二战前中国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侨务互动与华商精神的塑造》进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条件下的适应方式与价值取向。

导言

一步将视角推进至殖民时期的侨务实践，聚焦二战前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借由相关事件与案例，讨论殖民体制、中国侨务力量与华社结构之间的权力交织，并进一步思考这一互动如何参与“华商精神”的形塑。与前两篇侧重制度与侨务不同，吴龙云的《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 以1903 –1949 年之间的筹赈为例》则将讨论重心转向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之间的关系。文章以筹赈行动为切入点，分析商会在跨方言群组织中的协调作用，并重新检视帮群结构在商会实际运作过程中持续存在的事实，从而对“商会打破帮群分立”的传统论述提出补充与修正。詹缘端的《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则将研究时间推进至二战后及独立后，考察马来西亚华商群体及商会组织的变化。文章结合国家独立、1969 年“513 事件”与 1987 年“茅草行动”等历史节点，讨论华商群体的社会意识、伦理价值与公共角色的转变。相较于前述三篇主要聚焦商会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组织运作与社会互动，此文进一步指出，商会组织本身及其所承载的华商精神面貌，亦会随着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调整。第二辑四篇论文虽分别处理不同地域、时段与议题，但彼此之间具有清晰连续性：从组织制度的形成，到侨务关系的展开；从帮群结构的协调，到战后华商精神与角色的转型，逐步勾勒出新马商会在历史变迁中的多重面向。它们共同显示，商会不仅是工商利益的协调平台，也是华商社群进行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与身份建构的重要载体。如果说第二辑主要从组织层面揭示华商社会的制度运作，第三辑“企业与人物”则进一步转向企业家及其经营实践。五篇论文分别以报业、药业、传统商贸、跨文化企业与金融集团为对象，通过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个案研究，呈现华商企业家如何组织资源、回应变局、建构网络，并在商业扩张之外生成具有时代特

征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影响力。由此，本辑并不只是描绘若干企业或人物的兴衰轨迹，而是试图从企业实践出发，观察商业活动如何嵌入殖民统治、冷战格局、族群流动、知识生产与家族治理等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李培德的《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 以美国新闻处档案为中心的讨论》，首先将华商企业置于战后国际政治重组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文章以“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及其“星系报业”为中心，讨论二战后至冷战初期东南亚、香港与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的丧失及亚太局势的剧烈转变，胡文虎不得不重新思考其企业版图与市场策略；与此同时，在美国对抗共产主义、推进亚太宣传的新战略下，星系报业也被纳入大国争取与整编的视野之中。文章由此揭示，传媒经营并非孤立的商业行为，而是在国际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竞争中被重新定位、重新塑造的企业实践。与李培德从冷战政治切入不同，杨妍的《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 以新加坡儒商陈立发的创新中药为例》将视角推进到当代语境，关注华商如何在市场竞争之外承担文化转译与知识生产的功能。文章以陈立发创办的科艺公司为例，分析其如何通过与北京同仁堂合作、研发清真中药、创办中医药学院等方式，将传统中药、现代企业经营与知识传播结合出，这一经营实践并非单纯的市场扩张，而是围绕族群沟通、消费教育与社会责任展开的文化实践，体现出“儒商”理念在当代商业环境中的延续与再造。如果说前两篇文章分别突出政治结构与知识文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黄裕端的《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叶祖意》则把讨论带回更具体的商业组织过程。文章以槟城华商叶祖意为个案，追溯新客华商如何在峇峇商人式微之后迅速崛起，并建立起横跨商品贸易、银行、房地产、榨油业及股权投资的商业网络。其重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起来，形成兼具商业竞争力与文化中介功能的企业模式。作者指

导言

点不只在于叶祖意的财富累积，更在于揭示其商业成功背后的网络结构与治理机制：血缘、姻亲与商业伙伴关系构成资源动员的重要基础，而规则、制度与程序则保障了企业的稳定运作。由此可见，华商企业的扩张既依赖关系网络，也离不开制度化安排的支撑。在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之外，文化资本同样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动力。李健友和孛华龙合撰的《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 以潮商吴俊标为例》，即从“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的理论框架出发，讨论文化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生成与转化机制。文章以吴俊标及其佳比集团为例，指出其文化资本主要体现为工艺胆识、宗亲网络与伦理信仰，并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融合与文化效益三重价值。此文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企业如何获利，更进一步说明文化资源如何被组织、激活，并转化为具有持续性的企业竞争力与社会影响力。本辑最后一篇郑宏泰的《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从发迹新马到扩张香港进程的思考》，则以张明添的兴起与殒落，检视跨地域企业扩张与家族治理之间的张力。文章回顾张明添由新加坡、马来亚发迹，继而扩展至香港等地，在金融、酒店、保险、制造与地产等领域建立庞大商业版图的过程；同时重点分析其骤然离世后，集团如何迅速陷入失序、权力争夺与银行体系崩解之中。通过这一案例，文章指出，企业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若缺乏稳固的继承安排与制度化管理，即使是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瓦解。综观第三辑，五篇论文虽各有侧重，却共同回应了一个核心问题：华商何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构资源网络、调整经营策略，并将商业实践转化为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它们既关注企业家的个人经历，也重视其所处的区域网络、政治结构与社会语境；既呈现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不回避扩张过程

中的治理风险与制度困境。通过这些个案，本辑不仅重建了华商企业发展的多元图景，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华商研究不能仅停留于财富积累或商业成就的描述，而应从市场、制度、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理解华商企业及其人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总体而言，本书三辑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第一辑从研究史与整体格局出发，为华商研究提供历史框架；第二辑以商会为核心，揭示华商组织如何在社会动员与公共参与中发挥作用；第三辑则通过企业与人物个案，展现华商经营世界的具体实践与精神面貌。三者相互衔接，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的多层次图景。本书希望通过这些论文，呈现华商研究在区域史、商业史和社会文化史之间的交汇，也希望为理解新马华商世界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华商并非静态的族群标签，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中，持续通过组织、经营与文化实践重塑自身的行动主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华商文化不仅是经贸史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社会转型史、跨区域网络史与现代文化变迁史的重要组成。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一辑

总论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林孝胜 *

在历史上，尤其在二战前，新马都是英国殖民地，两地人民可以自由来往，无国界。黄麟根，李宝平，邱家金及卡尔·特罗基（Carl A.Trocki）有关19 世纪新马贸易的著作证明新马经济环环相扣，唇齿相依。1 马来半岛南部的甘蜜、胡椒与树胶及北马的锡都通过海峡殖民地的两大国际商港（新加坡与槟城）运销欧美。而欧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中国茶叶、陶瓷、丝绸和日用品以及东南亚的香料、米等都通过新加坡和槟城内销到马来半岛。因此，华商研究的许多课题都牵涉到新马两地的华商及企业家。本文对下列课题的研究概况作微观探讨：（1）十九世纪华商成长历程，（2）华商版图重组，1900 –1942，（3）新加坡建国经济重组与华商资料收集热潮，（4）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华商研究新趋势。2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 – 1869 (KL: MBRAS, 2003; 1st print 1961);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gapore (KL: OUP, 1978); Khoo Kah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 – 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 – 19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Koh Keng We, “Chinese Business in Singapore – A Histor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in Kwa Chong Guan & Kua Bak Lim, ed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FCCA & World Scientific, 2019), pp. 318 – 344. 该文作者郭根维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新加坡华商的概况作了全方位的历史与史学考察。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林孝胜（LIM How Seng），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前副馆长，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馆长。

第一辑总论

一、十九世纪华商成长历程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最早研究19 世纪新加坡外贸发展的先驱学者是两位经济史家黄麟根教授与张泰澄博士。黄麟根与张泰澄的博士论文分别为我们勾勒出新加坡从开埠 1819 年到 1869 年及 1870 年至 1915 年的外贸概况。3 他们也触及华商在 19 世纪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经济大环境中的经济活动及扮演中介商的角色。黄麟根教授指出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1822 年和1824 年之间新加坡的贸易值是18,661,139 元，208 艘欧船入港。新加坡成为船只取得供应品补给和维修服务的首选停泊站。4 来自中国的帆船及欧美的汽船也将新加坡跟其他区域海港接轨。新加坡于是成为区域土产及欧洲与中国工业制成品及华工的集散中心和国际大都会。5 黄教授描述华商在马来群岛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扮演中介商的角色。他指出来自马来群岛的土著贸易商，如武疑士（Bugis）与马来贸易商，到来新加坡后通过华商向洋行那里购买货物，然后乘坐马来小船前往苏门答腊沿岸的港口，销售英国和印度的制成品，以换取当地的土特产，如藤等土产。6 张泰澄博士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华商其实是中介商经济中的中介商（the middlemen in a middleman’s economy）。7 黄枝连和颜清湟也都指出 19 世纪华商非常被动，受制于西方殖民地政府和洋行。例如，华商从事致富的行业主要是转口贸易、航运、包办烟酒、种植、采矿、房地产等。 “所有这些行业，都是在得到英国商人、殖民地政府及马来土酋的容忍与合作之下

4 5 6 7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 -1869;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 -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 – 1869, p. 33.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 – 1869, pp. 33 – 34.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 – 1869, p. 77.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 – 1915, p. 51.

才得以开展的”。8 换句话说：在生产过程和交换活动之中，主动权不掌握在他们手上，因而反映出他们的活动，其性质为买办性的、仲介性的。颜清湟也指出由于华人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根本抵不过西方商人的势力，华人的商业资本就是在殖民地经济制度底下发展起来的。9 新马先驱学者许云樵指出华商有其优势与弱点。他认为南洋尤其是新马的经济分三阶层：白人经济、华侨经济及土著经济。他指出华人经济即商业经济，华商分布广，适应力强远超白人，投机之巧和活动之勤又远超土著。可是他一针见血指出华商“势单力薄，组织脆弱，且多屈居于二盘仲介地位，难与白人颉顽，常随景气之周期，而因人盛衰。”10 张泰澄独俱慧眼，他认为华商虽然在殖民地经济体系下缺乏主动权，可是，洋行和华商在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中不是竞争者。他们是互补和相互依存的。11 洋行依靠华商出售进口制成品，洋行同时也依靠华商供应东南亚农产品以便出口。华商则依靠洋行提供贷款以便进行贸易活动。所以洋行和华商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笔者延伸这个观点而得出华商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贸易链的结论。原因有二：其一，华商是提供华人生活用品给本地和区域华人市场、提供中国高值的丝绸、生丝及茶叶给欧洲市场，从群岛土著贸易商得到土产香料供应给洋行。华商控制了这批货物的供应线和转销线，商机无限。其二，在整个殖民地经济体制

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页 84。颜清湟，〈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初探（1842 – 1941）〉，载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447。 10 许云樵，许直编著，《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页 37 – 38。 11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 – 1915, p. 53. 8 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以及提供中国棉布给马来群岛土著市场的仲介商。同时，华商又

第一辑总论

内，华商、洋行（欧商）、中国及东南亚土著商贸基于共同的商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业利益，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互补的商业网络。在 19 世纪中叶前或中国五口通商前，他们组成一个牢固的东西方之间的转口贸易链。在这个贸易链，华商具有语言，人脉及熟悉市场需求三大优势。洋行由于语言不通，缺乏人脉和缺乏市场需求讯息，而无法完成把欧美工业产品直销给土著贸易商。土著贸易商也基于同样原因无法把东南亚土产销售给洋行。洋行与土著贸易商必需通过华商来完成物产交易的经济活动。12 陈笃生的崛起反映这个趋势。陈笃生购买欧洲包括英国的制成品、中国商品及南洋土产，然后把中国商品及南洋土产转售给洋行，同时以物物交易方式把华洋货卖给到来新加坡的南洋群岛的贸易商。基于这个优势，陈笃生从 1830 年代的普通商人一跃成为 1840 年代的前沿华商。这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效而成功的仲介商。他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在地英国著名商人怀特黑德（Whitehead）的注意。陈笃生约于1835 年受邀加入肖·怀特黑德公司（Shaw, Whitehead & Co.），成为该洋行股东。该洋行的托运业务包括马来半岛、中国、印尼、加尔各答、中南半岛及伦敦。入股洋行让陈笃生深入了解远洋转口贸易托运环节的运作窍门，以及西方经营与管理之道。这次入股洋行扩大了陈笃生的视野，也提高了他在新加坡商界的地位。13 入伙肖·怀特黑德公司不久，陈笃生也开拓出入口业务。根据现有资料，陈笃生于1836年正式进入货运行列成为出入口商，经营往返马六甲、槟城、中国、马来群岛、中南半岛及印度转口贸易业务。1847 年陈笃生更破天荒通过远洋海运将 80 英担又 24

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载柯木林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2015），页 536。 13 林孝胜，〈陈笃生企业之路〉，载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编著，《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2），页 55。

磅的植物蜡运往英国伦敦，14 突破洋行封锁线将南洋群岛土产直销到伦敦的消费者市场。同时，陈笃生非常重视印度和中国两大市场。除了包租货船外，他还特地建造两艘货船，金福兴号与金福泰号，分别往返于新加坡—加尔各答及新加坡—上海之间。15 1840 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逼和西方国家签约，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通商。在五口通商的刺激下，新加坡著名老字号洋行，如庄士顿（Johnston）、莫实德（Boustead）及牙直利（Guthrie）等，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市场。陈笃生及新冒起的华商如陈金声，也纷纷加入发展与中国、马来半岛的东海岸、爪哇的贸易。欧商们感叹道许多华商在没有欧商或洋行帮助的情况下，与中国、马来半岛东海岸、爪哇、东印度群岛等进行大宗贸易。以前这类贸易主要掌握在洋行手中。16 原是高高在上的欧商的现场观察，可以证明不少华商在中国五口通商后已经跃升为出入口商行，和洋行平起平坐了。这是19世纪新加坡华商成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7 第一代华商如陈笃生与陈金声为第二代华商铺好发展商路。例如陈金钟（陈笃生长子）将父业发展成新加坡第一代跨国企业。他在暹罗的曼谷、越南的西贡建辗米厂生产上等大米，在香港设出入口商行分销暹罗、西贡辗米厂的大米，以及代客运输杂货与办理轮船往来业务。其旗舰振成公司致力于发展暹罗、新大米，他除了拥有一艘帆船“新加坡号”和一艘 1576 吨的顶级汽船“暹罗号”外，还长期包租货船川行于新加坡和亚齐、槟城、北大年、印度孟买、仰光、西贡、曼谷、香港、上海及福州

Singapore Free Press, 7 December 1847. 林孝胜，〈陈笃生企业之路〉，页57 – 59。 16 Straits Times, 18 November 1846. 17 林孝胜，〈陈笃生企业之路〉，页 57。 1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加坡、印度、东南亚及中国之间的区域转口贸易网络。为了运输

第一辑总论

之间。18 1866 年 5 月17 日的《自由西报》报道，停泊在新加坡港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口的货船中，陈金钟包租的有11艘，其中二艘将驶往仰光，往槟城、香港和孟买各一艘、五艘在卸货，一艘在修理。19 到了1840 年代，华社已是一个成熟的社区。各帮都各自有领导组织。闽帮以天福宫为基地，陈笃生为闽帮首领，由于闽帮人口多及财雄势大，陈笃生成为被政府认可的华社侨长。1844 年，陈笃生领导华社创设贫民医院照顾各种族病人。1846 年，政府封他为太平局绅，为华社第一位受封的华商。潮帮于 1845 年成立领导机构义安公司。1840 年代成立的粤帮会馆有宁阳会馆、岡州会馆、香公司等。客帮也成立了应和会馆（1823）。各帮领导在华社事务活动方面合作无间，如积极参与管理陈笃生贫民医院。殖民地政府也在社会动乱时请各帮侨领（皆为华商）协助平乱，维持社会治安。20

华商成长另一个观察点，1850 年依不成文惯例，每当海峡殖民地政府高官来访或退休回英国，政府必定会邀请各族代表团出席迎送仪式并致辞。 1850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管辖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大总督达豪施侯爵（The Marquise of Dalhousi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访问新加坡时，发生一段由华商主导的戏剧性插曲。起因是驻扎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廉·约翰·巴特卫（W.J. Butterworth）政府自1843 年就禁止华社游神赛会，可是印度族群却可以照常举行。华商七年来千方百计抗议无效。因此，以陈金声和佘有进为首的华社代表团，决定策划越位呈交陈情书给海峡殖民地总督的上司印度大总督达豪施侯爵，请求解除禁令。 18

林孝胜，〈陈金钟企业王国的沧桑〉，载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编著，《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页 91 – 118。 19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May 1866, p. 5. 20 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载柯木林编，《新加坡华人通史》，页 542.

在陈情书中，华商理直气壮的列出华社对海峡殖民地经济发展虽然做出重大贡献，却遭到不平等待遇： “华人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一半，是新加坡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在岛上开垦和耕种了大片土地，不仅生产甘蜜、胡椒和西米等重要的本地出口产品，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匠和各类劳工。这里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华商手中，因为欧洲商人主要与华商打交道，而到这个港口来经商的南洋群岛的土著贸易商则主要出售货物给华商，回程时则从华商那里购买回程货物。华商也是新加坡帆船和其他大船的主要船主和领航员，这些船只与邻近的马来各邦以及更遥远的地方进行大宗贸易。如果考虑到（海峡）殖民地的产业，就会发现华人在其商业繁荣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超过了他们的人数。”21 华商这席话告诉当局华商自新加坡开埠后 31 年以来，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和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反映前沿华商自1840 年代跃升为出入口商后的一种自信表现。按照官定程序，请愿书不得越位递交，必需层层递交上去。可是华社代表团按程序递交皆遭到官员千方百计的阻扰。于是华社代表孤注一掷决定于 2 月19 日举行欢送大会时，华社代表团致词完毕后，冒险面交陈情书给印度大总督。印度大总督这次官式访新期间曾参观天福宫和陈笃生贫民医院。大总督对华商照顾各族贫民的慈济精神印象深刻，还个人捐 1000 卢布给陈笃生贫民时陈笃生已病重，无缘和印度大总督见面。大总督接过陈情书后按照行政程序，交给巴特卫总督处理。总督观言察色，两个月后批准解禁。华商在整个事件中建立了两大传统：为民（华社与华商）争取利益强烈的使命感和济世为怀的企业精神。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Feb. 1850, p. 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医院。大总督参观陈笃生贫民医院后要求会见陈笃生，可惜当

第一辑总论

十九世纪峇峇华商的文化背景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庆德会创立于 1831 年。三十六位创始人都是土生土长及世

居马六甲的峇峇（土生土长侨生）。1820 年代他们从马六甲来到开埠不久的新加坡寻求新商机。在拓荒时期的异乡，他们面临前景未卜的商业环境，经商风险很大，万一业务进展不顺利，家属生活堪忧。因此，创始人衍生出助人助己的社会意识。1831 年成立新加坡第一个互助会庆德会，为生意失利的会友家属提供福利保障，建立起一种互助互惠的社会组织机制。庆德会创始人在新加坡和英属马来亚率先开展了互助运动，这是新马华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庆德会现任会长陈坤祥、柯木林及笔者编的《义结金兰；庆德会》出版于 2023 年。22 编辑过程中发现了以毛笔书写的中文创会章程（1831 年）以及毛笔抄写的 6 卷庆德会公议部（1857 年-1913 年）。这是新加坡社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章程和会议记录。这是新加坡华社与华商研究重大发现，证明 19 世纪来自马六甲的第一代峇峇华商，包括陈笃生、陈金声、薛佛记等，仍旧谙中文。会所拜三官大帝（即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章程与议事部列出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守则，创始人的理想人格模式是重礼仪与忠诚。可见，庆德会 36 家族及其后裔皆深受华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的影响。这项发现颠覆了学者对峇峇不谙中文和生活马来化的刻板印象。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学者有必要重新检讨或修正对第一代峇峇华商的文化传统及其经营理念和企业管理的认知。1914 年庆德会公议部改用英文抄写，意味着峇峇华商就此偏向英文教育。

陈坤祥、柯木林、林孝胜编，《义结金兰：庆德会》（新加坡：庆德会，2023）。

华商的思想内涵传统中华文化是19 世纪新加坡华社的主流文化，其思想内涵包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如孝道、尊贤敬老、长幼有序、以和为贵的和谐社会与人际关系，忠义诚信的道德准则，以及泛神的民间宗教信仰等。庆德会的组织纲领，最具代表第一代来自马六甲的华商的思想内涵。庆德会的组织纲领完全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与文化价值观，强调血缘关系的亲情，而圣人的教诲则是他们的思想指导。世居马六甲的 36 家族创始人和中国与中华文化的纽带延续不断，他们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创始人仍具有心向中原的忠君思想。他们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照顾遗孤，重视仁义道德，创始人的理想人格模式是一个正直、诚毅和忠实的人。 “正直是我们的盾，诚毅和忠实是我们的武器和引导”。他们以祭祀仪式来加强会员间虚拟的血缘关系。会所内供奉道教的神明三官大帝三界公。23 实际上，侨民华商包括七家头（朱广兰、广恒、朱有兰、朱富兰、同德、罗奇生、罗致生)、胡椒甘蜜种植人、头家、烟酒饷码承包商也一样深受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身体力行，倡建庙和坟山，崇奉佛祖、菩萨、观音、妈祖、关帝等神祗，会馆都有神座安置会员的祖先牌位。中华文化价值观无形中成为一种社会压力，左右了华商的社会行为。义安公司更在无所不在。陈金声更在遗嘱中清楚注明如果任何儿子或其男性后裔一旦放弃华族传统宗教和礼俗及崇奉其他宗教，则他或他们以及其父

林孝胜，〈新加坡华人互助会的始祖〉，载《义结金兰：庆德会》（新加坡：庆德会，2023），页 54 – 5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章程里注明奉教者不得担任名誉顾问。因此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

第一辑总论

系的男性后裔即失去对其遗产的任何权利。这是19 世纪华商崇奉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华人传统宗教和文化最指标性的表白。24

二、华商版图重组，1900 – 1942 迈入 20 世纪，华商，尤其是老字号的大家族企业，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形势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家族企业的后遗症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的出现。19 世纪末，胡椒甘蜜种植已没落，兴起的新兴行业是锡矿开采和黄梨种植及黄梨加工业。随着禁烟运动的展开，1909 年，政府设立鸦片专卖局取代包税制度。此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对华商影响很大，尤其对靠种植胡椒与甘蜜及烟酒包税致富的华商，更是雪上加霜。归根结底，老字号家族企业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在变迁的新世纪创新企业计划,从新出发。商场竞争是无情的，不进则退。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七家头的没落就是很好的例子。七家头以红烟起家，垄断了东南亚的红烟市场，代代相传旧业，当市场转向洋烟，七家头也就没落了。因此，老字号和市场脱节是企业未能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企业自我创新的问题，家族企业更大的致命伤是因后人为遗产问题而导致家族企业的没落。遗产官司多起源于华社一夫多妻制度，华商往往在正室之外还有一或多名妾，妾生的孩子属于私生子。遗产官司往往牵涉到妾与私生子在奉行一夫一妻制度的英国法律是否具有分享或继承遗产的权利的问题。十九世纪的四大家族，除了陈笃生家族外，其余都发生子孙为遗产打官司的事。1872 年 4 月15 日，章芳琳被弟芳源在高等法院控告在其父章

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载柯木林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2015），页 542 – 543；颜清湟，〈儒家传统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商业〉，载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页 28 – 29。

三潮的遗嘱上的签名作手脚。陈金声的遗产官司于1895 开始，时为第三代陈若锦为祖父陈金声遗嘱的信托兼执行人。几乎在同个时候，佘有进遗产官司也在高等法院开审。遗产分家也是阻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25 陈金钟的跨国企业也由于其子早他去世而出现后继无人的问题，最终停业。26

华商新贵建立企业王国当 19 世纪各豪门忙着处理祖业纠纷时，一批新企业家蜂拥而入，以创新的企业计划，迎合时代的经济趋势，开辟新天地。这批华商新贵大部分来自中国闽粤地区。他们属于侨民华商。马六甲或海峡侨生华商的后裔自 1900 年逐渐转向专业发展，许多成为著名医生（如林文庆）、律师（如宋旺相）等专业人士。因此，1900 年世纪之交时，新加坡华商版图重组，由 19 世纪侨生华商时代过渡到侨民华商时代。十九世纪领军华商如陈笃生、陈金声、陈金钟的出入口贸易业务网络已跨出新加坡，遍布东南亚、印度、中国，甚至伦敦。不过，在外地设据点的不多，例如陈笃生、陈金声在中国，陈金钟在曼谷、越南、香港也有分行。但和 20 世纪华商新贵，如陈嘉庚、林秉祥、胡文虎相比，就犹如如小巫见大巫了。后者建立了跨国企业王国。新马树胶业的发展。英人纷纷于1904 及1905 年组织股份公司来新马开发胶园。新马华商也抢着跟进，促使胶价大涨，使得新马经济大好，百业欣欣向荣。树胶和锡矿业成为 20 世纪新马的

25 26

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页 543 – 546。陈金钟1892 年去世，管理层出现断层危机，业务不振。长女陈青霓成为遗产执行人并掌管新加坡与曼谷的振成公司业务。她关闭了西贡碾米厂和香港公司。19 世纪末，振成公司由10 名孙辈包括陈武烈共管，成为合伙公司。业务每况日下，1913 年最终登报结业。Straits Times, 14 July 191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随着欧美汽车业兴盛起来，需大量树胶以制造轮胎，刺激

第一辑总论

经济命脉。树胶商成为华商的领军人物，华社活动都以胶商为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马首是瞻。当陈嘉庚于1906 年听闻陈齐贤等种植树胶获利甚丰的消息，他即刻向陈齐贤购买18 万粒树胶种子，在福山园的黄梨园播种树胶，一举成为树胶大王，成为二战前家喻户晓的企业王国开创者之一。另外两个是林秉祥与胡文虎。陈嘉庚的企业王国的建立可分三个阶段：（1）1904 年至 1916 年，投资重心是米与黄梨业；（2）1915 年至 1918 年，航运业，以及（3）1907 年至 1934 年，全力投资在树胶业及工业。1916 年聘李光前为经理，负责扩大树胶市场，直接输出到英美消费国，这是华商划时代的创举，打破洋行及英美胶商在新马的代理的垄断，其谦益树胶公司在新马及印尼设立12 间胶厂与 16 间分栈。1920 年，设立树胶工业品制造厂，雇佣 6 千名工人大事生产汽车内外胎、各种日用品和胶鞋、雨衣、医生用具等。他在新马、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香港、澳门及中国各大城市设立 76 间分行。27 林秉祥于1904 年和胞弟秉懋创立和丰油米厂，1920 年，另注册成立和丰油较有限公司，1922 年投资锯木业。和丰集团最大投资是航运业，1911 年以油米较的盈利累积资金收购黄敏公司三艘轮船，1918 年增加到 11 艘。第一次大战期间，和丰轮船公司在槟城、仰光、香港、厦门及汕头设立航运代理处，每周定期有轮船穿梭于新加坡与香港、汕头及厦门之间。和丰公司也有航线由新加坡至槟城、仰光、麻坡、马六甲等城市。林秉祥从航

C. F. Yong, Tan Kah-Kee –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revised edition; Yen Ching-Hwang, “Tan Kah Ke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 Culture, vol.22 (June 1998), pp. 1 – 13; 林孝胜，〈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载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148 – 182。

运业、油米业、直接贸易与代理商业赚取钜利后，分别1917 年和 1919 年建和丰银行及和丰洋灰厂。和丰集团俨然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王国。28 胡文虎、文豹昆仲于1908 年在其出生地缅甸仰光继承父业，永安堂制药厂，研制举世闻名的虎标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及头痛粉四种成药。1926 年将企业总部由仰光迁至新加坡。二战前先后在上海、香港、巴城（今耶加达）、槟城、汉口、汕头、福州、棉兰、重庆、昆明、贵阳及泗水设立永安堂分行，形成一个庞大的虎标成药销售网络。又为了免费登广告推销其产品，虎豹兄弟又创设星系报业集团，从1921 年起至1942 年先后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大城市办报，都以星字命名，计有《仰光日报》（仰光，1921）、《星洲日报》（新加坡，1929）、《星华日报》（汕头，1931）、《星光日报》（厦门，1935）、《星渝日报》（重庆，1937）、《星槟日报》（槟城，1939）、《星岛日报》（香港，1940），完成一个虎标药业王国及星系报业王国。29 陈嘉庚和胡文虎不和是公开的秘密，香港学者李培德研究他们如何分别通过闽客帮的人脉建立各自的跨国网络。当网络形成后又如何将之延伸。作者指出，陈嘉庚和胡文虎之所以产生冲突， “与中英两国政府平衡陈胡两派势力有密不可分之关系”。30 1929 年开始，美国华尔街股市全面崩溃，导致全球经济大萧经济大萧条和日本货倾销下垮台了。

杨进发，〈林秉祥与新加坡和丰帝国的缔造〉，载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77；黄义霖，《林秉祥：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商领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士荣誉学位论文，2017）。 29 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载柯木林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2015），pp. 545 – 546；沈仪婷，《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3）。 30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 4 卷，第1 期（2012），pp. 53 – 7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条，除了胡文虎的企业外，陈嘉庚和林秉祥的企业王国都在全球

第一辑总论

二战前华商研究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二战前日本在满洲和台湾政府部门为了南进侵占东南亚作准备，而积极深入研究及调查南洋的华商状况，以便计划如何可以击垮华商。31 有关建议包括利用华侨遍布在南洋的销售网络，来促进日本商品销售，32 以及注入日本资本和技术以击垮小资本的华侨锡矿主、种植业主等。33 陈嘉庚企业就在1930 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时被日本公司倾销日货所击垮。回顾二战前新加坡华社的华商研究也不是一片空白。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及《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大报社各出版资料丰富的华侨商业调查报告，例如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新加坡各业调查》（童子达，1928），《南洋商报》的《南洋年鉴》（傅吾闷主编，1939），《星洲日报》的《星洲十年》（关楚璞主编， 1940）等。这些出版物有两大特点。其一，关键词以“华侨”为首，其次是“南洋，新加坡和马来亚”，显示二战前，移民海外的华人无国籍观念，华侨遍布南洋各地。《星洲十年》则以新马为主。主编关楚璞开宗明义解释出版目的之一除了纪念《星洲日报》创刊十周年之外，同时也为了“收集星洲及马来亚各地历年来各种事业之兴废概况，以供国内外关心南洋问题者作一般参考之用”。34 其二是资料性强，提供学者有关华侨商业的基本资料，如华人商业概述，简介各行业营运状况与按各业列出商号、店东与地址等。以《星洲十年》为例，第三编经济项的第八章华侨商业（页 577 – 642）列出传统行业如信局（汇兑）、出入口、九八行，运输、米、海岛屿郊、餐饮等 21 种行业。

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 – 1945）第一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页 24 – 26。 32 崔丕，《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 – 1945）第一辑》，页14。 33 崔丕，《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 – 1945）第一辑》，页14。 34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1940），页 1。 31

上述华商调查显示二战前华商世界的帮权特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帮权和行业的关系，移民由于生活在陌生的多元种族环境，往往靠语言相同的同乡引介进入同乡从事的职业，造成某帮群多数从事某种行业的现象，如来自马六甲的闽商控制转口贸易，潮商独霸胡椒甘蜜种植业，广客商分别垄断酱油、布匹、金与当铺业等。另一层面是各帮分享同个行业，但根据帮权结构占据各自地盘。例如汇兑或民信业就有闽、潮、广、客及海南帮群的汇庄。华资银行起初也是有鲜明的帮权色彩，如广益银行（广帮）、四海通银行（潮帮）、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及华侨银行（皆闽帮）、利华银行（广帮）。二战前，作为新加坡华社领导机构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积极推动华商经济发展。商会资深董事李秉蘐博士指出，商会协助商行解决难题，如九八行货价、驳船运费等；出版刊物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0 年代）为华商收集与提供新马、中国及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商业信息，以利华商发展业务。35 二战前新马同是英国的殖民地，两地的经济关系密切。为了共同利益，两地商会结集力量向殖民地政府反映华商的立场，以及争取华商利益。总商会和马来亚商会联合会自1921 年至1930 年代定期在两地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两地华商共同面对的问题，例如共同向英殖民地政府交涉树胶业注册，树胶限产问题，新加坡与槟二战爆发前夕，李光前担任主席的华侨银行目睹华商在经济大恐慌期间业务受重创，尤其华商胶锡业占有率大幅下降。因此，华侨银行特设经济调查室收集与调研华侨经济。1941 年 4 月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24），页186 – 197。 36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页197 – 198。 3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城两地自由港与马来联邦税务协调问题等。36

第一辑总论

该华侨经济调查室出版《华侨经济季刊》创刊号。37 发刊词说明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出版的目的是“希望一面检讨与我侨经济有关问题，分析近年来缺乏进步之因果关系，使得我侨各界人士明了自身之处境；另一面探求经济学理，与改进生产技术之道，以及介绍祖国并世界一般经济动态，藉资借镜，使我侨所经营之各种事业均得发荣滋长。”38 每期分四个栏目：论著、调查、资料及补白。每期都刊登和银行业有关的论著文章，如新加坡华人银行发达史（陈延谦），银行业与华侨社会（李俊承）、汇兑与祖国经济等。其他包括马来亚战时经济与物价管理，马来亚锡矿业与华侨等。调查方面如马来亚树胶业与华侨、马来亚椰子业等。共出版了三期就因为1942 年 2 月15 日，日本占领新加坡而被迫停刊。

三、新加坡经济重组与华商资料收集热潮二战后，世界被分割成两大集团：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集团对抗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集团。世界进入一个冷战的历史时期。另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日本打破了西方势力无敌的神话。光复不久，民族主义运动浪潮横扫亚洲，从印度、缅甸、越南、印尼到菲律宾，纷纷争取独立。归来的殖民地势力受到当地人民的挑战和推翻。冷战和民族主义兴起对华商起着深远的影响。冷战导致由 1950 年代至1953 年爆发韩战，作为战略物资的树胶受欧美苏联争购屯胶，导致新马树胶空前的黄金时代。新马经济大好，李光前与陈六使继陈嘉庚成为世界树胶大王。另一方面，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欧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建立

目前收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有三期：创刊号（1941年4月），第二期（1941 年 7 月），第三期（1941 年11 月）。 38 〈发刊词〉，《华侨经济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1），页1 – 2。

独立国家。东南亚华人人口的结构也起了质变。本土出生的华人人数远超来自中国的移民。1949 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结束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最大的移民浪潮。移民的断层和东南亚政治形势的变化结束了数世纪的华侨时代。东南亚华人选择了与当地人共同携手建设新兴国家的道路，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新兴国家在得到政治独立之余，也急欲寻求经济独立。欧美资本撤退后所形成的真空，初生的当地人的民族资本无法填补。华商就在这千载难逢的机缘下冒起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势力。东南亚（尤其是亚细安国家）的华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扎根，60 年代壮大，70 年代起飞。二战后，英殖民地政府将新加坡和英属马来亚实行分治。1946 年 4 月1 日，新加坡成为英国皇家直辖殖民地。1965 年以前，没有人会相信完全没有自然资源的新加坡能独立生存。因此，争取和马来亚合并成为新加坡独立运动的主轴。在争取合并的过程中，新马经历重大政治危机。新加坡面对内部左右势力分裂（内忧）和印尼对抗（外患）。1963 年，新马终于克服万难实现合并的梦想。可是，新马不同的政治文化导致新马政府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冲突。在大马二年余，经济成长缓慢。华商遭受双重打击。印尼对抗切断了新印间的贸易。许多华商在印尼的投资全部化为乌有。贸易。另一方面，新加坡加入大马，原希望大马这个大后方会开放给新加坡的制成品。可是，合并后，共同市场并没有实现。

独立后掀起收集华商资料热潮随着新加坡于1965 年 8 月 9 日独立，也结束了华商的困境。独立后政府加速工业化，逐渐减低对转口贸易的过度依赖。是年，成立经济发展局负责统筹策划推行工业化政策，开辟裕廊工业区和和发展旅游业。在重整经济结构过程中，政府帮助小型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华商也因为印尼海军在海域拦截货船，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出入口

第一辑总论

业机械化。一些劳工密集的工业移出新加坡到有大量低廉劳工的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国家设厂。政府致力于设立高技术的工业如石油化学工业中心，高度机械化，投资额高但雇用的劳工却少。1970 年代，新加坡一直维持平稳的经济成长势态。华商也蓄势待发。就在新加坡经济欣欣向荣之际，新加坡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分别掀起收集华商资料及华商研究热潮，为华社保留许多第一手的华人传统行业与华商创业资料。

（一）南洋大学华人传统行业史调查第一波是1968 年和1971 之间，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黄枝连带领历史系学生做一系列华人传统行业与华人村史调查。在华人传统行业调查方面收集到下列传统行业的珍贵原始资料：福州人与理发行业、温州人与木器业、当业、兴化人与交通行业、华人巴士交通行业、华人中药行业史、中医及华人布匹业。39 调查作业是用田野调查方法“利用口述历史—文献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华人村史’和‘华人行业史’的参观访问 —— 田野工作 —— 调查研究。”40 方法主要是将学生按行业分组进行访谈。访谈时，组员边听、边问、边记录，没有录音。内容包括介绍行业的情况、被访者从中国移民来新马及其就业 —— 择业 —— 创业的过程、个人与家族历史等。调查完毕后，各组整理抄写成报告。当年这些手抄本收藏在大学图书馆供学者参考研究。41 年后，才出版成书。41 书后附录福州人与理发行业调查问卷。南大历史系师生这一系列华人传统行业田野调研，是学者研究新加坡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华人经济的珍贵原始资料。

黄枝连，《马华商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页31 – 57；《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 40 黄枝连，〈序〉，《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页13。 41 黄枝连，〈序〉，《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页13。 39

（二）口述历史馆的华商资料库新加坡文化部于1979 年底设立口述历史馆。幕后推手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笔者是口述历史馆的创馆职员之一。负责策划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计划。口述历史馆设立的时代背景：（1）第一代内阁部长考虑退休，要留下建国艰辛史料。（2）新加坡己失去开埠第一代企业家和 19 世纪末世代企业家，他们都没有留下创业历史资料。20 世纪初世代企业家也己年迈，须录下他们创业经历。吴庆瑞博士在陈国贲、张齐娥合著的《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的序文中透露有关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计划的起源。吴博士感叹虽然中国移民对新加坡经济作出的贡献获得广泛认可，可是英殖民地时期却没受到学术界的注意。 “如今，许多移民企业家已经谢世，而健在的大多业已高龄。虽然他们之中比较成功的都成了传奇人物，但是关于他们的资料，一般人掌握的还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口述历史馆适时地填补了这一个空白，通过直接采访，记录了好几位企业家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经历的叙述。本书的作者陈国贲与张齐娥，就是充分利用了口述历史馆累积丰富的（资料）的成果”。42 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计划于1980 年初进行。43 其宗旨是记录二战前移民世代的商界领袖的白手起家的创业辛酸史与他们的拓被访的商界领袖多属于白手起家的类型。访谈内容包括16 项小提纲：家庭背景、教育、在家乡的生活、移民海外的原因、出国前的准备、航程、抵达新加坡所见所闻、初期的生活与工作、

吴庆瑞，〈序〉，载陈国贲、张齐娥，《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 – 2。 43 Pioneers of Singapore: A Catalogue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Singapore: Archives &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8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荒精神，以及他们对新加坡经济、社会与教育的贡献。

第一辑总论

创业过程、业务发展，企业管理，经营理念，投资策略、成功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或失败）的原因、家庭生活、社会服务。 1980 年，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先驱企业家如陈笃生、陈金声、佘有进、胡亚基、陈旭年等早己作古了。甚至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世代的移民企业家如陈泰、陈延谦、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李伟南、杨瓒文等也己去世了。幸好我们还能访问当年一些己年近古稀的 20 世纪初世代的移民企业家，包括家喻户晓的董俊竟（生于 1902 年，主要企业为诗家董）、杨天恩（1898，杨协成）、周子敬（1915，康元饼干）、昊水阁 1906，达利银行）、郭芳枫（1913，丰隆集团）、连瀛洲（1906，华联银行）、邵仁枚（1901）和邵逸夫（1907）兄弟（邵氏兄弟集团）、孙炳炎（1912，森林公司）、白清泉（1911，大华酱油）、王梓琴（1912，美罗集团）、何日华（1917，华昌集团）、李成义（ 1 9 2 1 ，李光前长子和继承人）以及陈永裕（陈六使侄儿和内定继承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1918，陈嘉庚侄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国庆（1912，陈嘉庚第五子）等。这批企业家今天也都过世了。被访者大部分是二战前从中国移民来新加坡的。他们成功原因大都归功于拓荒精神如毅力、吃苦耐劳、节俭、远大志气、在逆境中不丧志等。运气也很重要，如遇到贵人或东家的提拔。一般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往往是通过地缘与血缘网络，如同乡或亲友的介绍，而当了劳工，如苦力、码头工人、学徒、店员、小贩等。由于他们受教育不高，小学程度居多。所以，他们求职的机会有限，必须从底层做起。他们靠毅力、刻苦耐劳、节俭、远大抱负，加上运气和灵活的商业头脑，逐渐脱胎换骨从底层冒起成为企业家，如银行家、工业家、饼干大王、地产、电影业、宾馆业、树胶业及商贸巨子。新加坡的市场显然太小，他们的企业逐渐扩充到亚洲各地，并且和世界各国都有业务联系。他们同时也是大慈善家，服膺“取诸社会，回馈社会”的格言，慷慨

捐助慈善团体和办学。他们也往往也是会馆、宗亲会及商团的领导。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计划共访问了 54 名二战前移民世代的著名华人企业家，做了 281 个小时的口述历史录音访谈。今天他们的口述历史访谈录音和文稿己经成为珍贵的华商研究资料库和华社华商的文化遗产，开放给国内外学者研究。除了新马学者外，英国、美国、荷兰、日本、澳洲等国家学者也重视与参考这批华商第一手资料。 1984 年，《联合早报》和口述历史馆合作，每周刊登一篇由该报资深记者撰写企业家的故事。44 其中14 位企业家的故事是根据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录音访谈的资料而写的，包括：邵仁枚、陈共存、王梓琴、杨天恩，董俊竟、孙炳炎、杨天恩、何日华、林理化、郑镜鸿、陈永裕、周子敬、王万源、卓济民及方燕山。 1993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国贲与张齐娥也和口述历史馆合作，利用这些华商资料，应用社会学理论探讨华裔移民企业家这一课题。他们以1920 年代离开贫困、人口过剩的中国到南洋谋生的移民为研究对象，尝试谱写移民企业家的个人生活史。他们通过移民企业对移民环境所作的个人和群体反应，来探讨移民、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三者的内在关系。45 陈国贲，张齐娥业家口述历史计划的访谈纲要。 2013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龙坚将其博士论文结集出版《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他应用无编者《创业传奇 —— 18 位企业家的故事》（新加坡：胜利出版社，1988）。陈国贲、张齐娥，《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页 2。 46 Chan Kwok B, Claire Chiang, 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Singapore: NUS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94)；陈国贲，张齐娥，《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 44 4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于1994 年出版了英文版，两年后出版中文版。46 书后附录先驱企

第一辑总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的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从场域与资本相互关联的研究视角，来探讨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动态积累与转换过程。书中主要针对三个群体进行探讨：第一大群体是 1920 –1965 年代前后发展起来的老一辈华商；第二大群体是 1980 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新本土华商；第三大群体是 1990 年代后兴起的新移民华商。第一群体华商的资料也多参考先驱企业家口述历史计划的资料。47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的华商研究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华商研究己经成为学者热门研究的领域。新马著名华商企业家都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如陈嘉庚、陆佑、林秉祥、胡文虎、余东旋、黄亚福、李光前、陈六使、陆运涛、邵逸夫、邵仁枚、林连登、郭鹤荛、李成枫、李延年等。学者探讨各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企业管理、跨国网络的建立等。 197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神速与世界华商的兴起是倍受各界关注的课题。1993 年底香港举行了第三届世界华商大会。1994 年 1 月，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举行了东南亚华人文化、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大会都热烈讨论了华商投资中国的问题。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多层面的课题。它牵涉面很广，包括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华人资本的累积、成长与出路以及华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等。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经济开放，广大的中国市场吸引了欧美、日本、南韩资本纷纷进军中国，也为新加坡华商提供投资机会。到了 80 年代，新加坡华商企业成立跨国公司，和欧美、日本、台湾及南韩企业分庭抗礼，显示出企业多元化、国际化的特征。

龙坚，《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东南亚华商纷纷涌进中国投资引起当地政府和当地人民的猜疑。华人的效忠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在1994 年新加坡的研讨会中，时任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先生、王赓武教授都肯定了东南亚华商到中国投资纯粹是以经济收益为大前提的经济活动，和效忠问题完全无关。48 除了效忠问题，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也随而成为热门话题。为了要进军中国，东南亚各国掀起学习华语华文的热潮。华商到中国投资会否强化新马菲华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原已融入当地文化的印尼与泰国华社会否重新对中华文化认同？这些都是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当地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宗乡会馆都在争办世界乡亲大会，建立世界性的乡亲网络，加强联系，促进乡谊，甚至进行经济合作。这种结合了地缘血缘与业缘的帮权组织近年来在东南亚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世界各地的同乡、同宗、同业组织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广大的社会与商业网络，促进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集资联合在东南亚或到中国投资。这个趋势也给予宗乡会馆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华商另一个平台是世界华商大会。1991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大会的主题是“环球网络”。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永裕语重心长的指出华人不献。三天聚会加深互相了解，可提高各方面在开拓国际市场的敏感度与洞察力。他最后指出与会代表们看得出世界各地华商建立商业网络的庞大潜能。他希望华商大会是一贴催化剂以实现及建立国际华商的网络。49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页12 – 38。 49 《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专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1），页1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论在哪里落地生根，都对居留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

第一辑总论

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大部份还是家族企业，管理权仍操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纵在股权拥有者家族成员手里。蔡志祥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50 详细分析了一个在十九世纪中叶创业，后来发展成一个在潮汕、香港、曼谷与新马等地都有联号的跨国大家族企业。这个家族大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最终还是难逃没落的噩运。该企业的兴衰史符合华人企业富不过三代的名言，显示出家族企业的脆弱性。家族企业往往在创业者还健在时处于颠峰期。当创业者打好业务基础后，把棒交给第二代时，因他还健在，业务在他影响下继续发展，企业开始多元化和国际化，管理在家族主义架构下现代化。家族企业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跨国公司。到了第三代，创业者己去世，家族成员多而分化成数个小集团，寻求个别的利益。一旦利益冲突，企业也就停止发展，甚而出现瓦解的危机。1994 年，新加坡杨协成集团及诗家董集团中的家族成员出现分权与争权的事例就是很好的例子。诗家董事件因兄弟对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起争执，导致旗下酒店董宫停业半年，股权有所更动。51 杨协成为杨天恩等五兄弟于1935 年创业，后来发展成一个饮料业跨国大企业机构。各房不和导至股权旁落使新加坡大地产商远东机构主席黄廷方成为大股东之一。董事部和管理层因而改组。集团总裁第一次由外人出任，杨家在董事部也失势。52 创业者辛苦打下来的江山都期望后人能守业，并永久发展下去，因而遗产继承安排成为家族企业的中心问题。有者如蔡沧浪立遗嘱规定拨一片产业设家祠，作为家族的产业，后人不得变卖，有如华南一带过去的族田一样。可是，英殖民地政府不准

蔡志祥，〈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载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 —— 经济·与· 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页 91 – 108。 51 Straits Times, 14 April 1994, p.40. 52 〈兄弟相争，渔翁得利〉，《资本家》，第 33 期（1994）；林凤英，〈杨家协立而成成〉，《联合早报》，1994 年 7 月 3 日。

土地永久冻结的作法，这些方案先后失效，家族产业因分家而瓦解。有者则在股权的分配与转移方面加以特别安排，如股权只准在家族成员之间转移，或给予家族成员比普通股有更大权力的管理股，以确保家族企业的拥有权和管理权不会旁落在非家族成员手中。53 有者如陈泰更立下规定，在其去世时还健在的家属最后一位死去后二十年才能分家，尽量维持和延续家族企业的完整性与寿命。54 有者则设立基金会如李光前的李氏基金等等，55 不一而足。以上各种不同的作法，都说明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如何守业及延续与发展家族企业，一直是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继承人面对的最大挑战。企业管理或工商管理学者在研究许多现代各国家族企业个案后，发现也有不少家族企业传承成功的案例。企业管理学者在系统地反映了华人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指导华人家族企业如何面对挑战和处理权力转移问题。例如，华人家族企业在交棒时刻预先部署接班人、任命非亲非戚的创业型专业企管、融入现代管理实践、同时保留家族企业成功的家族价值观，那么家族企业必能继发展，而避过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56 当代学者的另一个华商研究的热门研究课题是新加坡第二代华人企业家的形象。学者分析了他们的个人特点，并探讨了他们机因素和主要特征而规划成三类不同的企业家： “成就者”、 “网络

林孝胜，〈李光前的企业王国〉，载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研究学会，1995），页 207。 54 林孝胜，〈陈泰经营木材业方法初探〉，载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研究学会，1995），页145。 55 林孝胜，〈李光前的企业王国〉，载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 207。 56 李秀娟、李虹，《富不过三代》（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Tan Wee Liang, Fock Siew-Tong, “Coping with Growth Transitions: The Cas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14, no.2 (June 2001), pp. 123 – 13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创业的动机。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和内容分析。根据他们创业动

第一辑总论

者”和“勤奋者”。57 龙坚的《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换》也研究新一代本土华商和新移民华商在其所处的年代，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是决定个人声誉、地位和权力的关键。58 中国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1997 大限导致一个新移民浪潮。这批新移民不少是专业人士和商人，他们如何融入新加坡华社是华商研究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刘宏指出新加坡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的中心。他采用社会文化方法分析新加坡新移民创业的跨国社会嵌入性。华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与祖国的跨国联系紧密，与东道国的融合不断加深。他的结论是个人融入新加坡和与中国的跨国联系并不一定相互排斥。59

结语 21 世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区域地缘政治的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华商企业发展，受过大专中英或英文教育信奉基督教的新一代华商的出现，加上越来越多中国新移民华商的到来，华商研究也出将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与课题。例如，基督教企业思想、新移民带来新的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等。虽然儒家思想仍然是华商企业的主流。一些学者也提出基督教的企业思想，如将服务置于收入之上的商业模式，捐款给慈善基金会，或为员工提供利润分享等。他们提出了一个综合华人企业家精神和基督教企业家精神特点的框架。60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 Jean Lee, Javihn Ch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 Study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 17, no. 2 (1988), pp. 131 – 141. 58 龙坚，《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59 Liu Hong, “The New Chinese Diaspora in a Globalising Singapore”, Melbourne Asia Review, (2021). 60 Clive Chai-Hock Lim,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 – History, Faith and Culture (Singapore: Leap Foundation Ltd., 2019); Clive Chai-Hock Lim,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Eight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1). 57

企业管理和营销策略的影响，家族企业的转型等等，都是当代华商研究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华商研究也不能忽略早期的历史，尤其是 19 世纪华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学者去探讨研究，包括发掘新资料。华商研究的成果可以集中收藏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文化中心，开放给会员、学者参考。如此，中华总商会即成为新加坡华商资料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发刊词〉。《华侨经济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1）。〈兄弟相争，渔翁得利〉。《资本家》第 33 期（1994）。《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专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1。蔡志祥，〈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载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 —— 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陈国贲、张齐娥，《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陈坤祥、柯木林、林孝胜编，《义结金兰：庆德会》。新加坡：庆德会，2023。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 – 1945）第一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1940。

黄枝连，〈序〉。《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24。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华人研究国际学报》4 卷1 期（2012）。李秀娟、李虹，《富不过三代》。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林凤英，〈杨家协立而成成〉。《联合早报》，1994 年 7 月 3 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黄义霖，《林秉祥：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商领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士荣誉学位论文，2017。

第一辑总论

林孝胜，〈陈泰经营木材业方法初探〉。《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研究学会，1995。

新加坡华商研究综述

林孝胜，〈陈笃生企业之路〉。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编，《家风传承 —— 陈笃生家族史》。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2。林孝胜，〈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与企业管理〉。《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林孝胜，〈陈金钟企业王国的沧桑〉。载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编，《家风传承 —— 陈笃生家族史》。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2。林孝胜，〈经济活动 —— 华商与华资银行〉。载柯木林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2015。林孝胜，〈李光前的企业王国〉。《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研究学会，1995。林孝胜，〈新加坡华人互助会的始祖〉。《义结金兰：庆德会》。新加坡：庆德会，2023。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龙坚，《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沈仪婷，《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3。无编者，《创业传奇 —— 18 位企业家的故事》。新加坡：胜利出版社，1988。吴庆瑞，〈序〉。载陈国贲、张齐娥，《出路：华商企业家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许云樵，许直，《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8。颜清湟，〈东南亚华人资本主义初探（1842 – 1941）〉。《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颜清湟，〈儒家传统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商业〉。《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杨进发，〈林秉祥与新加坡和丰帝国的缔造〉。《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Chan, Kwok B, and Claire Chiang. 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Singapore: NUS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94. 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 – 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78. Khoo, Kah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 – 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Koh, Keng We, “Chinese Business in Singapore – A Histor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In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ed. by Kwa Chong Guan and Kua Bak Lim. Singapore: SFCCA and World Scientific, 2019. Lee, Jean, and Javihn Ch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 study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17, no. 2 (1998), pp. 131 – 141.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UP, 1978. Lim, Clive Chai-Hock,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Eight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1. Lim, Clive Chai-Hock,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 History, Faith and Culture. Singapore: Leap Foundation Ltd., 2019. Liu, Hong, “The new Chinese diaspora in a globalising Singapore.” Melbourne Asia Review 2021, no. 8 (2021). Pioneers of Singapore: A Catalogue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Singapore: Archives &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1984. Singapore Free Press. Straits Times. Tan, Wee Liang, and Siew-Tong Fock, “Coping with Growth Transitions: The Cas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4, no. 2 (2001), pp. 123 – 139. Trocki, Carl A,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 – 1910.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Yen, Ching-Hwang, “Tan Kah Ke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 Culture, vol. 22 (June, 1998). Yong, C. F,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Revised e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6–1869. Kuala Lumpur: MBRAS, 2003.Trocki, Carl A.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 – 19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陈妙恩 *

一、引言在马来西亚商业史与商会史的研究中，华人商会历来被视为华人经济网络繁荣及族群经济力量的重要体现。作为一种兼具经济与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华人商会不仅推动工商发展，也在文化传承、社会福利、教育推广与政治代表性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无论在西马还是东马（包括沙巴与砂拉越），华人商会的演变都为理解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与经济结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英殖民时期。当时，随着矿业与种植业的发展，华人逐渐在各地建立商会，作为凝聚社群与组织商业活动的平台。20 世纪初，清朝推行“新政”，鼓励海外华人设立商会，1 在政策激励下，华人社会纷纷成立各类中华商会，其功能亦逐步拓展至教育与社会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马来亚独立之后，尤其在1970 年代新经济政策随着全球化发展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华人商会逐步转型为推动马中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 陈妙恩博士（Dr. TAN Miau Ing），马来亚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MCRC）主任。 1

Pek Koon He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8 – 26; C. 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61 – 70；朱英、郑成林、魏文享，〈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7 期（2013），页 10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实施的背景下，商会的角色与族群经济空间经历重塑。近年来，

第一辑总论

长期以来，华人商会除了作为商业联系平台，也承担起维护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中华文化、照顾社群福利的责任。它往往跨越宗族与方言群的界限，成为整合华人社会集体力量的关键机构。早期商会领袖多数身兼商界与社群代表的双重身份，是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乃至独立后政府与华社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面对殖民统治、战争动荡、建国重建与国家政策变迁，华人商会的结构与功能不断转型，展现出华人社群强大的适应力与组织韧性。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创立阶段；（二）战后至独立初期的重建与适应阶段；（三）自1970 年代以来，以工商经济为导向并逐步走向国际化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皆深刻反映了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社会环境与族群关系的变迁。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学术研究仍相对薄弱，2 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少数主要城市的个案研究，如诗巫中华总商会 3、槟州中华总商会 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5 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6 等。相比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7 学界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如何在地方脉络中扎根、转型与延续的探讨仍有待拓展。

5 6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组织发展简析〉，《江苏商论》，第 11 期（2005），页 152 – 154；黄昆福主编，《马华商会史》（吉隆坡：吉隆坡马华商联会，1974）。黄露夏，〈马来西亚诗巫中华总商会的发展与前景〉，《华侨华人与侨务》，第 1 期（1996），页 31 – 35。关于槟州中华总商会的研究，参见 Shinozaki Kaori,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03: Protecting Chines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wo Stat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9, no. 1 (2006): 43 – 65. 黄子坚等，《领航与创新》（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2023）。 Chin Yee Whah and Lee Yok Fe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 no. 1 (2012): 1 – 23. 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李培德主编，《商会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李培德主编，《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及社会功能》（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

此外，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组织形态日益多元，除按地域划分的商会外，也包括以宗族、籍贯、方言群为基础的宗乡性总商会，以及近年来新兴的、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资企业或港澳台背景相关的非传统华团商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华人社群内部结构的细腻，也体现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活力与演进。根据马来西亚注册社团局（Registry of Societies Malaysia, ROS）资料，截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全国登记在案的商业相关社团共有 5,472 个，占总社团数的 6.23% 。8 虽然这些社团不一定全部由华人所设立，但这一数字亦从侧面反映出商会类组织在马来西亚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与发展潜力。本文将系统梳理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历史脉络与功能演变，除了一、引言外，其他内容包括：二、华人商会的起源；三、二战前马来亚华人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四、参与战后重建与独立建国；五、以工商经济为导向的发展阶段（1970 年代至今）；六、推动教育与中华文化；七、当代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的类型与结构。期望通过本研究，呈现华人商会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见证并推动马来西亚现代化与多元社会的发展进程。

19 世纪，随着英殖民政府加速开发马来亚经济，华人移民数量显著增加，广泛参与锡矿业、橡胶种植与贸易等行业，展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在此背景下，华人商会逐步形成，分布于吉隆坡、槟城、彭亨、柔佛等西马地区，以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成为华人社群组织经济活动、凝聚社区力量的重要平台。 8

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 “Statistik Pertubuhan Aktif Mengikut Kategori”， https://www.ros.gov.my/portal-main/statistics-details?id=statistik-pertubuhan-aktif （浏览日期：2025 年 6 月 22 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二、华人商会的起源

第一辑总论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兴起，部分受到中国清末“新政”推动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的影响。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实业发展，并尝试设立商务局，虽未成行，但已显现出改革方向。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在上海、汉口试办商会，但因变法失败而未能持续。直到 1898 年，慈禧太后下令在上海设立官办 “上海商务总局”，并成立“商务公所”，标志着官方商会制度的初步建立。9 1902 年，清政府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为修订中外商约的民间顾问机构，10 并于1903 年11 月发布《商会简明章程》26 款，鼓励各地及海外华埠成立商会，其中第 25 款特别提及南洋、美国、日本等华商聚居地，11 显示南洋被视为清政府推动商会制度的海外实验场所。在此政策鼓舞下，1903 年槟榔屿成立了马来亚第一所华人商会 —— 槟榔屿华人商务局，随后关丹与文冬华侨商会也陆续成立。1904 年，吉隆坡成立雪兰莪商务局，命名方式亦明显受到 1898 年上海商务总局影响。此后，中华总商会的建立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模式：（一）将已存在的超帮派组织如商务局、矿植公会更名为中华总商会，如槟城、雪兰莪；（二）在无超帮派组织的地区，直接设立总商会，如新加坡；（三）由其他民间组织改组而成，如1912 年吉兰丹华侨商会源自同德书报社。12 清政府也曾直接委任重要华商张弼士（张振勋）为太仆寺少卿、候补三品京堂，并兼任商部外派大臣，专责督办南洋华人商会事务。他于 1905 年亲抵槟城，说服当地华人商务局改名

朱英，〈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第 4 期（1994），页 74 – 91。 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工商社团志〉编写组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1 庄国土，〈论清末海外中华总商会的设立 —— 晚清华侨政策研究之五〉，《南洋问题研究》，第 3 期（1989），页 83 – 90。 12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历史〉，《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kccc.org.my/history/（浏览日期：2025 年 6 月 22 日）。 9

为中华商会 13，随后又赴新加坡，号召闽粤商人合作创设商会，并率先捐资三千元，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 1906 年 3 月 15 日正式成立。张弼士的推动，为南洋地区华人商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与组织典范。华人商会的成立，既是对中国“新政”号召的回应，也源于殖民地商业环境下的实际需求。19 世纪下半叶，英殖民政府积极发展马来亚经济，大量华人移入。然而由于语言、籍贯、帮群等差异，华人社群之间沟通不畅，亟需一个超越派系的平台以整合利益与协调事务。如1904 年《雪兰莪华人商务局引》所述，商会的设立旨在：（一）提供交流平台；（二）启迪民智，扩大视野；（三）学习西方商人模式。该引例举殖民政府在报章刊登禁令四个月无人响应，直至实施才引发反对，但为时已晚，14 此事促使商人意识到团结沟通的重要性，显示华人商会从创始之初就承担起超越商业联络的社会整合与对外代表职能。 1837 年成立的新加坡商会是马来亚最早的商会组织，主要代表英资与欧美商界利益，被视为“西方”商会，是殖民政府征询意见的重要机构。该会不仅在无代议制政府下发挥立法咨询角色，亦常就货币、港口、税收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15 新加坡与槟城商会更在海峡殖民地立法局拥有代表席位，对华人商会制度与职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Guan, 1795 – 1839）与 Gwan Chuan（关泉（音译）），两

Kaori Shinozaki,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03: Protecting Chines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wo Stat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9, no. 1 (2006): 52. 14 陈妙恩，〈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看马来西亚华商角色的演变〉，《文化杂志》（中文版），第 116 期（2022），页 58 – 71。 15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pp.613 – 617. 1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新加坡商会创会时亦有华商参与，如徐钦元（Chee Kim

第一辑总论

人担任首届委员会成员，体现出该商会在早期也涵盖华人利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益。1874 年，当政府拟推行《华工移民法案》时，胡璇泽（又名胡亚基，H. O. Whampoa, 1816 - 1880）、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 – 1892）、陈成宝（Tan Seng Poh，1830 - 1879）等著名华商代表亦被邀出席特别会议，并详细说明华工受拐骗的状况。他们指出，义福公司首领蔡茂春 16（Moh Choon）常以 “保护苦力”为名，派舢板前往移民船，实则将他们“卖往” 日里 17、宁宜（Linggi）18 等地。 “贩卖”指的是中间人预先承诺供给劳工，通过公司操作签订合同，苦力须接受 3 年或 6 年的契约，工资每月 4 至 6 元不等。中间人通常预支 6 个月工资，仅将一小部分交予苦力，余款据为己有。苦力往往被误导以为目的地是柔佛、廖内等邻近地区，待发现受骗后，有些人甚至自尽。尽管与会者一致反对该法案，政府仍未采纳其建议，最终商会通过请愿方式表达抗议，19 反映当时商会已成为华商对殖民政府集体发声的主要管道。在新加坡华人商会还未成立前，华商亦尝试直接绕过西方商会与殖民政府沟通。例如 1876 年，有华商向总督递交请愿书副本，要求政府派舰巡逻马来半岛周边海域，以应对中国帆船频遭海盗袭击的问题。20 早期其他地区的华人商会也模仿新加坡西方商会的制度与运作，提升自身的专业性与政策影响力。如《雪兰莪华人商务

蔡茂春（1819 – 1880），潮州人，1839 年南来新加坡，初加入义兴公司属下之义福会，后升任该会首领，并最终出任义兴公司总理。 17 日里（Deli），位于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一个地区。 18 宁宜（Linggi）坐落于森美兰州与马六甲州的边界。 19 O. S. So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Annotated Edi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p.245. 20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613 – 617. 16

局引》便指出： “西人经商所到之处皆有商会”，商会能“齐集详议”、 “阅报取益”，带动商贸兴盛，因而提出“略仿西商”的理念基础。21 东马地区的华人商会成立时间甚至早于部分西马商会。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于 1890 年在古晋成立；北婆罗洲（今沙巴）山打根中华商会亦于 1891 年设立，其他如古达（1904 年）、亚庇（1911 年）等地也相继设会。砂拉越最早的商会则为1873 年成立于古晋的“商会”，其成员涵盖欧洲人、华人和印度籍的知名商人，也包括少数马来籍的航海商人（nakoda），是多族群参与的精英组织。商会的活动使用马来语讨论、英语记录，在无代议制度下某种程度上亦承担了市政咨询功能。会议地点设在政府办公室，其主要职责包括促进贸易与货币交易、管理交通与货运、提出城镇与道路改善建议、参与市政事务、标准化度量衡，并担任债权人与债务人法庭的顾问。虽然原始商会并未持久，1900 年因涉政治事务遭布鲁克王朝解散。这一解散也可能与华人商会的兴起有关。但在1890 年代，砂拉越华人社群自发成立的华商商会迅速崛起，显示出社群自我组织与代表能力的提升。该会由总侨长王长水担任第一任会长，会所是设在现河滨公园处的一木屋中。22 在拉惹公开表示希望华人在即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并提议设立一所法院。布鲁克对此提议表示同意，随后便成立了华人法庭。23

陈妙恩，〈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看马来西亚华商角色的演变〉，页 59。〈古晋中华工商总会过去与未来〉，《InTimes 时代网》， https://intimes.my/group/050305wee1.htm。 23 C. A. Lockar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Govern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Kuching under the Brookes,” Modern Asian Studies 12, no. 2 (1978): 245 – 267. 21 2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国家政治事务中能发挥“更广泛的影响”之后，砂拉越华商商会

第一辑总论

沙巴（原称北婆罗洲）则于 19 世纪末期逐步发展为多族群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共存的贸易据点。沿海城市如山打根、亚庇（Kota Kinabalu，前称 Jesselton）、古达与拿笃成为华人聚居中心。早期华商多从事行商、零售与山货贸易，活跃于原住民集市，经营橡胶、藤、椰干等土产，也涉足农业，尤其热衷于小型橡胶园与烟草种植。1925 年数据显示，北婆罗洲对外贸易中，华商占比超过五分之一，显示其经济主导地位。随着商业活动增长，华人商会相继成立。1879 年山打根开埠后，英国北婆罗洲公司与夏利臣洋行（Harrisons & Crosfield）等西方企业首先发起成立了西人商会。华商则由如万和隆、金永发、荣顺行等本地大商号筹组早期商会。1891 年 8 月 3 日，山打根中华商会正式成立，成为沙巴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组织。除经济协调功能外，该会尤重教育发展，创设”中华学校”，并以烟草捐作为经费，24 先后设立八所分校，便利华侨子弟就学，展现出社群自我组织与文化传承的能力。25 除山打根外，亚庇、古达等地亦相继成立中华总商会。这些机构不仅代表经济利益，也成为华人与殖民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在争取权益、推动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烟叶业的兴起促进了北婆罗洲港口城市的贸易发展。据当时报载，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尤为钟爱西加麦（Segama，位于拿笃）烟叶所制的雪茄。夏利臣洋行（Harrisons & Crosfield）旗下的三艘海轮 ——“加姜”（Kajang）、“马鲁度” （Marudu）、 “达维尔”（Darvel）开辟了联系新加坡、美里、纳闽、亚庇、古达、拿笃与斗湖的航线，山打根由此成为核心商贸枢纽，吸引大量华人移民涌入。 25 楊卓，〈山打根中華商會創立經過〉，《沙巴州山打根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https://cccsandakan.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94951646&idno=3。

表一：战前英属马来亚与婆罗洲华人商会一览表序号

地址

成立年份

砂朥越中华总商会

砂朥越古晋

1890 26

山打根中华总商会

北婆罗洲山打根

1891 27

槟榔屿中华总商会（槟榔屿华人商务局）

槟榔屿槟能街二号 2, Penang Street, Penang

1903

嘭哼关丹华侨商务总会

彭亨关丹窝士街二号 2, Wall Street, Kuantan, Pahang

1903.6

雪兰莪商务局

吉隆坡茨场街一六七号

1904

马六甲中华商会

马六甲东奎纳二十号 20, Tranquerah Road, Malacca

1905.8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嘉坡中华商务总会）

新加坡禧街四九号

1906

霹雳中华总商会

怡保客栈街 35/37 号 35/37, Hale Street, Ipoh, Perak

1907

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

32, Jalan Rahmat, Batu Pahat, Johore

1908

文冬上嘭哼中华商会 28

Bentong, Pahang

1909

乌鲁冷岳县中华工商会（加影商矿公会）

Kajang, Hulu Langat, Selangor

1910

北婆罗洲亚庇中华商会 29

Kota Kinabalu, Sabah

1911

北婆罗洲古达中华商会

Kudat, Sabah

1911

嘭哼唠吻中华商会

Raub, Pahang

1911

《古晋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www.kcgcci.org.my/。楊卓，〈山打根中华商会创立经过〉，《沙巴州山打根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28 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页 210。 29 原名“亚庇中华商会”。初创时仅有 50 余名会员，后规模逐年扩大，现已逾千名。为统合亚庇区华商团体，该会于 1975 年易名为“亚庇中华总商会”，并于 1991 年定名为现名“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参见〈简介〉，《沙巴州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官方网站》，https://kkccci.com/. 2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商会

第一辑总论

序号

商会

地址

成立年份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吉宁丹华侨总商会

4259, Jalan Kebun Sultan, Kota Bahru, Kelantan

1912

文德甲中华总商会（淡属中华商会）

Mentakab, Pahang

1921

瓜拉庇朥中华总商会 30

瓜拉庇朥定英路二三六号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1922

文律中华商会

Benut, Pontian, Johor

1923

Miri, Sarawak

1925

美里中华商会

斗湖中华商会

Tawau, Sabah

1926 32

峇南中华商会

Baram, Sarawak

1927

诗鹅坡商务总会（诗巫中华总商会）

Sibu, Sarawak

1931 年 8 月12 日

泗里奎中华商会

Sarikei, Sarawak

1932

笨珍中华商会

Pontian Kechil, Johor

1933

民丹莪中华商会

Bintangor, Sarawak

1933

仙本那中华商会

Semporna, Sabah

1933

吉礁中华商会

Alor Star, Kedah

1936

木胶中华商会

Mukah, Sarawak

1939

居銮中华商会

Kluang, Johore

1940 33

资料来源：潘醒农编，《南洋华侨便览》（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39），页 141；《百年中总，共享共赢：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23）；吴华，《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新山：托德书香楼，2002）；《政府公报》，1917 年 8 月 19 日（第 572 号），页 23 – 24；《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三十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1976），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与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编印。

“Government Ban Chamber,”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3, 1932, 11. 〈本会简史〉，《美里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mccciaboutus.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09375336&idno=3。 32 斗湖中华商会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该会辖下设有三所学校，这在全马中华商会中殊为罕见，包括：（1）斗湖巴华中学；（2）津桥学院；（3）公民小学。参见《斗湖中华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etawau.com/Organization/Association/CCC.htm。 33 “Wardens Wanted,”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7, 1940, 8. 30

三、二战前马来亚华人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在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华人商会不仅是经济组织，更扮演了政治中介、社会整合和族群代表的重要角色，其功能涵盖政治、行政、外交与社会事务。这种制度化的领袖角色可追溯至 “甲必丹制度”的历史延续。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甲必丹模式”（Kapitan System），用以分析早期东南亚华人社群的领导结构。在马来亚，甲必丹既是帮会领袖，也是税收承包人，代表殖民政府向华人征税并维持秩序。如双溪乌绒的李三、吉隆坡的叶亚来、叶致英、叶观盛，以及霹雳的郑景贵、陈亚炎、郑太平等，均通过帮会力量与社区组织奠定其在社群中的领导地位，为日后商会领袖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随着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34 及华人参事局（后来的华民政务局）的建立，甲必丹制度逐步被取代，商业菁英取代传统帮会头目，成为华人社群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各地中华总商会即在此历史转折中相继成立，成为殖民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组织。在中华大会堂成立之前，商会是马来亚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机构。许多商会领袖往往出身于传统帮群势力或具有显赫家族背景。例如，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重要人物，均与历任吉隆坡甲必务兼司秤”；叶隆兴是吉隆坡第四任甲必丹叶致英的长子；新就记是第五任甲必丹叶观盛的商号，而黄合龙是其秘书兼助理，显示

英属马来亚最早于 1877 年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随后槟城（1881 年）、霹雳（1883 年）、雪兰莪（1890 年）、彭亨（1908 年）、马六甲（1911 年）、森美兰（1914 年）及吉打（1923 年）亦相继设立。在森、彭两州设署前，其华人事务由雪兰莪护卫司兼管。1933 年以前，各州护卫司署行政独立，互不统属。在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中，仅柔佛与吉打设有此机构，登嘉楼、吉兰丹及玻璃市则始终未设。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丹关系密切：王聚秀是第三任甲必丹叶亚来主政吉隆坡时的”税

第一辑总论

出一种权力资源的延续性。35 这些领袖透过地方社团活动获取社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群认同，借由中华总商会等“伞形组织”推动跨籍贯、跨帮群的合作，成功整合多元华人群体。 1921 年，各地商会更打破地域局限，联合成立全国性组织 —— 英属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British Malaya）。首届大会于当年 7 月 2 日在吉隆坡茨厂街167 号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举行，旨在团结各地力量，应对当时商业萧条和金融紧缩的困境，橡胶价格暴跌被认为是主要诱因。大会所通过的议案整理成请愿书，呈交予三州府（海峡殖民地）总督兼四州府（马来联邦）政务总裁纪廉墨爵士（Sir Laurence Guillemard），争取官方支持。首届大会共有九处中华总商会参与，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雪兰莪、霹雳、森美兰、瓜拉庇朥，以及来函支持的文冬与关丹，显示马来亚华商在危机中展现出高度的组织动员力与跨地域合作精神。在殖民地治理架构中，商会是政府与华社之间的重要桥梁。商会领袖常以“非官吏委员”（Unofficial Member）身份，参与如华人咨询理事会、州议会、洁净局（市议会）等官方机构，对华社议题提出建议，虽无决策权，但提供了重要的发声平台。例如在反对地方分权、呼吁取消入口米税等议题上，商会曾成功影响政策。此外，商会领袖常受封为太平局绅，出席苏丹加冕、牌楼落成、颁贺词等仪式性场合，展现其在政权与族群之间的中介地位。商会的行政功能亦不容忽视。他们协助推动工商发展，配合殖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例如黄重吉任雪兰莪商会会长期间，积极参与翻译法令、协商小贩条例、联系英殖民地政府等事务。部

Danny Wong Tze Ken et al., Lead and Grow: 115 Yea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22), p.49.

分商会，如霹雳、雪兰莪、新加坡和柔佛州峇株巴辖商会亦被清政府授予“关防”，具一定外交性质，可处理护照、商照与通关事务，暂时履行侨民外交职能。在二战前，商会也是华人社会表达对中国的民族情感与支持抗战的重要平台。早在1905 年中国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各地商会便积极响应。进入 1930 年代，商会在组织抗日募款与宣传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成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筹赈会），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推手。以北婆罗洲山打根为例，首任领事吴勤训主持成立“山打根中华商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广泛动员各社团、学校及周边华人代表捐款、运送药品与组织车队支援中国抗战，展现华人社群对祖国的深切情感。36 在某些地区，筹赈会的成立甚至成为推动正式商会设立的契机。砂拉越木胶即为典型。根据《沐胶中华总商会简史》37，该地原仅有少数私人性质组织，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地方华人迅速组织筹赈会，并由此发展为“木胶中华商会”，于1939 年 9 月1 日正式成立。首任主席陈起龙亦兼任崇文学校董事与筹赈会主席。商会设于筹赈会原址，推行会员月捐、按货值比例征税、举办义演义卖等活动，所筹资金除支援中国抗战外，也维持本地教育机构 —— 崇文学校的运作。对象。许多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商会领袖被迫流亡，如雪兰莪商会会长李孝式与马六甲商会会长陈桢禄逃往印度，陈嘉庚撤离到印度尼西亚，霹雳的刘伯群赴重庆，陈永则避居澳洲。

36 37

杨卓，〈山打根中华商会创立经过〉，《沙巴州山打根中华商会官方网站》。〈沐胶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s://acccis.org.my/%E5%85%B3%E4%BA%8E%E7%A0%82%E4%B8%AD%E6 %80%BB/%E5%B1%9E%E4%BC%9A/%E6%B2%90%E8%83%B6%E4%B8%AD %E5%8D%8E%E6%80%BB%E5%95%86%E4%BC%9A/。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商会亦成为日军重点打击

第一辑总论

同时，日军勒令雪兰莪华社缴纳1000 万元“奉纳金”，作为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惩罚。为筹款应对危机，华商成立“奉纳金借款委员会”，现隆雪中总仍保存相关会议记录 ——《雪兰莪华侨筹集奉纳金借款委员会议案部（附各专员会议案录）》，清楚记载了委员会的组织运作。委员会成员多为商会要员，如黄重吉、张郁才等，显示商会依然是战时华社的组织中枢。日军亦强迫华人领袖组织“华侨协会”，如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的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曾任雪兰莪商会会长的杨旭龄则被任命为日占时期的法官，体现商会人物在殖民与战时政权中的被动角色。砂拉越木胶亦有类似情况。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商会预见战事临近，开始储备粮食、设立合作社平抑物价。日军空袭木胶后，地方行政真空，商会组织民防队维持秩序。1942 年 2 月日军登陆后，强迫商会提供赈款资料并下令解散，拆除会所牌匾，改组为“同调会”，原商会人员被迫就职。在高压统治下，有人忍辱负重以维系社群基本运作，也有人借机谋取私利。综上所述，二战前马来亚中华商会不仅在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更因其制度性组织力量，在抗日募赈与社区整合中发挥巨大作用。尽管在日军压制下最终遭解散，但其在战前积累的组织能力与社会网络，使其在战时依然展现出应变能力，成为华人社群韧性与团结精神的重要象征。

四、参与战后重建与独立建国 1945 年二战结束后，马来亚迅速进入战后重建与政治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华商会作为华人社群的重要代表机构，迅速恢复运作，除积极投入经济复苏外，更逐步介入宪政改革、族群协商与独立建国等政治议题，展现出其超越工商领域的社会角色。在此时期，各地新商会相继成立，地方华商群体日益意识到

团结整合的重要性，纷纷推动州属层面的联合组织。例如，森美兰中华总商会（1946 年）、彭亨中华总商会（1946 年）、玻璃市中华工商总会（1946 年）、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1947 年）、北婆罗洲中华商会联合会（1955 年）与砂拉越中华商会联合会（1965 年）陆续成立。与此同时，全国性组织“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简称商联会）于1947 年正式成立，标志着华商界整合力量与全国组织架构的建立，并为日后华社在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集体发声奠定基础。战后初期，华人社会结构出现明显调整。一些在日据时期与日军合作的传统“头家”因失去社群信任而逐渐淡出领导层，形成权力真空。与此同时，一批受高等教育、通晓多语的新兴华人领袖崛起，透过成立新商会或接管既有组织，逐步重塑华社的领导结构。李孝式即为代表人物，他不仅协助重建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也主导成立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战后，商联会积极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粮食配给、土地法案与战争赔偿等事务，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中介。中华商会在这一阶段的关键转型，是由传统商业组织迈向政治参与平台。1949 年，商会协助筹组马来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许多商会领袖也兼任马华公会要职。1952 年，马华公会与巫统结盟，并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胜出，为日后马来亚独立法议员与海港铁路部长，独立后出任首任财政部长，亦是唯一签署独立协议的华人代表，体现中华商会领袖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1947 年，针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建议书》，商联会积极提出修宪主张，强调立法机构应保障马来人与华人议席比例对等，主张土生华人自动取得公民权，并反对以语言能力作为申请公民权的门槛。商联会并动员属会，联同联合行动理事会及人民力量中心（AMCJA – PUTERA）发起罢市行动，争取更公平的宪政安排。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建国奠定政治基础。彼时担任商联会会长的李孝式，后晋升为立

第一辑总论

尽管相关诉求并未全面实现，但充分展现中华商会在争取族群权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益方面的行动力与组织能力。同样地，在砂拉越，泗里奎中华商会于 1954 年因政府将商业牌照税大幅上调（涨幅超过十倍），发动“罢市十日”抗议行动，展现地方商会在经济政策议题上的动员能力。38 1954年英国政府公布《联邦民选白皮书》，其中若干条款被视为削弱华人选举权益。商联会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回原有代表，并动员132 个华人团体参与抗议，迫使当局重新检讨相关宪政设计，再次显示中华商会在族群政治中的影响力。东马方面，1945 年日本投降后，砂拉越重回英殖民统治，华商开始重组商会，惟初期运作范围有限，主要处理会员内部事务，常以“联席会议”形式进行，如杂货、咖啡行业会议等。由于当时粮食属政府统制品，慕娘（Borneo）公司是商会与政府协商的重要对象。直至 1949 年 3 月 16 日，砂拉越美里中华商会设立“营业部”与“管理委员会”，与当局协商糖品进口权，开创商会与政府正式对话的先例。39 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砂拉越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中华商会作为合法社团，其政治地位也随国家独立而重新定位。1962 年 8 月 22 日，商会应殖民政府要求，向英国殖民次长提呈有关马来西亚宪制安排的备忘录，其中美里中华总商会提出若干建议，包括：公民权应依据现行砂拉越移民法，凡在邦内居住七年者可通过语言考试获得大马公民权；官方语言应保留英语；农工商业优先权应予该邦公民；各民族教育应自由发展；所有砂拉越公民应有资格被选为州元首等。上述建议大部分被纳入马来西亚宪制安排，反映出商会在国家构建中的政策影响力。

〈泗里街中华工商总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s://acccis.org.my/%e5%85%b3%e4%ba%8e%e7%a0%82%e4%b8%ad%e6 %80%bb/%e5%b1%9e%e4%bc%9a/21%e4%b8%aa%e5%b1%9e%e4%bc%9a/。 39 〈美里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1967 年，马华商联会在会员大会上通过议案，决定由各州中华商会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大会堂。至 20 世纪末，在商会推动下，已陆续成立六个州级大会堂：吉兰丹中华大会堂、登嘉楼中华大会堂、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吉打华人大会堂与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进一步整合地方社团资源与代表性。 1969 年“五一三”种族冲突爆发后，国家陷入严重政治与社会危机。位于首都的雪兰莪中华商会主动协助政府处理粮食供应，负责采购、配送，并协调警方护送米粮至零售商与救济中心。时任副会长拿督李润添更通过广播呼吁商界稳定物价，展现中华商会在社会动荡中的调解与安定功能。同年 10 月，商联会第 23 届代表大会修订章程，增列“协助工农矿业及联合其他各族商会，促进经济发展共谋社会福利”作为组织宗旨。事件过后，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意在重组族群经济结构。此政策对华人经济界产生深远影响。随着马华公会在联盟（The Alliance Party）中的代表性逐渐减弱，中华商会亦逐步淡出政治舞台，将重心重新聚焦于经济事务，如争取中小企业权益、推动马中经贸关系、提供商业培训与政策咨询等，转型为一个更具专业性与功能性的工商组织。

序号

商会名称

地址

成立年份

新山中华商会

柔佛新山

1945

登嘉楼中华总商会

46 (2nd floor), Jalan Paya Bunga, Kuala Trengganu

1945.9.2

麻坡中华总商会

柔佛麻坡

1946

丰盛港中华商会

柔佛丰盛港

1946

拉央拉央中华商会

柔佛居銮

1946

森美兰中华总商会

6, Carew Street (Top floor),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194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表二：战后成立的马来亚中华商会列表（1945 –1970）

第一辑总论

序号

商会名称

地址

成立年份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彭亨州华人总商会

39-41, Bibby Road, 彭亨劳勿

1946

巴生中华总商会

20A, Rembau Street, Klang, Selangor

1946

双溪大年中华商会

吉打

1946 40

居林中华商会

吉打

1946 41

咁孟中华商会

Gambang, Pahang

1946

玻璃市中华工商总会

玻璃市

1946

立卑中华商会

Kuala Lipis, Pahang

1946

令金中华商会

柔佛居銮

1947.9.3

士乃中华商会

Senai, Johor

1947 40

古来中华商会

Kulai, Johor

1947 41

哥打丁宜中华商会

柔佛

1947.10.10

实务的中华商会

Sibuti, Sarawak

1947

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重组）

柔佛

1947.8.1

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

马来亚（全国性）

1947

桑坡中华商会

Song, Sarawak

1948 42

万津中华商会（1967 更名为瓜拉冷岳中华商会）

Banting, Selangor

1948 43

吧巴中华商会

Papar, Sabah

1948

那笃中华商会

Lahad Datu, Sabah

1949

纳闽中华商会

Labuan, Sabah

1949

〈士乃中华商会日昨成立〉，《南洋商报》，1947 年 5 月1 日，页 8。〈古来中总筹备出版 72 周年纪念特刊〉，《e 南洋》，2019 年 5 月12 日，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190512/State/255360#google_vignette。 42 《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三十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1976），由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与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编印。 43 〈雪兰莪瓜拉冷岳中华商会简史〉，《雪兰莪瓜拉冷岳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https://ppckl.org/aboutus/background-story。 40 41

序号

商会名称

地址

成立年份

保佛中华商会

Beaufort, Sabah

1949

瓜拉雪兰莪暨沙白安南县中华商会

Kuala Selangor & Sabak Bernam, Selangor

1951 44

丹南中华商会

Tenom, Sabah

1952

拉老中华商会

Daro, Sarawak

1954

巴生港口中华商会

1, Sungei Aur Road, Port Swettenham, Selangor

1954

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原北婆罗洲中华商会联合会）

P.O. Box 2176, Kota Kinabalu, Sabah

1955

吧西吗中华商会

100, Lot No. 886, Section 1, Jln Masjid Lama, Pasir Mas, Kelantan

1956

斗亚兰中华商会

Tuaran, Sabah

1956.4.22

根地咬中华商会

Keningau, Sabah

1956

雪邦中华商会

Sepang, Selangor

1957

仙本那中华商会

Semporna, Sabah

1959

林梦中华商会

Limbang, Sarawak

1961 45

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

28, High Street, PO Box No.84, Miri Sarawak

1965.4.10

北霹雳中华总商会

290, Kota Road, Taiping

1966

成邦江中华总商会

Simanggang, Sarawak

1966.1.16 46

资料来源：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业缘性社团发展简析〉，《华侨华人研究》2004 年第 2 期；《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三十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1976），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与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编印。

〈一带一路新商机支援中小企攻东盟〉，《东方 ONLINE》，2017 年12 月 3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central/2017/12/03/222748。 45 《林梦中华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guan500202/。 46 〈成邦江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4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一辑总论

五、以工商经济为导向的发展阶段（1970 年代至今）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1971 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旨在消除贫困、重组经济结构，推动族群间更均衡的发展。这一政策成为华人商会职能转型的关键拐点。为应对政策挑战，商界开始强调内部团结与对外对话。1974 年，中华总商会倡议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华总），以整合全国华团资源，并同步推广“讲华语运动”，以弱化方言隔阂并增强文化认同与社群凝聚。此后，涌现大量地方性商会。例如由巴生中华总商会推动设立的班达马兰商业公会（成立于1975 年），这些基层商会成为华人中小业者的重要支持点。表三：新成立的地方性中华商会（1970 年代以来）商会名称（中文）

商会名称（英文）

昔加末中华总商会

Segamat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73.1.2 47

柔佛

老越中华商会

Lawa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70 年代

砂拉越

民都鲁中华商会

Bintulu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1975.5 48

砂拉越

班达马兰商业公会

Pandamaran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1975 49

巴生，雪兰莪

地南中华工商会

Dewan Perniagaan dan Perindustrian Tionghua Tiram

1977 50

乌鲁地南，柔佛新山

编号

成立年份

所在地

〈昔加末中华总商会〉，《柔佛州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www.jaccci.org.my/segamat。 48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49 〈班达马兰商业公会·明宴庆 39 周年〉，《星洲网》，2014 年 11 月 15 日。 50 〈地南中华工商会〉，《柔佛州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jaccci.pbcms.net/tiram_1。

商会名称（中文）

商会名称（英文）

砂拉卓中华总商会

编号

所在地

Sarato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78.10 51

砂拉越（贝当省）

加帛中华总商会

Kapit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79 52

砂拉越

石山中华商会

Batu Niah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0

砂拉越

西莲中华商会

Seria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0.6.12

砂拉越

石隆门中华商会

Bau District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2.7.23

砂拉越

而连突中华商会

Jerantut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3

彭亨

三合港商会

Chaah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3

昔加末，柔佛

云冰中华商会

Rompi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3

彭亨

古纳中华商会

Kun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4

沙巴

木中中华商会

Beto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91

砂拉越

地不佬中华工商总会

Tebrau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1997

柔佛新山

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

Gabungan Dewan Perniagaan dan Perindustrian Cina Pantai Selangor

1999

雪兰莪西海岸

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Balakong

2001 53

雪兰莪

〈砂拉卓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加帛中华总商会〉，《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53 〈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庆 23 周年〉，《光明日报》，2024 年 12 月 1 日。 5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成立年份

第一辑总论

商会名称（中文）

商会名称（英文）

雪兰莪沙登中华总商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erdang

2001 54

雪兰莪

士古来中华商会

Skudai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2003

柔佛

蒲种中华总商会

Pucho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18.11

雪兰莪

编号

成立年份

所在地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资料来源：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业缘性社团发展简析〉，《华侨华人研究》2004 年第 2 期；《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各商会之官方网站及脸书（Facebook）专页；《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三十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1976），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与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编印。

1978 年，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商联会）在吉隆坡举办首届“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大会”，有逾 1200 名代表参与。这场大会标志着华人商界首次在全国性平台上系统性讨论自身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处境与发展前景。会后，商联会于 1980 年撰写《华人经济问题备忘录》，呈交时任副首相马哈迪，并抄送多个政府机构。该文件以三语出版，反映出商会在政策建言方面的主动姿态。随着 1974 年马中建交，商联会多次向政府建议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并积极安排马中经贸交流。1985 年，商联会与马来总商会共同组织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中马经济合作协议》，为1990年全面放宽访华限制奠定基础。这些努力标志着商会逐步从国内工商组织迈向区域与国际合作平台。 198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受全球衰退影响，商联会为加强华商资本整合，发起集资成立“商联控股有限公司”，进军大型

《雪兰莪沙登中华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SSCCCI。

企业领域，并于 1984 年公开招股，从事油棕种植及电子制造等行业，体现商会经济自主性的战略布局。面对 1982 年推行的公制转制，商会积极组织培训，帮助中小企业顺利适应新制度。1985 年，商联会更与马来总商会共同成立“华巫商会联合理事会”（Sino-Malay Joint Chambers Council of Malaysia），开展定期对话与合作，促进民族联营与经济互信。1996 年，该组织进一步扩大，成立涵盖华、巫、印三大民族的“真诚联营促进理事会”，强化族群间经济协商机制。同时，商联会加入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NCCIM）马来西亚的最高贸易组织的一份子。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前身可追溯至 1962 年。当年根据马来亚联邦内阁的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民间工商组织，以代表马来亚商界在国内外贸易事务上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四大商会 ——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马来商会、马来西亚印度工商联会、马来西亚国际工商会联合组成“马来亚联邦联合商会”（Uni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UCCFM）。1963 年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后，该联合商会亦于 1964 年 7 月 29 日更名为“马来西亚联合商会”（Uni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Malaysia, UCCM）。 1974 年，该组织纳入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家工商总会（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NCCIM）。 1991 年，政府提出私营化政策与“2020 年宏愿”计划，商联会响应国家发展方向，并于 1992 年主办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大会，探讨华人在迈向先进工业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商联会发动“爱国工委会”与 “国货展销会”等活动，稳定华商信心。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Malaysian Manufacturers, FMM）后重组，并定名为马来西亚国

第一辑总论

2003 年，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主办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隆雪中总协办，来自 21 个国家的 3200 名华商出席。2024 年再次主办第十七届，吸引来自 25 国共 4000 名代表，彰显其在全球华商网络中的领导地位。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加速，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在对外联系与跨国合作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马中经贸往来不断加深，商会成为双边投资、贸易便利化与技术交流的桥梁。例如，商联会协助中国企业来马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与旅游业，并组织本地企业赴华考察，拓展海外市场。以沙巴中华总商会为例，其积极参与中马经济合作，吸引中国投资者在本地开发交通、旅游与农业项目，成为推动区域发展与国际联结的重要力量。此外，数码经济的兴起也为商会带来转型契机。商会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举办电商平台培训、提供中小企业转型咨询，协助传统行业融入现代经济生态，增强全球竞争力。尽管西马的华人商会发展较为成熟，但沙巴与砂拉越的华人商会同样展现出地方特色。东马商会更专注于应对地方经济结构的挑战，特别是在农业现代化、旅游资源开发及本地企业融资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此外，这些商会也致力于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在多元社会中承担经济与文化双重使命。东马商会不仅与西马商会保持联系，也是连接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显示出区域间的协同与互补潜能。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东马华人商会的研究仍属稀缺，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在国家统一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策略。总的来说，自 197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从“商业为本”走向“社群协商”、由“地方行动”迈向“国家参与”乃至“国际联结”。商会不仅在经济层面发挥组织协调与政策倡议功能，也在文化传承、族群整合与国际合作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六、推动教育与中华文化尽管中华商会以推动工商经济为其核心职责，然而在马来西亚，许多地方与州级的中华商会却展现出其多重社会功能，尤其在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维系与发展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实际上，不少商会的成立背景便与推动华文教育息息相关。例如，柔佛峇株巴辖中华商务局在 1908 年成立之初，便于会所左侧搭建亚答屋，设立启蒙学堂，为地方华文教育奠定基础。55 此类“寓教于商”的传统亦延续至战后时期。1955 年成立的北婆罗洲中华商会联合会（今沙巴暨纳闽中华总商会）最初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团结州内华商力量，向新加坡实得力轮船公司交涉，争取配货佣金回扣，用以资助州内华校发展。56 1963 年起，这笔经费更转型为贷学金，开放予沙巴公民及拥有永久居留权的马来西亚公民申请，造福无数清寒学子。57 在各地层面，地方商会也长期积极参与教育事务。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虽属商业机构，却在教育领域不遗余力，不仅创办正修、爱群、华小及华中等学校，还积极推动筹募南洋大学与独立大学经费，资助中学毕业生赴台深造，并设立“教育组”专责教育事务，显示出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隆雪中总）自 1976 年起设立教育组，并于 1983 年起提供中学生助学金，1995 年更增设贷学金机制，同时节”，并持续举办“马华文学奖”至今，已累计举办18 届，是马华文学界的重要奖项之一。该商会的教育基金也长期面向不同族群发放，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公共精神。

《百年中总，共享共赢：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23），页 89。 56 《百年中总，共享共赢》，页 168。 57 黄昆福主编，《马华商会史》，页 6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亦推动文教活动，自 1989 年起与文教团体联合主办“马华文学

第一辑总论

尤为突出的，是部分中华商会更直接创办与管理教育机构，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影响力。斗湖中华商会便是典范，其辖下拥有三所华文学校 —— 巴华中学、津桥学校及公民小学，在全国中华商会中实属罕见。58 丹南中华商会亦曾于 1983 年至 2001 年间直接管理丹南中华中小学。59 此外，沙巴亚庇中华工商总会的教育网络更具规模与历史深度。其创办的亚庇中华学校可追溯至 1917 年，战后学生人数迅速增长，至1960 年代已突破 2000 人。随后，该会又设立里卡士中华学校、必打丹华商学校及哥隆邦启华学校，并管理三所幼儿园，同时协办亚庇中学。基于其长期 “从商不忘教育”的理念与贡献，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于 2014 年荣获林连玉精神奖团体奖，成为中华商会推动母语教育与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典范。此外，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ACCCIM，中总）近年来亦持续强化其教育使命。为鼓励中学生培养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中总自 2007 年起设立“全国中学科技创新比赛”（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 (STI) Competition），旨在通过竞赛平台激发青年对科技与创业精神的兴趣。比赛每年吸引来自全马各州超过百所中学参与，并获得教育部认可。这项计划不仅深化了中总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也突显了中华商会致力于连接教育与国家未来发展的努力。此外，沙巴斗湖的巴华中学自 1964 年起由斗湖中华商会接管，逐渐发展为该地区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独立中学之一。亚庇建国中学则创办于 1963 年，为沙巴州著名的华文中学，商会与校方关系紧密，反映出东马中华商会深度参与地方教育事务的实践。与西马相比，东马商会在华文教育方面同样展现出积

58 59

《斗湖中华商会官方网站》。〈丹南中华中小学董事部/须重新选举前因后果〉，《华侨日报》，2015 年 3 月 22 日。

极作为，尤其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综上所述，马来西亚中华商会在推动地方经济的同时，亦主动肩负起教育与文化传承的使命。其在资助、创办、管理教育机构方面的广泛参与，不仅体现了社群组织的公共性与前瞻性，也展现出华社“兴商兴学”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理想。今天的中华商会，不仅是工商平台，更是华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与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在多元社会中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七、当代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的类型与结构自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马来西亚多个宗乡华团也纷纷响应，陆续转型设立具有经贸功能的新型总商会。2023 年，马来西亚宗乡华团总商会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宗乡团体的组织结构出现新的整合趋势。截至翌年 6 月，该联盟已汇集 54 间属会。60 这类新式总商会的兴起，依据其组织背景与发展目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地缘性总商会、宗族性总商会、功能性或全国性总商会、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总商会、港台澳企业总商会，以及非华团性质的工商组织。首先，地缘性总商会（ Chambers of Commerce by 的强烈认同与地方情感。这类总商会的发展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乡土网络，也在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构筑起以方言群体为基础的经贸交流平台。例如，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于 2016 年正式成立 61，致力于团结全马福建籍商人，并积极推动设立“东盟福建总商会”，联合文莱、菲律宾、越南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建

60 61

〈林顺平：壮大组织争取发言权宗乡华商联吁加入〉，《星洲网》，2024 年 6 月 28 日。《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fcci.org/。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Geographies）主要依据祖籍地划分，体现南来华人群体对原乡

第一辑总论

商会，强化区域性合作与互联互通。62 马来西亚海南总商会则在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2019 年前后由多地海南公会联合成立，旨在推动海南籍企业家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贡献。63 马来西亚广东总商会成立于 2020 年，尽管成立时间较晚，但迅速活跃于工商交流活动，尤其重视与大湾区经济圈的连结。64 此外，马来西亚客联总商会于 2022 年成立 65，强调团结全马客家乡亲，并与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2019 年成立）形成互补，共同拓展客家人在马的经济与文化网络。66 部分原乡社群进一步细化地缘认同，成立更具地域色彩的总商会。例如，马来西亚惠安总商会于 2018 年设立，致力于弘扬惠安传统文化 67；马来西亚安溪总商会于 2020 年 9 月注册成立 68，成为安溪商人在马来西亚的重要交流平台；马来西亚永春总商会则于 2024 年宣告成立 69，强调在新时代下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乡贤网络”；马来西亚德化总商会于 2022 年成立，积极参与陶瓷产业与文化推广 70；而马来西亚佛山总商会则早在 2016 年已注册成立 71，着重于促进佛山与马来西亚之间的产业合作，尤其是在制造业与建筑领域。上述多元化地缘性总商会的出现，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在维系原乡情谊、推动经济协作与文化延续方面的努力，也展现出华人社会在多元环境中高度组织化与活跃的社团生态。

〈 “东盟福建社团总商会”成立刘国泉：携手共赢助力区域经济繁荣〉，《大马华人周刊》，2023 年 5 月 27 日。 63 〈马海南总商会改选·林秋雅当选总会长〉，《星洲网》，2019 年 5 月 16 日。 64 《马来西亚广东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gcc.world/。 65 〈吴荣生：去年成功注册客联总商会等您加入〉，《中国报》，2023 年 7 月 11 日。 66 〈客联会客联总商会邀李爱贤任顾问〉，《星洲网》，2025 年 1 月 24 日。 67 〈惠商〉，《马来西亚惠安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huian.org.my/hui-shang/。 68 〈安溪总商会首届董事会议洪正贤出任总会长〉，《星洲网》，2022 年 1 月 18 日。 69 〈林国兴：时代转变华团设商团势在必行〉，《星洲网》，2024 年 6 月 18 日。 70 〈刘国景：重心转移印度尼西亚首相应争取中国投资〉，《e 南洋》，2022 年 11 月 29 日。 71 《马来西亚 —— 佛山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mfcc.my/。

其次，宗族性总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 by Clans）是以姓氏为组织基础，整合同姓企业家资源与力量，发挥宗族网络的互助功能。此类组织包括马来西亚林氏总商会（2013）72、张氏总商会（2023）73 、刘氏总商会（2023）74 、苏氏总商会（2022）、陈氏总商会（2021）75、何氏总商会（2023）76、沈氏总商会（2018）77、黄氏总商会（2022 年 2 月）78、杨氏总商会（2022）79 、李氏总商会（2023）80 与马来西亚周氏总商会（2025）81 等。这些组织既具传统宗亲色彩，又积极转型参与现代经济发展，在教育、慈善与文化活动方面也有所贡献。第三类为其他功能性或全国性华团总商会，其组织构成较为多元，通常不以地域或宗族为界，而是以跨区域的华人商团联合为宗旨。典型代表包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1990）82、马中友好协会（1992）83、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商会（SAMENTA， 1986）84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2002）85 、马来西亚中国工商协会（2011）86、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2012）87、

〈成立马林总商会配合时代需求〉，《东方 ONLINE》，2017 年 7 月 6 日。〈张氏总商会开首届大会张天保当选总会长〉，《星洲网》，2023 年 4 月 19 日。 74 〈大马刘总商会诞生〉，《马来西亚刘氏总会官方网站》， https://www.mlcc.org.my/news_post.php?news_id=15。 75 〈陈总筹设大马陈氏总商会〉，《e 南洋》，2021 年 11 月 10 日。 76 〈马中何氏总商会新成立招收会员〉，《中国报》，2023 年 6 月 6 日。 77 〈大马沈氏总商会庆 6 周年宴请各界〉，《星洲网》，2024 年 9 月 18 日。 78 《马来西亚黄氏总商会官方面子书》，https://www.facebook.com/mhcc.my/。 79 〈杨明莅：招商引资振经济盼安华访中柬赢硕果〉，《星洲网》，2023 年 3 月 30 日。 80 《马来西亚李氏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Malaysia-LeeChamber-of-Commerce-100095247890820/。 81 〈大马永春周氏公会成立总商会供商业交流平台〉，《中国报》，2025 年 5 月 2 日。 82 《马来西亚 —— 中国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ccc.my/。 83 《马中友好协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pmc.secretariat/?locale=zh_CN。 84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samenta.net/。 85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ceccm.com.my/zh/。 86 〈关于我们〉，《马来西亚中国工商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ica.asia/guanyu/。 87 《马来西亚 —— 中国商务理事会官方网站》，https://mcbc.com.my/ch-main/。 72 7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一辑总论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 2 0 1 5 ）8 8 与沙巴中国总商会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2019）89 等。这些组织往往肩负推动马中经贸合作、政策倡议与商业对话的角色，其影响力逐渐扩大。第四类为近年来因“一带一路”倡议而兴起的一带一路总商会，如马来西亚 —— 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2016）90 与马来西亚一带一路总商会（2015）91，这类机构多由中资背景企业或中马合作平台发起，旨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跨境投资与企业对接，体现商界对中国战略的积极响应。第五类为港台澳企业总商会，主要服务来自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与投资者，协助其在马来西亚落地与发展。相关组织包括马来西亚台湾商会联合总会（1990）92 、马来西亚澳门总商会（2017）93、香港马来西亚总商会（2014）94，马来西亚 —— 台湾国际总商会（2020）95 以及更具地方性特征的如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2017）96 、义乌总商会（2012）97 、安徽总商会（2021）98、厦门总商会（2016）99、龙岩工商会（2017）100、广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网站》，https://www.pucm.my/cn/。《沙巴中国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sccc.com.my/cn/。 90 《马来西亚 —— 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srea.org/。 91 《马来西亚商会（香港及澳门）官方网站》，https://www.mcchkm.com/。 92 《马来西亚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官方网站》，https://www.twcham.org.my/。 93 《马来西亚澳门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mcc.my/。 94 〈香港馬來西亞總商會成立促進兩地經貿聯繫〉，《香港政府一站通官方网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06/P201411060768.htm。 95 《马来西亚台湾国际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atacc.com/?lang=zh-hans。 96 〈总商会的成立与简介〉，《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mscc.my/about-us。 97 〈考察义博会广交会·马义乌总商会 10 月组团赴中国〉，《星洲网》，2012 年 9 月 11 日。 98 〈马来西亚安徽总商会〉，《安徽省侨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ahfoce.org.cn/display.php?id=1618。 99 《马来西亚 —— 厦门总商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MXCC.MY/?locale=zh_CN。 100 〈杨秋丰：工商会牵线搭桥盼加强马中经贸合作〉，《星洲网》，2022 年 9 月 18 日。 89

东总商会（2020）101、粤商总会（2021）102、马来西亚浙江华侨华人总会（最早为温州总商会，2010 年创立，2012 年注册）103、莞商联合会（2017）104 、顺德商会（2016）105 、江苏总商会（2019）106 等。最后，亦不可忽视一些非华团性质的总商会，如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FMM，1968 年成立)，是全马制造业的主要代表组织，目前拥有超过13,000 家会员企业 107；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协会（MCRA，2018 年成立）则汇聚大量华裔餐饮业者，致力于推广中餐文化与提升业界标准 108。这类组织虽非以华人社群为基础，但因其会员结构中大量华人企业的参与，亦成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商业活动的重要窗口。综观上述类型，马来西亚的华人总商会体系呈现出多元、重叠与互补的网络结构。这不仅反映出华人社会的复杂性与包容性，也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经济脉络下，华团组织如何因应需求、重塑功能并拓展其社会角色。从传统宗乡延续到现代跨国商贸，从地方互动扩展至国家层级，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的多样化发展展现了海外华人组织系统的独特性与活力。

《马来西亚广东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gcc.world/。《马来西亚粤商总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55048784796&locale=zh_CN。 103 〈浙江总会简介〉，《马来西亚浙江华侨华人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mzjzh.com/page.php?id=1。 104 《马来西亚莞商联合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80719650538。 105 〈马来西亚顺德商会在吉隆坡成立〉，《纪录小康工程广东数据库》， https://gdxk.southcn.com/fs/sdqk/dsj/content/post_789607.html。 106 《马来西亚江苏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mjeba.my/。 107 《马来西亚厂商公会官方网站》，https://www2.fmm.org.my/About。 108 《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ra.com.my/。 10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01

第一辑总论

八、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作为一种根植于华人社会的制度性组织，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历经殖民统治、战争动荡、独立建国与全球化重塑，其功能与形态不断演化。它不仅是商业网络的联结平台，更是华人社会表达集体意志、参与公共事务、协调内部秩序与对外沟通的重要中介。商会的形成最初源于清末“新政” 对海外华商设会的政策鼓励，但真正推动其发展壮大的，是马来亚多元殖民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华社内部超越帮派、宗族分歧的整合诉求。战前时期，华人商会在缺乏制度代表机制的政治真空中，逐步演化为承接政府行政与族群调解的双重代理机构。其功能涵盖商业协调、教育资助、福利照顾、文化推广及外交沟通，成为当时最具制度化的华社代表组织。二战后至1970 年代，商会则进入转型期：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动国家建设与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在马来亚独立及新经济政策背景下，扮演华社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桥梁，维系族群经济权益与文化空间。1970 年代以后，华人商会除了适应新经济政策与全球化浪潮，商会也努力拓展工商合作平台、重塑组织结构，并对接马中经济交流。近年来马来西亚各类华人总商会的多元结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港台澳企业落地背景下，商会形态趋于复杂与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尤为重要的是，华人商会在促进国家稳定、族群融合与区域合作方面，长期充当着“非正式中介者”与“协商平台”的双重角色。商会不仅是工商界利益的倡导者，也是政府与社群之间的关键沟通桥梁。正因如此，其领导层的变化 —— 由传统“头家型”商人，转向拥有高等教育背景、跨语能力与政策敏锐度的 “绅商型”中坚力量 —— 标志着华社内部精英结构的深刻转型。目前的学术研究已初步建构出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的基本轮廓，尤其对吉隆坡、槟城、诗巫等核心城市商会的发展提供了

较为详实的个案研究。然而，对东马地区如古晋与山打根商会的系统性考察仍显不足；同时，关于商会在新经济生态、跨族群协作、数码转型与青年参与等方面的研究仍属起步阶段。未来研究若能突破传统的地域与组织分析范式，转向跨国比较、网络结构与政策关联性分析，将更有助于深入理解商会如何在 21 世纪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的历史不仅是商贸组织发展的历程，更是海外华人集体身份建构、经济参与路径与社会整合策略的缩影。它见证了华社如何从“落叶归根”的旧时代情怀，走向“落地生根”的国家归属，并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以韧性与组织智慧，持续发挥桥梁与平台的作用。商会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来西亚华社发展的理解，也为区域经济、族群协商机制与侨团制度演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书籍及期刊论文：《百年中总，共享共赢：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23。陈妙恩，〈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看马来西亚华商角色的演变〉。《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16 期（2022），页 58 – 71。黄露夏，〈马来西亚诗巫中华总商会的发展与前景〉。《华侨华人与侨务》，第1 期（1996），页 31 – 35。黄子坚等，《领航与创新》。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2023。李培德主编，《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及社会功能》。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李培德主编,《商会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潘醒农编，《南洋华侨便览》。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3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黄昆福主编，《马华商会史》。吉隆坡：吉隆坡马华商联会，1974。

第一辑总论

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编印，《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三十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砂罗越：编者自印，1976。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工商社团志〉编写组，《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组织发展简析〉。《江苏商论》，第11 期（2005），页 141 – 143。吴华，《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新山：托德书香楼，2002。朱英、郑成林、魏文享，〈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7期（2013），页 102 – 110。朱英，〈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第4期（1994），页 74 – 91。庄国土，〈论清末海外中华总商会的设立 —— 晚清华侨政策研究之五〉。《南洋问题研究》，第 3 期（1989），页 83 – 90。 Chin, Yee Whah, and Yok Fee Le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 no. 1 (2012), pp. 1 – 23. 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ockard, C. A., “The Evolution of Urban Govern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Kuching under the Brooke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2 (1978), pp. 245 – 267.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00006107 Shinozaki, Kaori,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03: Protecting Chines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wo Stat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9, no. 1 (2006), pp. 43 – 65. Song, O. 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Annotated Edition. Annotated by Kevin Y.G. Ta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Wong, Danny Tze Ken, et al, Lead and Grow: 115 Yea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22. Wright, A., and Cartwright, H. A.,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Yong, C. F.,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报章：〈“东盟福建社团总商会”成立刘国泉：携手共赢助力区域经济繁荣〉。《大马华人周刊》，2023 年 5 月 27 日。https://chineseweekly.com.my/ news2023/20230527%20AseanHokkien.html 〈大马永春周氏公会成立总商会供商业交流平台〉。《中国报》，2025 年 5 月 2 日。〈丹南中华中小学董事部/须重新选举前因后果〉。《华侨日报》，2015 年 3 月 22 日。〈马中何氏总商会新成立招收会员〉。《中国报》，2023 年 6 月 6 日。〈士乃中华商会日昨成立〉。《南洋商报》，1947 年 5 月1 日。〈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庆 23 周年〉。《光明日报》，2024 年12 月1 日。〈吴荣生：去年成功注册客联总商会等您加入〉。《中国报》，2023 年 7 月 11 日。 “Government Ban Chamber.”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3, 1932. “Wardens Wanted.”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7, 1940.

网络文献：〈安溪总商会首届董事会议洪正贤出任总会长〉。《星洲网》，2022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20118/nation/3555100 〈班达马兰商业工会·明宴庆 39 周年〉。《星洲网》，2014 年11 月15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41115/%E7%8F%AD%E8%BE%BE %E9%A9%AC%E5%85%B0%E5%95%86%E4%B8%9A%E5%85%AC %E4%BC%9A%EF%BC%8E%E6%98%8E%E5%AE%B4%E5%BA%8639 %E5%91%A8%E5%B9%B4/ 〈本会简介〉。《斗湖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https://www.etawau.com/Organization/Association/CCC.htm

〈本会简史〉。《美里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mirizhongzong.blogspot.com/2017/07/brief-history.html 〈陈总筹设大马陈氏总商会〉。《e 南洋》，2021 年 11 月 10 日。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11110/Nation/492528 〈成立马林总商会配合时代需求〉。《东方ONLINE》，2017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central/2017/07/06/203575 〈大马沈氏总商会庆 6 周年宴请各界〉。《星洲网》，2024年9月18日。 https://www.sinchew.com.my/?p=5929802 〈地南中华工商会〉。《柔佛州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jaccci.pbcms.net/tiram_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本会简介〉。《雪兰莪瓜拉冷岳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https://ppckl.org/aboutus/background-story

第一辑总论

〈古晋中华工商总会过去与未来〉。《InTimes 时代网》。 https://intimes.my/group/050305wee1.htm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古来中总筹备出版 72 周年纪念特刊〉。《e 南洋》，2019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enanyang.my/node/245842 〈考察义博会广交会·马义乌总商会 10 月组团赴中国〉。《星洲网》，2012 年 9 月 11 日。https://www.sinchew.com.my/?p=2004017 〈客联会客联总商会邀李爱贤任顾问〉。《星洲网》，2025 年 1 月 24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p=6243890 〈林国兴：时代转变华团设商团势在必行〉。《星洲网》，2024 年 6 月 18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0618/nation/5693656 〈林顺平：壮大组织争取发言权宗乡华商联吁加入〉。《星洲网》，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0628/nation/5720669 〈刘国景：重心转移印度尼西亚首相应争取中国投资〉。《e 南洋》，2022 年 11 月 29 日。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21129/Nation/503742 〈马海南总商会改选·林秋雅当选总会长〉。《星洲网》，2019 年 5 月 16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p=2881641 〈马来西亚安徽总商会〉。《安徽省侨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ahfoce.org.cn/display.php?id=1618 〈马来西亚顺德商会在吉隆坡成立〉。《纪录小康工程：广东数据库》。 https://gdxk.southcn.com/fs/sdqk/dsj/content/post_789607.html 〈昔加末中华总商会〉。《柔佛州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 https://www.jaccci.org.my/segamat 〈杨明莅：招商引资振经济盼安华访中柬赢硕果〉。《星洲网》，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330/nation/4576245 〈杨秋丰：工商会牵线搭桥盼加强马中经贸合作〉。《星洲网》，2022 年 9 月 18 日。https://www.sinchew.com.my/?p=4098822 〈张氏总商会开首届大会张天保当选总会长〉。《星洲网》，2023 年 4 月 19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419/nation/4623645 〈政府就成立香港马来西亚商会表示欢迎〉。《香港政府一站通官方网站》， 2014 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06/P201411060768.htm 《古晋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www.kcgcci.org.my/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kccc.org.my/ 《马来西亚澳门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mcc.my/ 《马来西亚-佛山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mfcc.my/ 《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fcci.org/

《马来西亚莞商联合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80719650538 《马来西亚广东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gcc.world/ 《马来西亚黄氏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hcc.org.my/?page_id=53 《马来西亚惠安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huian.org.my/hui-shang/ 《马来西亚江苏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mjeba.my/ 《马来西亚李氏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Malaysia-LeeChamber-of-Commerce-100095247890820/ 《马来西亚刘氏总会官方网站》。 https://www.mlcc.org.my/news_post.php?news_id=15 《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MXCC.MY/ 《马来西亚深圳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scc.my/about-us 《马来西亚台湾国际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twcham.org.my/ 《马来西亚粤商总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55048784796 《马来西亚浙江华侨华人总会官方网站》。https://mzjzh.com/page.php?id=1 《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ra.com.my/ 《马来西亚中国工商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ica.asia/guanyu/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网站》。https://www.pucm.my/cn/ 《马来西亚 —— 中国商务理事会官方网站》。https://mcbc.com.my/ch-main/ 《马来西亚 —— 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mcsrea.org/ 《马来西亚 —— 中国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mccc.my/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商会官方网站》。https://www.samenta.net/ 《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ceccm.com.my/zh/

《沙巴中国总商会官方网站》。https://sccc.com.my/cn/ 《沙巴州山打根中华商会官方网站》。 https://cccsandakan.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94951646&idno=3 《沙巴州亚庇中华工商总会官方网站》。https://kkccci.com/ 《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s://acccis.org.my/%e5%85%b3%e4%ba%8e%e7%a0%82 % e 4 % b 8%a d%e 6%80%bb/%e 5% b 1 % 9 e% e4 % b c% 9 a/2 1 % e4 %b8%aa%e5%b1%9e%e4%bc%9a/ 《雪兰莪沙登中华总商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SSCCCI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马中友好协会官方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pmc.secretariat/

第一辑总论马来西亚华人商会史

“About FMM.” Federation of Malaysian Manufacturers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2.fmm.org.my/About “About Us.” Malay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 Macau)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mcchkm.com/ 〈Statistik Pertubuhan Aktif Mengikut Kategori〉。《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ROS）》。https://www.ros.gov.my/portal-main/statistics-details?id= statistik-pertubuhan-aktif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陈琮渊 *、李健友

一、前言马来西亚的家族企业（family business）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其成功有赖于各个层面的创新。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国家，华人持续影响着该国经济发展，华人家族企业多半是活跃于制造、贸易与零售的中小企业，他们主要以家天下模式运作，即在创业者家族内部传承、维护和发展企业，适应在地体制的同时，向现代化、国际化企业转型，创造出独特的商业文化。1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政策驱动及企业管理是关键。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华南先民下南洋谋生，一些华人先民秉承原乡文化及技艺开始创业，亲族与方言群更是最基本的劳动力及顾客来源，利用商业网络来促进经济利益，发展出方言群与特定行业高度绑定的华人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现象。2 马来（西）亚独立后实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政策，希望透过中小

* 陈琮渊博士（Dr. Tsung-Yuan CHEN），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东南亚史研究室主持人。 + 李健友博士（Dr. Kean Yew LEE），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马大华人研究中心学术成员。 1

李健友、哥美兹，〈隐形知识的转型：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制造业研究〉，《八桂侨刊》，第 2 期（2017），页 3 – 15。颜清湟，〈新马华族的传统行业组织 —— 海外华人传统文化的沿袭〉，《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八方文化，2010），页 33 – 5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型企业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70 年代初马国实施的“新经济政

第一辑总论

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促成了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的“公私合作”，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转折。3 当时大型华人企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同时受到政府监管；中小型华人企业进展较慢，面临更多市场竞争压力。有鉴于政府的土著扶持政策主要倾向马来族群，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企业主更倾向于与有影响力的马来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合作获取政府资源。然而，华人家族企业主通常不愿意公开上市或向外融资，主要原因是担心被盯上而导致不必要的干预或政策风险。4 就创立先后及发展情况而言，马来西亚的华人家族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类：老钱（Old Wealth）、新贵（New Wealth）和中落（Declining Wealth）。5 简单来说，老钱指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成立的家族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人多半不掌握先进技术，倾向采用传统而父权的管理模式。然而，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这类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华巫企业联盟迅速形成，一些土著政客权贵成为华人企业的“沉默合伙人” （silent partner）影响了老钱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向，马来人提供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华人提供资本、技术和专业知识。而那些能够适应新经济政策的华人家族企业即所谓新贵。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二代参与经营管理，能够顺利推动合资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的马来人与华人企业家之间建立跨族裔的商业联盟。然而，如果家族企业无法适应

T. Gomez,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Accumulation, Ascendance, Accommod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J. K.Y. Lee and J.A. Xavier, “Strategizing Family Business with a Chandlerian Perspective on 3Ms: A Case Study of London Biscuits Berhad in Malaysia,”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 vol. 16, no. 1 (2022), pp. 181 – 199. P. K. He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35, vol. 3 (1997), pp. 262 – 292; Y. W. Chin, “State Intervention in Business and Malays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 vol. 2 (2015), pp. 1 – 26.

政策变革，效率低下、增长缓慢，以及企业缺乏研发创新和专业管理，就会进入衰退或停滞阶段，成为中落者，令人直接联想到成语“家道中落”。既有文献常将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的特色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华人家族企业往往更强调永续经营、代代相承，而非快速扩张或提高营业额。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对家族本身和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家族成员掌握所有权和控制权，从而主导企业的发展。华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通常从幼年时期起就接受接班的安排与训练。这点至关重要，要想富过三代，就必须由杰出且靠谱的血亲或姻亲来接班，这也才能延续符合主流价值的家族传统与光荣。其次，马来西亚只有少数华人家族企业成功打造兼具本地和国际声誉的品牌，这些企业多半是上市公司。更多的华人家族企业以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方式摸索创新之道，维持企业发展。那些无形的、独特的、无法被复制的资源是华人家族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管理和传承这些资源，将决定其长期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第三，华人家族企业在不同产业中的生存利基及发展策略有别，包括利基市场、垂直整合、多角化发展等。例如，马来西亚新一代华裔家族企业家更倾向于利用跨国华人市场来促进发展，也就是利用全球化的契机，而非依赖跨族裔商业合作或固也会实行不同的策略，并选择同族或跨族网络来发展。6

J. A. Xavier, G. K. Siong, J. L. K. Yew, N. Jiang, & P. N. Alagappar, “Fostering Business Growth through Generational Change: Is Guanxi Still Important?,”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6, vol. 2 (2021), pp. 228 – 248; J. K. Y. Lee, “From China to Fostering Rooting Innovation in Nanyang: Three Generations of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Food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7, no. 4 (2024), 1205 – 122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守在国内市场。另如前所述，不同规模及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

第一辑总论

然而，上述的研究发现及论断，主要来自西马的经验研究及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个案分析。更重要的，现有文献几乎将马来半岛等同于全马来西亚的情况，无论过度强调跨族合作寻租（rent-seeking）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或是在忽略东马的情况下宣称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共同特色，皆有必要进一步商榷。我们认为，以“新经济政策”为发展分水岭的一刀切的做法，背后的逻辑过于重视大马共有的历史源流及联邦（中央）层次的种族资源重分配效应，一方面忽略了东西马脉络差异（如政权变迁、种族组成及互动关系）及州层次的政商关系，也没有细致处理另一种“结构”—— 也就是族群内部的方言群消长及家族经营动态，因此无法解释何以在相同的政经结构下，并非所有的华人家族企业都积极建构跨族政商连结，也并非只要进行跨族策略结盟或响应“华人大团结”，便能保证经济上的成功。相比于西马，砂拉越、沙巴华商发展并不逊色，当地一些华人望族企业经营有方，又因为历史背景及当地林矿资源丰富等因素，在新马政商变局中曾发挥关键影响。甚至可以说，支撑他们崛起的政商关系及机会结构，可以追溯到马来西亚联邦组建，乃至于英殖民时期，有其值得关注的发展路径及华商文化特点。然而，相较于新加坡与西马，东马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聚焦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史，探讨其创业过程、帮权特质及传承情况，进行简要的对比及综合分析，探索大马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色与挑战。

二、东马的特点：政经脉络及帮权结构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并非横空出世，其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脉络及制度环境。在进一步讨论东马的华人家族企业前，有必要了解当地的政经脉络及帮权结构。

世人所习称的西马乃指大马于马来半岛的 11 个州及吉隆坡（Kuala Lumpur）、布城（Putrajaya）两个联邦直辖区，东马则指砂拉越、沙巴两邦，以及沙巴外海的纳闽（Labuan）直辖区。目前马来西亚联邦体制下的东、西马，在独立前（马来亚与砂拉越、北婆罗洲）虽同属英国势力范围，但管理体制的形态与渊源各自有别。沙巴旧称北婆罗洲，1881 年到1946 年间，由获得特许状的英属北婆罗洲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控制管辖，1888 年英国政府正式置北婆罗洲于其保护下，1946 年后才转为英国直辖，原先由英国殖民部管辖的纳闽也在此时划入英属北婆罗洲殖民地。砂拉越原乃文莱苏丹领地，英国冒险家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趁势蚕食鲸吞，肇建王朝开启了 1841 到1946 年间的百年国祚；砂拉越于1888 年接受英国为其保护国，历经前后三任拉者（Rajah）的统治后，第三代继承人维纳·布鲁克（Vyner Brooke）于 1946 年决定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以解决政府及其个人的财务困难。7

（一）政经差异由上可知近现代史上，东西马政治领域及行政体系长期各自运作，砂沙与马来半岛既无隶属关系，亦少直接往来。1960 年代初，砂沙两邦因为参组“大马”的政治整合，在经济上与马来半然而在政治分家之后，经济却也渐行渐远，甚至彼此竞争。首先，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当属合并过程中逐渐讨论形成的保护条款。砂拉越、北婆罗洲及文莱三邦在合组大马前，曾透过政党及社团向英、马两国政府成立的科波德调查委员会

陈荣福，《认识北婆罗洲（North Borneo）、砂拉越（Sarawak）、沙巴（Sabah）各民族文化论述》（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2017），页 31 – 3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岛日益对接；反观新加坡与马来亚在历史上向来是一体连动的，

第一辑总论

（Cobbold Commission）提呈若干保障要求之草案，8 嗣后经四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次“马来西亚团结咨询会议”（Malaysia Solida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讨论修订为备忘录，确保砂沙汶三邦之婆罗洲化、教育文化、移民管制及财政税赋受到特别保障，不受合组马来西亚之影响。1962 年 8 月 1 日，英国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宣布原则上将在 1963 年 8 月 31 日正式成立马来西亚，同时也宣布设立一个州级政府委员会，商讨拟订砂拉越和北婆罗洲合组马来西亚的条件和安排。各邦代表讨论后所签署的报告书，涵括前述保障计二十项，通常被称为“立国契约”或“保障条款”。9 在这些保障条款及婆罗洲化原则下，复以地理上远离政治中心吉隆坡，使砂沙在大马成立初期拥有较佳的行政自主权并保留了相对独立的商业运作体系。其次，在经济方面，砂拉越及北婆罗洲皆拥有丰富的矿藏及森林资源，开发管理方式则取决于政权性质及政策方向。在砂拉越，布鲁克家族不仅不鼓励自由贸易，更反对包含英资在内，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外来资本。因此，布鲁克王朝的历任 “白人拉者”（white Rajah），一方面透过拉拢、联姻、镇压及煽动部族对立等方式巩固王权；在行政上刻意维持拼接式的法典及松散的官僚体系，操弄各族平衡、防止反对势力连结以遂行威权统治；另方面透过恩荫关系及经济利权的予夺来笼络、控制华

如北婆罗洲联合党于 1962 年 3 月 1 日呈交给该会的〈马来西亚备忘录全文〉，就有以下说明及诉求： “北婆罗洲不是一个马来亚化的国家。虽然我们有很多与马来亚相同之情形。（显著的有法律，司法制度及英巫语言等）但亦有很多情形北婆与马来亚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离开吉隆坡一千哩之遥，我们当地的土著民族大部份不是回教徒。我们没有一个统治我们的王族。我们也不要一个王族来统治我们，我们的人民希望在以后的三两年间获得自治，到时我们对北婆罗洲的政策及发展将有远较目前为大的发言权，根据马来亚方面所提议的马来西亚，不独夺去我们自治的愿望，且亦将切是寔地剥夺了现在我们正应用中对我们自己事务控制的每一项行使权力。”北婆罗洲联合党，〈科布特调查团马来西亚备忘录全文〉（山打根：艺通印务公司，1962），页 7。李振源、林家昌、黄纪邻，《砂朥越历史回顾》（古晋：国际时报，未著出版年），页 61 – 67。

商领袖，发展封建式寡占资本主义。10 这种维持各民族平等的殖民管制思维，体现在〈砂罗越华人政务司致华人甲必丹及侨长通告〉，该通告第七条言明“相信君等亦了解本政府对一切居住 “砂罗越”之人民，常时所给与之保障，及土人并其他民族一视同仁之公平待遇继续施行，而亦了解君等之职责所在，理应将发现有不公平事件或歧视情形，呈报政府知之。”11 事实上，布鲁克王朝相当重视侨领及华商。当地经济利权也几为华商所囊括，王长水、黄庆昌等殷商多与拉者关系密切。12《砂罗越国志略》〈商業志〉也有以下记载：越之商业多在华人之手，彼承其祖业，享此间之幸福，鲜有弃侨地回居其祖国者；且一生未尝回祖国者亦多有之。至商业中不论何事，尽得与政府磋商。13 1946 年砂拉越让渡后，英殖民政府通过新的森林及土地开发条例以开发财源，以满足发展所需。当时在砂拉越： “华商都是经营货物的批发和零售，并收购土产等业务 …… 本邦的整个贸易，都要经过华侨，他们是采取一种小型的商店买卖。在大市镇和小市场，有许多中国商店只做现款交易卖货，但是有许多是除了出售杂货外，还兼收树胶或其他土产。”14 对英国而言，确保砂拉越、北婆罗洲参加“大马计划”不生变数才是重中之重。当

J. H. Walker, Power and Prowess: The Origins of Brooke Kingship in Sarawak (Crows Nest, NSW,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11 砂拉越州立图书馆藏 Resident Office Document，档案号：RO592，作者翻拍。 12 R. H. W. Reec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rookes’” in R. A. Cramb and R. H. W. Reece eds., Development in Sarawak (Clayton: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8). 13 林守駰，《砂羅越國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页 72。 14 砂朥越政府新闻处，《一九五四年的回顾》（古晋：砂朥越政府新闻处，1954），页 8。 1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局一方面以木山准证（license）、银行执照等经济利权笼络各族

第一辑总论

领袖头人，同时鼓励他们成立政党为其喉舌辅翼。林鹏寿等华人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家族企业也随之快速崛起，在马来西亚成立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图 1）。英国虽为巩固其政经影响力而为之，同时也成就出砂拉越华人傲人的经济势力，并为日后备受争议的“金钱政治”、 “木山政治”种下祸根。15

林鹏寿在砂拉越参组大马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图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Malaysi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1983: 45.

北婆罗洲方面，历史脉络与砂拉越有相近之处，却也有所不同，北婆罗洲原为汶莱苏丹领地，1881 年北婆罗洲公司获得特许状后不断发展扩张，至 20 世纪初完全辖有今日沙巴的版图为止，不仅独占当地经济利益，更握有各项管制权，乃一作为“邦” （state）而存在的政治实体。北婆罗洲的经济利源主要来自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如木材、矿产及农作物种植），1913 年颁布

陈琮渊，〈砂拉越华人资本发展探析 —— 以福州与客家两个族群为中心〉，《淡江史学》，第 17 期（2006），页 295 – 320。

移民条例大量招徕华人，自行开店、担任英国商行的代理商成为不少华人头家的发迹途径，但经营规模仍远小于后者。16 北婆罗洲公司的宗旨是商业利益极大化，强调经济作物、矿藏开采及进出口贸易，其商业投资与伦敦政商利益纠结连动，对英国资本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统治独立性未及砂拉越，其行政组织及法令章典亦多采借自英国殖民体系。在参组马来西亚之前出版的教材是这样描述北婆罗洲公司及其发展政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地方上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同时确保社会的安宁 …… 这间公司，像世界各国政府一样，抽一些公正的税。它的动机是希望利用这些税款建筑道路，医院，学校，及发展地方公共事业，而且派适量的利息给公司在伦敦的股东。17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婆罗洲一直由英属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统治。18 二战结束后，受限于公司体制及运作经费，北婆罗洲的行政治理积弱不振，且由于经济开发破坏原住民族的生存权益，疲于应付各地迭起的反抗运动，19 在无力从事复员重建工作的情况下，遂于1946 年 6 月 26 日与英国殖民大臣签订让渡协议，北婆罗洲由特许公司转为英国殖民地。对华商的发展而言，早年华人是仅次于杜孙族的第二大族少见。20 沙巴也有闽粤华商在山打根、西海岸各埠发展，他们与

D. T. K. W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17 白克利（C. Buckley）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简史》（伦敦：北婆罗洲教育部， 1962），页 31 – 32。 18 谢育德，《北婆罗洲（沙巴）百年简史》（斗湖：斗湖日报社，1981），页 7。 19 A. Kaur, Economic Change in East Malaysia: Sabah and Sarawak since 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20 河合洋尚，〈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客家人 —— 关于移民、认同感、文化标志的多地点考察〉，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第 97 期（2018），页 265 – 280。 1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群，当地华人多为客家人，但对于客家经济与企业的分析却很

第一辑总论

香港、新加坡往来密切，在农、工、商及公共服务领域很有影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响力。21 不仅今日所见的北婆罗洲城镇都为华人所建，山打根更有“小香港”之称，乃至于北婆罗洲“所有各城市的各种商店、旅社、饭店、书局、杂货店等，几全为中国所有。”22 1913 年出生的前保佛中华商会主席符拔英就曾经营过理发室、弹波桌、咖啡店、摄影室、胶片土产买卖、电发、建筑包工、什货店、人力锯板、金铺、药房等 12 种工作，北婆罗洲华商的勤奋与韧性可见一斑。23 在此脉络下，沙巴华商（尤其是广府人和客家人）的家族企业，其资本和贸易网络高度依赖南海至香港、乃至台湾和东南亚其他港口的航运与贸易线。

（二）帮权结构海外华人方言群类聚营生的现象，最初基于沟通及谋生的利便。在东南亚，华人方言群与行业的关系就几乎等同于方言群与乡镇的关系，进而发展出方言群的生计聚落隔离模式。由于华人往往依据商号、营业场所、居住者之所属方言群为地点、街道命名，因此方言群聚居模式的地理分布可从上述社会机构的所在地，以及街道名称中看出端倪。24 另一方面，方言群经济势力的兴衰也是值得观察的面向，在砂拉越，福建、潮州因为较早投入贸易、种植及开矿获得可观财富，对比于战后快速崛起的福州、客家社群，应与后进方言群的创业精神跟行业变迁有关。更重要的，影响华人家族企业的方言群结构及传统优势行业并非全马一致。

曹淑瑶、古鸿廷，〈马来西亚沙巴华社领袖人物的尊称〉，《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第 1 期（2020），页106 – 124。 22 阎志恒，《北婆罗洲问题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页 6。 23 谢克钿主编，《北婆年鉴》（亚庇：华侨日报社，1952），附录。 24 L. F. Ma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在砂拉越， “早期的金匠和钟表匠都是广东人，因此金银匠和钟表匠这行业都操在广东人手里，当然，有些金店和钟表店是有钱的福建人或者潮州人开的，可是，你会发现店里的工匠通常还是广东人。同样地，古晋和美里的白铁几乎都是客家人，而家具细木匠都是中国南方说普通话的人的专业。”25 在沙巴， “客家人广阔具策略性的据点有助缔结了非常良好的网络。许多缔结联盟大大地促进收集和分发系统。在每一个埠镇，客家商店是名符其实的农产品如椰子、橡胶等等的交易中心。在沙巴各地交易网络中，客家零售商是普遍常见的人物。”26 早年华人社会帮权意识的浓厚，商业经营也以家族为核心，华商基本上都会找本帮的金融机构合作。1929 年时，周玉麟成立的华达银行，是诗巫最早成立的华资银行。27 其继承人也是诗巫漳泉领袖周平清先生回忆韩战爆发后，早期在山上乡下务农的福州人种树胶赚了大钱，开始来到市区做生意。当时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漳泉人、潮州人手里，他们从新加坡来，从事土产的收购与买卖，一方面把东西卖到新加坡去，也把一些生活必需品卖给土著。福州人是后起的族群，为了要与漳泉人能够竞争，他们很强调合股做生意，后来发展得很成功。相对之下，漳泉人独资比较多，也渐渐走向没落。由此可知，华人方言群的创业精神与是否能和衷共济，不仅能影响家族企业的兴衰，更决定了方言群经济折点进行投资。28 Tom Harrison 编，黄俊贤译，《砂朥越民族丛谈》（古晋：婆罗洲文化局，1962），页 81 – 82。 26 张德来，《沙巴的客家人：客家华人贡献沙巴州现代化之探论》（亚庇：沙巴神学院， 2002），页 383 – 384。 27 马来西亚华资银行发轫于1905年在古晋由林氏兄弟创立的广利按揭与汇款公司，1934 年易名广利银行（Kwong Lee Bank）。历经易主，该行于1994 年被收购并演变为今日的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在经历 2000 年代官方主导的金融业强制合并后，早期繁盛的华资银行多被吞并洗牌，如今大马仅存两家华商主导的本地商业银行：丰隆银行与大众银行（Public Bank）。 28 已故华达银行前首席执行员周平清，2010 年 4 月16 日访谈记录，陈琮渊采访缮稿。 2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势力的消长，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能否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转

第一辑总论

方言群作为海外华人重要的社会组织原则之一，虽然随着时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代变迁影响力大幅限缩，但帮权的消长及行业参与情况仍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华人族裔经济的内部动态。早年华人移民拉帮结派、追逐财富，既是随遇而安的环境适应，也是传统中国家族观念的延伸所致。砂拉越华人社会组织，无论是血缘、地缘或业缘，皆以家庭为基石，帮权之分野也反映了衍生自家族观念的生存实践；另一方面，华人经济活动也以家庭为核心，深刻影响企业的控制及组织形态。29 必须指出的是，家族企业也会引起任人唯亲等负面疑虑，特别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人们更大程度地关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的流弊。由于被认为是一种将被现代公司制度所淘汰的组织形态，传统以家族经营或控制的华人家族企业往往受到以下批评：一、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效率不彰；二、经营专业知能不足，只能固守传统贸易及制造产业；三、重视网络，形成裙带关系。这样的观点乃假定专业经理人的效率必然优于家族企业，前者长期而言将取代后者。然而，世界上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华人企业的协作网络及特殊信任关系更被视为是家族主义、帮权意识的拟态或延伸。更重要的，由家族控制的企业组织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从未消失，也非华人独有，部分家族企业表现明显超越专业经理人。因此，并不能以家族企业一定有问题，专业经理人制必然较佳来评价。

三、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是马来西亚华人族裔经济的核心。在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通常都是由个人或单一家族拥有最终控制权的家族企业，

陈琮渊，〈战后砂拉越客家产业的发展及其族裔经济变貌（1949 – 2000）〉，萧新煌、张翰璧主编《东南亚客家族群性的多样展现》（台北：巨流，2024），页 99 – 148。

而不是股权分散于社会大众的现代公司。在族裔与经济逻辑的交互作用下，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及帮权组织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结构，展现彼此竞合的活力与张力。砂拉越位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岛北部，自19 世纪以来，华人家族企业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家族企业透过多元化经营和代际传承，奠定了砂拉越经济的基础。本文认为，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亦可分为三大群体。第一个群体发迹于布鲁克王朝时期，以田考、王友海、刘建发家族及其后代为代表，他们与布鲁克家族关系良好，30 同时亦应纳入与之有血缘及姻亲关系的王长水、黄庆昌等古晋望族，以及诗巫的周玉麟、美里的杨书扣等家族。他们经营土产、种植、开矿、贸易、汇兑、建筑、船务起家，约略等同于西马的老钱。第二个群体是崛起于韩战到大马成立前后的华人家族企业，以林鹏寿、黄传宽、陈立训、刘会干、张晓卿、戴承聚等家族为代表，他们因为经营木山、银行等特许性质生意发家，他们的成功早于西马的新贵华人家族，且最重要的政商关系当是与“白毛”—长期执政的砂拉越前首席部长/州元首泰益玛目（Tun Pehin Sri Haji Abdul Taib bin Mahmud）家族的结盟；这个群体同时亦应纳入李志明、蔡子今等实业家，其致富与种植及土地增值有关。第三个群体与第二个群体有所重叠，有时不易区分，其企业在新经济政策到千禧年之收录在陈淑惠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 Sarawak, Malaysia: Life Stories 一书中的十个案例，呈现了此一集团的成功与发展之道。31 该书选取多个典型家族企业个案，包括从早期移民艰苦创

李振源整理，《华商岁月：古晋中华工商总会 120 周年会史》（古晋：古晋中华工商总会，2010），页 27。 31 S. H. Ting,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 Sarawak, Malaysia: Life Stories (Kuching: UNIMAS Publisher, 201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间快速发展，透过多元化、全球化的经营，看准时机及时转型。

第一辑总论

业，到二、三代传人逐步接班的全过程。这些家族企业涵盖行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业广泛，从传统的杂货贸易、木材业、种植业到现代服务业，反映砂拉越华人在政治结构、种族政策与经济转型中的独特处境。个案事例显示，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的成功往往依赖强烈的家族凝聚力、灵活的商业策略与广泛的社会网络。同时，这些企业普遍面临代际传承的困境，包括子女教育水平提升后职业观念的转变、家族内部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年长一辈普遍强调“吃苦耐劳” “以和为贵”，而年轻一代则更倾向专业化管理与现代企业治理。这种传统与现代、家族与专业、集体与个人的拉扯，也是马来西亚多数华人家族企业的核心矛盾。个别成功传承的企业，往往结合华人传统的家族伦理，同时引入外部专业人才与现代制度，使企业兼顾情理法与商业效率。总体而言，本书的个案折射出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不仅是商业集团，更是文化传承、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虽然值得研究的个案远不止于此，但此书确实是少数探讨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的著作。家族企业是砂拉越出现最早的华人企业形式，诗巫更是砂拉越众多知名华人企业的发源地，全马最富有的华商当中，就有好几位来自诗巫，可谓是不逊于首府古晋及第二大城美里的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重镇。事实上，诗巫不仅是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的经济重镇，更是众多成功华人家族企业的发源地，特别是福州族群的商业大本营。自 20 世纪初黄乃裳率领福州乡亲南下垦荒以来，当地华商的资本积累经历了从早期的农业种植（如橡胶、胡椒），到中期木材采伐与加工，再到后期进军油棕种植及多元化产业的演变。这种依循自然资源开发的扩张轨迹，造就了诗巫在砂拉越民营经济中不可撼动的地位。32

陈琮渊，〈砂拉越福州族群发展史〉，《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7 期（2005 年 7 月），页175 – 222。

成立于 1975 年的常青集团（Rimbunan Hijau Group）是诗巫、砂拉越乃至东马规模最大的华人家族企业典范之一。该集团由丹斯里张晓卿爵士自一家小型伐木公司起步，现已发展为横跨木材加工、油棕种植、媒体出版及油气开发等领域的跨国综合企业。其代际传承与治理模式，深刻反映了诗巫华商在应对企业现代化与家族控制权间求取平衡的智慧。在经营管理权上，常青采取了“家族成员主导、专业经理人辅佐”的模式，尽早将二、三代家族成员安排至关键岗位历练，并高度倚重外部经理人团队，形成高效管理梯队。产权控制方面，有别于个人直接掌控绝对股权，集团设立多家“家族控股公司”（如张道赏控股等）进行变相的交叉与金字塔式控股，掌握旗下上市公司的核心股权。这种独特的股权互锁策略，既能防止家族股权在传承中因后代繁衍而稀释，又能有效隔离风险、避免内部纠纷，维系家族团结与企业长治久安。此外，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共富文化，是其突破“富不过三代”魔咒的核心动力。常青的发展历程与传承策略，不仅是自身成功的基石，也折射出诗巫大型华人家族企业探索基业长青的缩影（表 1）。33

陈铠辉，〈砂拉越诗巫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以常青集团为中心的研究〉。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202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一辑总论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表 1：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举隅：以诗巫为中心企业名称

创始人、创立年份

黄传宽集团

主要业务

业务区域

继承状况

黄传宽、 1950

主要业务为木材业，房地产开发，机械代理贸易，旅游业等。后期也拓展至大型油棕种植园。在马上市公司为 WTK。

集团在大马、新加坡、利比亚、英属维京群岛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公司运营木材业。

早在九十年代第二代已接班经营黄传宽集团，现第三代接手。

启德行集团

刘会干、 1962

最初代理当地板厂的原木和板材如兰敏木材及锯木出口，逐渐多元化，扩展至山林木材砍伐、植树及销售、其他相关材料贸易，以及代理国外进口机械产品与系统等。在马上市公司为 BLD。

业务主要覆盖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及中国。

启德行接班人为刘会干的儿女。刘利康已成功接班成为董事经理，刘利民等家族第二代成员亦在集团里兼任要职。企业也非常器重专业人才。关键岗位主要外聘职业经理人担任。

中央冷藏

张仕国、 1969

核心业务可以划分为 6 大类：食品加工业、海产养殖业、连锁超市、产品代理、房地产开发和造船业。在马上市公司为 CCK，新加坡上市公司为南昌公司。

业务地区主要为马来西亚全国各地。

企业日常经营职责已交棒于其长子。张仕国已逐渐身居幕后兼任非执行主席一职。

企业名称

创始人、创立年份

主要业务

业务区域

继承状况

黄国惠、 1985

一家拥有伐木执照和油棕园种植公司，过去一直以木材为主。2008 年进军油棕业务。其种植地都集中在砂拉越中心地带。在马上市公司为大安控股。

主要生产基地为马来西亚砂拉越及澳大利亚。

创始人黄国惠还在任总裁职位，并由其公子担任首席运营官。

常青集团

张晓卿、 1975

常青集团是源自东马、规模最大的华人家族企业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前十大企业之一。业务横跨木材出口与加工业、媒体与出版业、油棕种植与工厂，以及石油与天然气。常青集团的业务也涵盖采矿、水产养殖、资讯科技、贸易与产业发展等。在马来西亚交易所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即世华媒体、常青油棕、常成控股和常丰控股。

除马来西亚外，在新加坡、印尼、柬埔寨、香港、日本、韩国、所罗门群岛，澳洲、俄罗斯、刚果、巴西、加拿大和美国均有业务。也在中国钦州、上海、哈尔滨和广州进行投资。

张晓卿的长子张昌恩、已故次子张昌富，以及张莹、张晶、张超、张聪等女儿。

资料来源：陈铠辉，2022：20 – 2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大安集团

第一辑总论

仰赖于战后伐木及金融业的黄金发展时期，诗巫华人家族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企业的规模也不断成长扩大。至今为止，黄传宽机构（WTK）、常青集团、启德行集团（KTS）、越邦集团（Pansar）、中央冷藏（CCK）等资产过亿的跨国企业集团总部及附属公司都还留在诗巫。砂拉越接近半数的上市公司为诗巫华人企业，总市值接近 60 亿令吉（若包括非上市公司，总值可能达到数倍）。诗巫华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中，不少人早年以割橡胶、耕种农业为生，也有涉足卖鱼、木炭、饲料、杂货、机械、零件和航运等。待累积一定的经验、资本与政治人脉资本后，这些企业壮大后，转而进军木材业与银行业，再将获利大规模投入农牧业，如油棕园、鱼虾、家禽饲养等。上下游业务整合是诗巫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首选，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在特定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相较之下，选择多元化发展的企业，可让继承者在新领域发挥所长，减少家族成员的冲突和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诗巫华人家族企业的崛起不能仅从企业经营能力或方言群互助来解释。吴益婷对战后砂拉越华人政治与区域主义的研究指出，砂拉越福州木材大亨的形成，与全球木材贸易、个人能动性、地方华团网络及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所代表的政党政治密切相关。34 换言之，诗巫华人家族企业既是资源型产业扩张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商结构和华人社会组织共同塑造的结果。综上所述，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体现出以下特点，这使得砂拉越的华人家族企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发展壮大。

Ik Tien Ngu, Ethnic Chinese Politics in East Malaysia, 1945 – 2018: From Timber-tycoons to Sarawak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26).

1、多元化经营：许多家族企业从单一行业起步，逐步拓展至多个领域，以分散风险并抓住市场机遇。 2、家族管理与专业化并行：企业初期多由家族成员管理，随着规模扩大，逐步引入专业经理人，实现管理的现代化。 3、重视教育与传承：家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鼓励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企业中担任重要角色，确保家族事业的延续。 4、灵活应对政策与市场变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家族企业展现出高度的适应能力，通过调整经营策略和业务范围，保持竞争力。

四、沙巴华人家族企业沙巴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既与华人移民的个人创业和方言群网络有关，也必须放回北婆罗洲公司殖民地的制度环境中理解。沙巴旧称北婆罗洲，1881 年后由英属北婆罗洲公司经营治理，其政治经济不同于砂拉越布鲁克王朝的家族式王权，也不同于马来半岛的殖民行政体系。北婆罗洲公司的统治目标，主要在于透过土地、矿产、木材、种植与进出口贸易开发商业利益；华人移民因此多在“公司殖民地—商埠—资源执照—华人与小商人，或经由香港、新加坡等转口网络进入山打根、斗湖、亚庇等商埠，逐步成为连接殖民政府、国际贸易、资源开发和地方社会的中介力量。35 1947 年《北婆罗洲年度报告》亦显示，战后北婆罗洲的复员重建与贸易恢复，仍高度依赖资源输出、农业

D. S. Ranjit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头家”的结构中寻找发展机会。早期华人或被招徕为劳工、农民

第一辑总论

生产、港口流通和商业税收，这为华商重新积累资本提供了制度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空间。36 从人口与方言群结构来看，沙巴华人以客家人为主。既有研究指出，客家人约占沙巴华人总数的 58%，为当地最大的华人方言群体；其他尚有广府人、福建人、海南人及少数潮州人。37 客家移民多来自广东宝安、梅县、花县等地，较常进入农业、橡胶种植、小商贸与城乡货物流通网络；广府人多来自香港、澳门、中山等地，经由商船贸易进入山打根一带；福建人主要来自安溪、永春，常经新加坡转入沙巴，以商贸经营见长；海南人则因餐饮、渔业和咖啡店经营而形成较鲜明的行业特色。38 因此，沙巴华人家族企业的形成，并非单纯的“华人商业成功”叙事，而是移民来源、方言群互助、殖民地土地制度、商埠贸易和资源执照共同作用的结果。早期沙巴华人多以体力劳动和小本经营起家，例如在橡胶园、木材业、矿业和手工业中谋生。二战前，英资企业和殖民政府鼓励橡胶、烟草、木材等资源型产业发展，部分华人由劳工、佃农、小贩逐渐转为小地主、承包商与商号经营者。随着华人逐步取得土地、商号和贸易通路，广府人与福建人较早进入杂货、麻制品、食品出口和港口贸易，客家人则在乡区农业、小商贸和收购网络中形成优势。战后华商势力更为突出，时人即记载： “沙巴州各市镇，绝大多数的工商业，都是由华人所经营，大自银行，商行，中而各类商店，小至小贩，十居其九都是华族的产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Annual Report on North Borneo, 1947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48). 37 李勇，〈语言、历史、边界：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的变迁〉，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2》（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页131。 38 D. T. K. Wong, “Chinese Migration to Sabah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rchipel 58 (1999): 131 – 158. 36

业，其他各族兄弟的商站为数甚少，有些大商行，几乎在各大市镇都设有分行，营业范围广泛，可见营业发达的一斑。”39 对于沙巴华人家族企业由战后至今的发展，以下将结合田野调查、纪念特刊及已故沙巴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友仁的访谈资料，并以斗湖为中心，对沙巴华人家族企业进行侧写。战后沙巴华人家族企业大体可从种植与食品加工、木材与建筑、餐饮与零售、上市集团化及专业治理等层面观察。40 在种植业与食品加工方面，方德源家族是最具代表性的福建商人家族之一。方氏立基于斗湖，早年从可可与农产品贸易起步，后扩展至可可种植、巧克力制造、油棕种植及相关加工产业。德源集团由多家跨行业公司组成，业务涵盖资源基础工业、非能源基础工业、农业与贸易。其上市平台德源首要（Teck Guan Perdana Berhad）今日主要经营可可产品、油棕产品与企业服务，其子公司则涉及可可脂、可可粉、干可可豆、棕榈仁油、油棕及可可种植等业务。41 方德源家族的案例说明，沙巴华商并非停留在传统买卖，而是能透过纵向整合，将地方农产品转化为加工、出口与跨区域投资。在木材业方面，刘玉波家族更能体现沙巴资源执照经济与华人头家政治的结合。刘玉波年轻时自潮州龙溪南来山打根，后在斗湖地区从事伐木承包与木材出口。1950 年代，他开始承包伐木有“木材大王”之称。1983 年，刘氏收购马来亚磨石，成为较早拥有上市公司的东马华商之一；玉波控股（Gek Poh Holdings）则为其家族商业体系的重要核心。刘氏亦长期活跃于华社组织，曾任马潮联会主席、沙巴中华总商会监事长、斗湖潮州公会副理

江水清主编，《砂沙汶工商业指南》（诗巫：慕娘印务有限公司，1981），页 47 – 48。已故沙巴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友仁，2008 年 8 月12 日访谈记录，陈琮渊采访缮稿。 41 德源（中国）公司网站；http://61.177.200.54:9955/，取用日期：2025 年1 月 23 日，另见 Teck Guan Perdana Berhad, Annual Report 2025。

39 4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工程，1960 年取得伐木权，逐渐成为沙巴重要圆木出口商，并

第一辑总论

事长、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及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合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职，兼具企业家与侨领双重身份。42 从后续发展看，Hap Seng Plantations Holdings Berhad 的年报显示，该公司为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油棕种植企业，在沙巴拥有大面积种植园和油棕加工设施，其直接控股公司为 Hap Seng Consolidated Berhad，最终控股公司则为 Gek Poh Holdings Sdn. Bhd.。43 这条发展脉络显示，沙巴木材资本在累积后并未停留于伐木业，而是进一步转向上市平台、种植园、汽车代理、产业投资和跨区域集团化经营。除了木材和种植，沙巴华商在餐饮与零售业也表现出极大的韧性与生命力，海南人创办的悦昌咖啡店便是一个典型的百年个案。创立于1896 年的悦昌最初仅是加雅岛上的杂货茶水铺，后历经火灾迁至亚庇（杰士顿）。在梁家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下，悦昌不断蜕变。1904 年，第二代经营者梁生潮因缘际会向滞留的山东海军厨师习得制作面包的独门技艺，使产品名声大噪。梁氏家族不仅发展分销与进出口贸易网络（如代理红十字牛奶和海盗香烟），其家族成员更积极参与亚庇中华商会及救灾等公益事务，不仅是沙巴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业务扩张的缩影，更见证了华商在战乱与政策变动中的灵活生存之道。44 此外，王子发（Wong Tze Fatt）家族在餐饮与食品零售领域也深具代表性。他们以传统咖啡店起家，后涉足雪糕、面包、饮料制造，并逐步扩展至中兴（Tong Hing）连锁超市。这一模式说明，沙巴华人家族企业并不只依赖林业、种植和贸易，也能在城市日常消费、食品

马来西亚名人录：刘玉波： https://www.etawau.com/Who/Chinese/LauGekPoh/LauGekPoh_Big5.htm，取用日期：2026 年 5 月17 日。 43 Hap Seng Plantations Holdings Berhad, Annual Report 2025 (Kuala Lumpur: Hap Seng Plantations Holdings Berhad, 2025). 44 梁居简，〈百年老字号 —— 悦昌〉，载《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九十一周年庆纪念特刊》（亚庇：亚庇中华工商总会，2002），页150 – 151。

100

供应和品牌零售中形成稳定利基。45 若与木材、可可和油棕企业相比，餐饮零售业规模虽较小，却更能反映华人家庭劳动、行业传承和本地消费之间的关系。沙巴华人家族企业普遍重视血缘、姻亲与方言群信任，家族成员通常掌握企业核心职位，以维持商业秘密、资本配置与决策权。这种模式有助于在制度不确定、市场规模有限和政策环境多变的地方经济中维持稳定。然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单纯依赖家族信任也逐渐不足。部分企业开始引入专业经理人、股份化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以提高财务透明度、风险管理与跨区域经营能力。例如，嘉利丹（Far East）集团由郭、佘、房、陈四个家族联合组成，其发展即显示沙巴华商可以透过家族联盟与专业管理并行的方式，扩大油棕种植、投资控股、精炼棕油、生物燃料及肥料生产等业务。46 另一例为 TP 集团（Tanah Permai），该集团由建筑业起家，逐步扩展至制造、贸易、保养、资源、支援、产业投资与发展等领域。其董事资料显示，第二代管理者拿督林国立（Isaac Lim）具有会计、金融和企业管理训练，曾任集团财务总监及首席财务官，负责税务、企业融资、预算控制和投资风险管理。47 这类个案可具体说明，沙巴华人家族企业的专业化并非抽象趋势，而是已体现在董事履历、财务管理和风险治理之中。在继承方面，沙巴华人家族企业早期多遵循“以家为本”的学、专业职业机会增加，以及沙巴长期存在的人才和资金外流，使传统父子相传模式面临压力。许多华裔企业家鼓励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赴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英国等地深造，以便 Eco Tawau Website: https://www.etawau.com/HTML/KotaKinabalu/Supermarket/Tong_Hing.htm，取用日期：2026 年 5 月18 日。 46 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社会学研究》第 2 期（1998），页 77。 47 TP Group, “Board of Directors,” company website, https://www.tpgroup.my，取用日期：2026 年 5 月 29 日。 4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传统，由子女，尤其是长子接掌家业。然而，教育普及、海外留

101

第一辑总论

日后更专业地管理企业；但也有不少子女选择留在外地发展，导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致家族企业出现接班人不足的问题。为了应对继承断层，部分企业透过挂牌上市、家族信托、基金会或职业经理人制度，将所有权、经营权与财富传承适度分离。这种安排既能维持家族控制，也有助于降低单一家族成员能力不足或无意接班所带来的经营风险。48 上述继承与专业化压力，若放回斗湖的地方发展经验观察，更能看出沙巴华人家族企业并非单纯由家族内部传承所塑造，而是在港口贸易、边境流动与资源开发交织的环境中形成。首先，斗湖位于沙巴东南隅，临近印尼东加里曼丹，与打拉根相望，又接近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既是沙巴东海岸的重要门户，也是农产品、土产和日用百货流通的商埠。1892 年斗湖正式归入北婆罗洲后，伴随港口测量、码头兴建和行政区设立，原本人烟稀少的小渔村迅速转化为新兴市镇。1893 年，斗湖河口已有三间华人商店；至 1903 年，斗湖人口已超过一千人，市区约有六十间华人商店和民宅。由此可见，斗湖华商并非在成熟市场中坐享其成，而是在殖民开埠、边境贸易、商埠建设与资源输出同步推进的条件下，逐步累积商业资本，并为后来的家族企业奠定基础。49 其次，斗湖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深受方言群网络和跨境贸易影响。早期潮州人、客家人及其他华人群体，分别通过山打根、香港、新加坡、印尼和菲南等贸易线进入斗湖，并围绕土产收购、杂货销售、园坵供应、物物交换和日用品分销展开经营。潮人虽未必在人口上长期占优势，却在斗湖早期商贸中具有显著

程志彬，〈程志彬：上市解决家族企业传承〉，《东方日报》，2024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6/15/658562，取用日期：2024 年 7 月19 日。 49 未著撰人，〈斗湖简史〉，《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2004），页 276 – 279。 48

102

地位。战后斗湖潮商店户的数量，也反映华商在废墟重建、信用恢复和商业复业过程中的集体韧性。 “及後，市容稍具雛形，雖則，店舖係以木架，亞答爲頂，全埠已有商店百四五間，吾潮商即擁有約四十之數。”合成公司、沈华成、沈茂璧、源兴隆、丰兴、王受长、元丰、卢汉记等商号，正是在这种方言群网络、外埠信用和地方商业基础上逐渐成长。50 第三，斗湖华人家族企业的后续发展，体现出由商贸复业转向资源型产业，再转入集团化经营的路径。1950 年代初韩战带动胶价、椰干价格上涨，印尼、菲南物物交换贸易兴盛，斗湖一度被称为“小金山”；1953 年大火虽使百余间商店毁于一炬，但政府将安排临时店铺、中华商会协调及外埠客号信用支持，使不少华商得以复业。1960 年代以后，木材业在斗湖蓬勃发展，至 1970 年代进入黄金时期，港口每日有船只装载木材运往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不少业者再将木材利润投入可可和油棕。51 因此，斗湖华人家族企业的形成并非单一行业扩张，而是经历了港口贸易、战后复业、木材出口、农业转型和房地产开发等连续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地方经济结构中，刘玉波、方德源、嘉利丹、高峰集团及 TP 集团等家族企业，才得以由个人创业逐渐转化为上市平台、跨区域集团和地方政商网络中的重要行动者。52 这一发展过程也说明，家族传承与企业专业化并不能脱离地方政治经济环除了家族内部治理，还取决于其如何处理资源、执照、商会、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表 2）。

谢育德，〈斗湖潮人商业发展史〉，《沙巴山打根潮州公会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山打根：山打根潮州公会，1966），页 130 – 132。 51 彭带麟，〈沙巴重镇的斗湖〉，《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中华商会五十六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沙巴斗湖中华商会，1982），页 36 – 39。 52 未著撰人，〈潮人在斗湖〉，《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潮州公会壹百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斗湖潮州公会，2000），页106 – 10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境来理解；换言之，沙巴华人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延续并扩张，

103

第一辑总论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104

表 2：沙巴华人家族企业举隅：以斗湖为中心企业名称

创始人、创立年份

利星行集团

主要业务

业务区域

继承状况

拿督刘玉波、1960

1960 年代中期以出口原木起家，1990 年代将公司总部迁至香港。

从贸易起步，旗下有汽车等五大业务板块，在中国上海、天津、大连等地经销奔驰汽车。

利星行集团主席刘楚群是原主席丹斯里刘玉波的侄儿，同时也是刘玉波基金信托人之一。

德源集团

拿督方德源、1935

德源集团从事可可种植业务起家，主要涉及资源基础工业、非能源基础工业、农业、贸易等行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大型集团。

德源集团的一家子公司 —— 德源首要（Teck Guan Perdana Berhad）已经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在中国江苏亦有高科技公司。

德源集团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拿督方日明和方大宇都毕业于世界顶尖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第二代方金花女士为知名女企业家，曾获“华冠奖” 殊荣。

嘉利丹集团

郭、佘、房、陈四个家族、 1988

嘉利丹是一家油棕种植及投资控股公司，涉及油棕产品的研磨和销售、精炼棕油、生物燃料制造、生产肥料等业务。

嘉利丹旗下公司分别分布于山打根、斗湖和拿笃。

企业集团由郭、佘、房、陈四个家族联合组成。

企业名称

创始人、创立年份

主要业务

业务区域

继承状况

高峰集团

江亚兴、 1996

在东马钢铁市场已运营逾 20 年，提供各种类型的下游钢铁产品，如房屋面板、墙面装饰板，以及 IBS 钢铁框架系统等。

该集团有意将商业版图扩大至大马半岛，在西马设立新分公司，并在巴生租用一座厂房。

江国雄和江氏姐妹积极进行升级产能，准备扩大生产线。

TP 集团

林保障、 1975

初期以建筑业为主，业务不断扩充及多元化，遍及制造业、贸易、保养、资源、支援、产业投资及发展等。

以马来西亚市场为主

第二代林国立（Isaac Lim）担任首席执行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自各华人家族企业年报及官方网站。

此外，自殖民时期起，沙巴华商即以灵活策略应对政治环境变化。华人“头家”（towkay）在沙巴早期经济开发中地位突出，不仅是殖民政府与底层劳工之间的中介，也逐步建立起横西亚计划”带来的政权交替，沙巴华商行事谨慎，避免组织纯华人政党，而是透过北婆罗洲联合党和民主党等跨族群政党，公开宣示忠诚于沙巴，并争取多元共治的政治空间。54 殖民时期严格的商业许可制度和土地交易限制，使华商早已习惯在制度夹

D. T. K. Wong, Historical Sabah: The Chinese (Kota Kinabalu: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 (Borneo), 2004). 54 E. Lee, The Towkays of Sabah: Chinese Leadership and Indigenous Challenge in the Last Phase of British Rul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6). 5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跨不同方言群、殖民官僚与土著菁英的政商网络。53 面对“马来

105

第一辑总论

缝中经营；这一经验也延续至新经济政策时期。面对土著持股比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例等规定，部分沙巴华商采取“名义合资、实质掌控”的方式，透过跨族合作、代理关系、股份安排和家族网络维持企业发展。这种策略与西马华商的跨族政商联盟有相似之处，但沙巴的特殊性在于，其逻辑更早奠基于公司殖民地的资源执照制度、商埠网络和地方头家政治。总而言之，沙巴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方路径：其早期资本积累来自农业、橡胶、木材、可可、油棕和商埠贸易；其组织基础则建立在客家、广府、福建、潮州、海南等方言群行业分工之上；其战后扩张则表现为资源型产业的纵向整合、上市平台化和跨区域经营；其当代挑战则集中于继承、人才外流、专业治理和政策适应。相较于砂拉越诗巫华商以木山资本、福州网络和地方政商结构见长，沙巴华人家族企业更突出 “公司殖民地遗产 —— 斗湖、山打根、亚庇商埠网络 —— 资源执照 —— 多方言群行业分工”的复合特征。未来，沙巴华人家族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关键不只在于维持家族凝聚力，更在于如何把地方资源型资本转化为制度化、专业化和跨区域的企业能力。

五、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的比较华人家族企业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受到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政策及产业条件等因素影响，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在发展路径、经营模式及面对的挑战呈现出许多差异。表三总结了东西马异同，以下进行说明与分析。首先，产业分布方面，西马华人家族企业的产业布局较为多元，早期华人企业多集中于锡矿开采、橡胶种植等领域，逐步扩展至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和现代服务业等各领域。西马拥有更成熟的工业基础和贸易网络，华人企业能够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以分散风险并进行多元布局。相比之下，东马华人家族企

106

业的产业集中度更高，尤其依赖资源型产业，包括木材、种植业（如油棕）及相关的出口贸易。东马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历史上的开发模式，使得许多家族企业从伐木业起家，并逐渐扩展至上下游产业。然而，东马缺乏像西马那样的完整工业生态链，制造业和重工业基础薄弱，这也限制了产业多元化的速度与深度。其次，在经营模式上，西马的华人家族企业面对激烈竞争与全球化压力时，逐渐引入现代管理理念，聘请专业经理人承担部分管理职能，实现“家族掌权与专业经营并存”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框架既能保留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也能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则相对保守，企业的决策与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家族成员手中，尤其是创始人及其直系亲属。尽管部分企业也尝试引入制度化管理，但整体而言，东马企业更强调家族内部的信任与关系网络，形成高度封闭、强人领导的管理文化。第三，传承方式方面，东西马都秉持“父业子承”的传统，代际传承主要由家族成员担纲，尤其是长子继承企业的领导权。不过，随着教育普及与观念更新，西马逐渐出现“能力优先”的传承趋势，子女的教育背景、能力与意愿逐渐被纳入接班考量，甚至出现女儿接班的案例，或是引入家族外的专业经理人协助经营。东马的家族企业则仍以“家族血缘优先”为主轴，普遍倾向提前安排子女进入企业历练，从小培养接班意识，传承模式的开第四，政策环境的差异，也是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西马在 1970 年代后受到新经济政策的深远影响，政府强制实施土著经济扶持政策，许多领域设定土著股权比例（如 30% 土著持股），加大了华人企业的经营难度。面对政策壁垒，西马华商普遍采取“阿里巴巴”模式（与土著伙伴合营），或避开受限制的行业，转而投资不受政策管制的领域。东马虽然同样受到土著优惠政策的影响，但情况相对宽松。砂拉越与沙巴本地土著族群掌握地方政治主导权，而华人长期以来在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放程度远低于西马。

107

第一辑总论

地方经济中的贡献，使得地方政府对华商相对友善。地方政商关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系较为灵活，政策执行也比西马务实，因此东马华人企业有较大回旋空间。最后，在创新及挑战方面，西马华人家族企业因市场竞争激烈，创新动力较强。许多企业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开拓新兴产业和海外市场，并且依托全球华人网络（竹筷网络），获取资金、技术与市场资源。一些传统家族企业甚至主动上市融资，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以强化企业体质与品牌竞争力。东马华人家族企业近年来也开始寻求产业转型，尤其是从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向下游加工、制造和服务业延伸，甚至跨区域进军西马市场。不过，整体而言，东马企业的创新步伐较为保守，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市场规模较小、对单一资源的依赖度高、优秀人才外流严重，以及环保法规趋严等多重挑战并存。如何突破资源依赖，建立多元产业结构，并完成专业化的世代交替，是东马华人家族企业未来的关键课题。综上所述，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虽然同属华商文化圈，经营理念、文化价值观和传承观念存在共性，但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政策环境与产业结构，两地企业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发展模式。西马华人家族企业走向更开放、更现代化、更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则在地方经济网络的庇护下，保留了更强的家族色彩与地方性特质。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多元面貌，也折射出东西马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路径上的错位与互补。未来，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转型加速，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都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发展路径，寻找更符合时代趋势的家族企业传承与创新模式（表 3）。

108

表 3：东马与西马家族企业的比较

产业分布

经营模式

砂拉越、沙巴华人家族企业

多元化涉足制造业、金融、房地产、种植和贸易等广泛领域。历史上华人在西马率先开拓锡矿和橡胶等产业。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遍布天然资源及食品加工业（如糖、棕榈油等），西马华商产业分布较为分散，根据商机能灵活转向新领域。

产业相对集中于资源型行业，如木材、农业种植，这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许多沙巴、砂拉越华人家族企业靠伐木业起家，随后扩展到油棕种植等领域，并逐步多元化经营。由于东马缺乏大型制造业中心，华商多从事贸易和资源出口，重工业和制造业较少。

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关键角色，即使规模扩大仍以家族掌控为主。开始引入现代管理理念，招聘专业经理人参与经营。当前普遍呈现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并行：一方面家族仍掌控所有权和重大决策，另一方面也设立独立董事等治理结构以提升管理效能。

同样以家族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为主调。沙巴和砂拉越的华人企业多由家长及亲属亲自管理，企业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内部信任。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也开始引入制度化的管理架构，但整体而言决策权仍高度集中在家族内部，鲜少将关键权力完全放权给家族外的职业经理人。

代际传承主要在家族内部进行。通常由长子继承企业领导权，体现出华人“父业子承”的观念。近年来有所松动，一些企业根据子女能力决定接班人选，也出现女儿继承或引入专业经理团队管理的情况，但家族通常仍保有最终控制权。

同样倾向于由家族后代接棒。企业领导权通常由儿子或近亲继承。家族通常提早培养下一代进入企业，以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很少考虑由家族外人士担任最高领导职位。在某些情况下，多位子女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以延续和壮大家族事业。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传承方式

马来半岛华人家族企业

109

第一辑总论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政策影响

创新及挑战

马来半岛华人家族企业

砂拉越、沙巴华人家族企业

扶持土著政策影响深远。1970 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等措施强调土著权益，在商业领域设定诸如 30% 的股权须由土著持有等规定，导致华商在参与某些行业时受到限制。面对这些政策环境，西马华人家族企业通常透过“阿里巴巴” 式的合作或避开受管制领域来适应生存，并因政府在项目审批与许可证发放上的限制，而调整其投资领域与经营策略。

东马同样受到土著优惠政策的影响，但情形略有不同。沙巴与砂拉越因本地土著族群掌握政治主导权，华商与本地政商建立良好关系来获得支持。当地政府愿意与华社沟通协调，政策执行上相对务实灵活，且由于华人对地方经济贡献突出，东马华企在实际经营中往往享有相对较大的回旋余地。

为保持竞争力，积极寻求创新和转型。许多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进军新兴产业和海外市场，并利用全球华人 “竹筷网络”获取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不少传统家族企业透过上市融资、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来壮大业务。当前挑战包括数字化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商业模式颠覆、竞争加剧及企业接班问题。在保持家族控制权的同时实现专业化和国际化，成为西马华商必须平衡的课题。

一些传统上以资源为本的东马华商开始向下游和多元领域延伸业务，涉足制造、媒体乃至科技行业，甚至挺进西马市场寻求新增长点。他们也采用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但整体步伐缓慢。东马面临的独特挑战包括：本地市场有限、青年人才外流、资源依赖导致的市场波动风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等。与西马一样，如何顺利完成世代交替并实现管理专业化，是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在未来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挑战。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110

六、结语：展望作为华商文化的家族经营华人家族企业作为华商文化的独特载体，不仅是经济组织，更是族裔认同与社会信任的延伸，其“家企一体”的模式在不确定环境中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维系内部凝聚。其核心竞争优势源于长期经营中累积的默会知识与关系网络，这些依赖血缘传递的隐性优势往往只能在日常经营与代际陪伴中传承。因此，亲属进入企业并非必然构成负面的裙带关系，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专业能力，否则传统的信任机制极易转化为治理风险。从发展轨迹来看，华人家族企业通常经历第一代创办人集权、第二代兄弟姐妹合作及第三代堂表亲联盟三个阶段，企业治理随家族扩大而更趋复杂。企业能否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资产移转只是表象，核心在于长辈经营智慧的延续；若智慧传承不足，下一代即使继承财富也难以承接关键的经营判断力。因此，家族企业必须将过去高度依赖个人权威、人脉与人格魅力的隐性优势显性化，彻底转化为现代化的制度、流程与培训机制，方能实现资产与文化的永续传承。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的异同，既源于历史脉络、政策环境与产业结构差异，也深受区域经济条件和政商关系网络影响。西马自英殖民时期起，即具备较完整的商业、金融与工业基础，华人家族企业较早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并逐步形成制造、金融、房地赋与地方政治生态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多从木材、种植、矿产、土产贸易及港口流通起步，在资源执照、地方菁英与政商庇护网络中建立相对封闭而稳固的经营体系。这种路径依赖与政治生态差异，奠定了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不同的发展起点，也说明不能简单以西马经验概括全马华商的发展模式。本文从文献研究与东马个案中获得五点启发。其一，生存、发展与传承是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的核心命题；家族主义能够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产、零售与服务业并进的多元布局。东马则因地理区位、资源禀

111

第一辑总论

提供信任与凝聚力，但也可能带来过度保守、内部竞争和治理不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透明。其二，血缘关系在马来西亚华商经济中具有特殊力量，其作用往往强于地缘与业缘；这不仅是文化习惯，也与默会知识、人脉资源和风险共担机制有关。其三，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面临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不尽相同。尽管“新经济政策”对全马影响重大，但对东马华商而言，战后至大马成立前夕，英殖民政府出于平稳撤退与安抚考量而释出的经济利权，或许是更为关键的结构性机遇。这一历史契机早于新经济政策；加之东马相对和谐的族群关系，两者共同赋予了当地华人企业更具弹性的生存与扩张空间。其四，东马华人家族企业的资本积累，已逐渐从资源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产业、服务业与跨国投资；这种转型与前述的当地政治结构、资源执照、方言群竞争和政商网络演变密切相关。其五，当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正深刻重塑着东马的企业生态。近年来马来西亚联邦体制历经政党轮替的常态化，使东马两邦实质取得了“造王者”的战略地位；沙巴、砂拉越与中央政府在进行政策博弈和利益分配时，拥有了更高的议价权，并极大强化了地方自主性。近期砂拉越在多项本土发展政策上的强势推进即为一例，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不仅为东马华人家族企业提供了新一轮的政策红利，也为其深耕本土、参与地方战略性产业转型创造了更稳固的制度条件。上述变化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展望未来，东马华人家族企业正迈向集团化、专业化与国际化。面对 AI 革命、数位转型及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其最大考验仍是“永续经营”。如何在家族控制与专业治理间取得平衡，培养兼具家族底蕴与现代商业能力的接班人，决定了企业能否将原有优势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动力。然而，大马华人企业的资本积累多依赖资源或政策红利，带有高度政治风险。特别是在东马，复杂封闭的政商关系与寻租等灰色地带，使得企业真实的发迹过程与内部治理难以完全公开，导致研究面临严重的资讯不对称。也因此，华人家族企业史仍具广阔拓展空间，亟需透过档案、商会及

112

口述历史的挖掘，开展跨区域、跨世代的比较研究。家族企业作为华商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塑造了大马经济版图，更维系着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与新科技浪潮下，如何兼顾守护家族资产、传承文化，并实现企业的专业化与永续化，正是东西马华人家族企业必须共同解答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白克利（C. Buckley）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简史》。伦敦：婆罗洲文化局协助麦美伦有限公司为北婆罗洲教育部出版，1962。北婆罗洲联合党，〈科布特调查团马来西亚备忘录全文〉。山打根：艺通印务公司，1962。曹淑瑶、古鸿廷，〈马来西亚沙巴华社领袖人物的尊称〉，《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第1期（2020），页 106 –124。陈琮渊，〈砂拉越福州族群发展史〉，《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7 期（2005 年 7 月），页 175 – 222。陈琮渊，〈砂拉越华人资本发展探析 —— 以福州与客家两个族群为中心〉，《淡江史学》，第17期（2006），页 295 – 320。陈琮渊，〈战后砂拉越客家产业的发展及其族裔经济变貌（1949 – 2000）〉，萧新煌、张翰璧主编《东南亚客家族群性的多样展现》（台北：巨流， 2024），页 99 – 148。陈铠辉，〈砂拉越诗巫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以常青集团为中心的研究〉。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2022。陈荣福，《认识北婆罗洲（North Borneo）、砂拉越（Sarawak）、沙巴（Sabah）各民族文化论述》。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2017。

河合洋尚，〈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客家人 —— 关于移民、认同感、文化标志的多地点考察〉，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第 97 期（2018），页 265 – 280。江水清主编，《砂沙汶工商业指南》。诗巫：慕娘印务有限公司，1981。李健友、哥美兹，〈隐形知识的转型：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制造业研究〉，《八桂侨刊》，第 2 期（2017），页 3 – 15。李勇，〈语言、历史、边界：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的变迁〉，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2》。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李振源、林家昌、黄纪邻，《砂朥越历史回顾》。古晋：国际时报，未著出版年。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程志彬，〈上市解决家族企业传承〉，《东方日报》，2024 年 6 月15 日。

113

第一辑总论

梁居简，〈百年老字号 —— 悦昌〉，载《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九十一周年庆纪念特刊》。亚庇：亚庇中华工商总会，2002，页150 – 151。

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林守駰，《砂罗越国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社会学研究》，第 2 期（1998），页 75 – 83。马来西亚名人录：刘玉波：https://www.etawau.com/Who/Chinese/LauGekPoh/ LauGekPoh_Big5.htm，取用日期：2026 年 5 月17 日。彭带麟，〈沙巴重镇的斗湖〉，《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中华商会五十六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沙巴斗湖中华商会，1982，页36 – 39。砂朥越政府新闻处，《一九五四年的回顾》。古晋：砂朥越政府新闻处，1954。砂罗越华人政务司，〈砂罗越华人政务司致华人甲必丹及侨长通告〉，Resident Office Document，档案号：RO592。汤·哈里逊（Tom Harrison）编，黄俊贤译，《砂朥越民族丛谈》。古晋：婆罗洲文化局，1962。未著撰人，〈潮人在斗湖〉，《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潮州公会壹百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斗湖潮州公会，2000，页 106 – 107。未著撰人，〈斗湖简史〉，《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斗湖：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2004，页 276 – 279。谢克钿主编，《北婆年鉴》。亚庇：华侨日报社，1952。谢育德，〈斗湖潮人商业发展史〉，《沙巴山打根潮州公会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山打根：山打根潮州公会，1966，页 130 – 132。谢育德，《北婆罗洲（沙巴）百年简史》。斗湖：斗湖日报社，1981。阎志恒，《北婆罗洲问题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颜清湟，〈新马华族的传统行业组织 —— 海外华人传统文化的沿袭〉，《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0，页 33 – 54。张德来，《沙巴的客家人：客家华人贡献沙巴州现代化之探论》。亚庇：沙巴神学院，2002。 Chin, Y. W., “State Intervention in Business and Malays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4, no. 2 (2015), pp. 1 – 26. Eco Tawau Website: https://www.etawau.com/HTML/KotaKinabalu/Supermarket/ Tong_Hing.htm，取用日期：2026 年 5 月18 日。 Gomez, T.,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Accumulation, Ascendance, Accommod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Annual Report on North Borneo, 1947.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48.

114

Hap Seng Plantations Holdings Berhad. Annual Report 2025. Kuala Lumpur: Hap Seng Plantations Holdings Berhad, 2025. Heng, P. K.,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35, no. 3 (1997), pp. 262 – 292. 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Malaysi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The Story of Sarawak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1983. Kaur, A., Economic Change in East Malaysia: Sabah and Sarawak since 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Lee, E., The Towkays of Sabah: Chinese Leadership and Indigenous Challenge in the Last Phase of British Rul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e, J. K. Y., “From China to Fostering Rooting Innovation in Nanyang: Three Generations of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Food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7, no.4 (2024) , pp. 1205 – 1223. Lee, J. K. Y., and Xavier, J. A., “Strategizing Family Business with a Chandlerian Perspective on 3Ms: A Case Study of London Biscuits Berhad in Malaysia,”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 vol. 16, no. 1 (2022), pp. 181 – 199. Mak, L. F.,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Ngu, Ik Tien. Ethnic Chinese Politics in East Malaysia, 1945 – 2018: From Timbertycoons to Sarawak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26. Ranjit Singh, D. S.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 – 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3. Reece, R. H. W.,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rookes,” in R. A. Cramb and R. H. W. Reece, eds., Development in Sarawak. Clayton: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8.

Ting S. H.,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 Sarawak, Malaysia: Life Stories (Kuching: UNIMAS Publisher, 2018). TP Group, “Board of Directors,” company website, https://www.tpgroup.my accessed May 29, 2026. Walker, J. H., Power and Prowess: The Origins of Brooke Kingship in Sarawak. Crows Nest, NSW: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Wong, D. T. K. “Chinese Migration to Sabah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rchipel 58 (1999): 131 – 15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Teck Guan Perdana Berhad. Annual Report 2025. Tawau: Teck Guan Perdana Berhad, 2025.

115

第一辑总论东马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116

Wong, D. T. K. Historical Sabah: The Chinese. Kota Kinabalu: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 (Borneo), 2004. Wong, D. T. K.,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Xavier, J. A., Siong, G. K., Yew, J. L. K., Jiang, N., and Alagappar, P. N., “Fostering Business Growth through Generational Change: Is Guanxi Still Important?”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6, no. 2 (2022), pp. 228 – 248.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庄仁杰 *

一、前言在华人商业史中，华人与西方商人之间的竞争常常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并且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在 Big Business in China 中，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通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在中国的竞争，探讨中西商人之间的竞争，如何反映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与其中的迷思。1 商业上的中西竞争的论述不限于中国本土，也可在亚太其他区域看见。例如在新马华人商业史中，也不乏类似的论述。在黄裕端（Wong Yee Tuan）的书中，可以看见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经济与政治开始转型时，马来半岛和泰国的华人商人如何在方面，黄麟根（Wong Lin Ken）在其著作中指出，自19 世纪中叶以来，华人商人掌控马来半岛的锡矿业，英国商人只处在这行业

* 庄仁杰博士（Dr Henry CHONG Ren Jie），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山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 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与西方商人的竞争中逐渐落下风，进而失去商业上的优势。2 另一

117

第一辑总论

的边缘。但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由于浅层锡矿几乎开採完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毕，需要更好的技术挖掘深层锡矿，所以英国商人以冶炼和开採技术的优势，再加上政府的支持，逐渐取代华商掌控锡矿业。在未来成为锡矿业霸主的实得叻公司（Straits Trading Company）就是在此时崭露头角。3 此外，戴渊（William Tai Yuan）从 20 世纪上半叶新马华人在锡矿业、橡胶业、轻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事业的发展，指出英国虽然提供新马华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土壤，但是因为英国以殖民利益优先，因此其经济体制不但没有帮助华人进一步壮大成为跨国企业，甚至使得华人在这些行业中逐渐缺乏竞争力，把经济领导地位让与英国商人。4 因此华人商人与欧美商人之间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竞争常常成为研究主题，并非只见于战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自19 世纪末，就有许多论述强调中西竞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及，中国的虚弱并非是在战争上失败，而是市场上充斥西方舶来品，进而导致中国的进出口大量出超，进而导致经济虚弱。如果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在经济上振作，藉由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取代从西方输入的商品。同时也发展出口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以进一步扩大出口。如此才能与西方国家在商业上竞争并打败西方，并达到经济自主，进而把增加的资源投入到军事与国家建设上，促成中国强大。5 商战的概念很快成为主流，并且影响到新马的华人商人。中国清政府在1905 年开始推动各地成立商会，以此来组织各地的商人，并且推动商务的发展。同时希望透过商会，能够加强中国的

118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William Yuan Tai,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900 – 1941 (Hong Kong University PhD Thesis, 2010).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页 743 – 784。

商业竞争力。6 这项措施不只影响中国本土的商人，很快地影响到海外华人商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都是在 1906 年宣告成立。7 其中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时，就曾强调自己争取华人经商的权力。8 不论过去的组织的实际状况，或者当今的华人商业史论述，都可见到华西商人竞争的案例，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许多地方仍然可以见到双方合作的个案。因此，本文尝试透过分析 20 世紀上半葉在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西竞争和合作的案例，并尝试从华人商业史学史的视角指出，这种强调竞争的论述為何产生，以及在马来半岛的华西竞争与合作的实际状况为何。

二、英国殖民马来半岛及华人商业的建立、扩张与限制马来半岛自 18 世纪末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半岛在 18 世纪末时，原先只有马六甲是荷兰殖民地，其他各地都是独立的王国。 178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在中英贸易航线上找寻一个中继站，因此和吉打（Kedah）苏丹达成协议，取得槟城猛公（Temenggong）取得新加坡。随后在1824 年，与荷兰达成

徐鼎新，〈上海总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李培德主编，《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及社会功能》（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页 7 – 27。 Sikko Visscher,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7), pp. 19 – 24. 陈妙恩，〈二战前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活动研究〉，詹缘端、范若兰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吉隆坡，广州：华社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19），页 309 – 32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Penang）。随后在181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柔佛苏丹和天

119

第一辑总论

协议，并根据《伦敦条约》取得马六甲。随后英国把这些殖民地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统整成为同一政治实体 ——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9 英国最初采取不干涉马来半岛各个王国的政策，但是自 1870 年代则开始涉入各个王国内政，并且逐一把它们收编为英国殖民地。霹雳（Perak）因为王位与锡矿产权归属而爆发内战，并且影响槟城的锡矿出口，因此英国开始干涉霹雳的内战。最后英国和霹雳苏丹在 1874 年签订《邦咯条约》，并设置参政司一职，开始全面干预霹雳内政，把霹雳变成英国殖民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雪兰莪（Selangor）、森美兰（Sembilan）和彭亨（Pahang）。森美兰和雪兰莪因为锡矿产权等问题发生内战，而导致英国介入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即被纳为殖民地）。彭亨则是在1888 年接受英国参政司制度（Resident），成为英国保护国（殖民地）。随后英国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合组成为一新的政治实体即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英国在1909 年与暹罗达成协议，透过《曼谷条约》取得今日马来西亚北部的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登嘉楼（Terengganu）和玻璃市（Perlis）。英国委派顾问官（Resident Advisor）到这些王国，并把它们合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后来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Johor）在 1910 年接受英国委派的顾问官（Advisor），随后在 1914 年成为马来属邦的一员。因此，到了 20 世纪初，英国成功控制整个马来半岛。透过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三种政治实体，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同时，英国商人等西方商人也随之进入，使得华西商人自19 世纪末开始在马来半岛相互竞争与合作。

120

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组成的政治实体经历好几次的改名，最后称之为海峡殖民地。由于不是本文重点，因此直接使用其最后的名字。

在英国控制之下的马来半岛，华人企业蓬勃发展。18 世纪时，由于中国市场对东南亚各种商品的需求大增，许多华人来到东南亚从事相关事业，使得华人成为东南亚商人中的主要群体。10 19世纪时，华人大量移居马来半岛，从事商业、矿业、农业等。随着英国开始殖民马来半岛，马来半岛被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更使得华人企业进一步扩张。11 例如槟城的五大家族尚未前往槟城时，就已经活跃于东南亚商界。当英国开发槟城，槟城五大家族随之移民到槟城，并随着英国殖民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不但延续以往的对中国贸易，也把商业触角伸入缅甸、马来半岛和砂拉越（Sarawak）。12 虽然英国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帮助华人企业壮大，但是这一体制在进入 20 世纪后，也限制华人企业的发展。不少华人商人投资锡矿业和橡胶业等，并且是重要劳动力。例如前文所述，19 世纪马来半岛的锡矿业几乎由华人掌控，英国商人只是敬陪末座。13 但是进入 20 世纪，华人因为在技术和资本上无法与英国跨国公司竞争，使得锡矿业改为英国商人所掌控。到了1930 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而实行锡矿价格限制，并且在实际执行上有利于大企业，使得华人在锡矿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限缩。橡胶业也有类似的发展。英国跨国企业借由庞大资本与技术优势掌控橡胶业，并且因为橡胶生产配额的限制，使得以华人种植家为主的胶园竞争。因此，由于英国殖民体制以及世界市场的关系，使得华人商人无法在相关企业中与西方商人竞争。14

上田信著，叶韦利译，《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页 358 – 361。 11 William Yuan Tai,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2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13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14 William Yuan Tai,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pp. 99 – 24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中小型橡胶园的发展受到局限，无法与西方大企业掌控的大型橡

121

第一辑总论

另一方面，当时华人企业在新马发展轻工业，但是这与英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国的殖民经济体系有所扞格（英国把马来半岛视为是原物料生产地，轻工业产品则应由殖民母国生产），因此得不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15 其中陈嘉庚的橡胶鞋事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陈嘉庚的橡胶业除了售卖到中国与东南亚各地，同时也销往欧美等市场。但是随着英国和加拿大采取保护主义，限制陈嘉庚的橡胶鞋事业进一步拓展欧美市场，使得陈嘉庚的企业发展受限制。再加上限制橡胶业的生产配额限制，以及日本橡胶鞋的竞争，导致陈嘉庚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占有率下降。随着管理失当（以生产为导向而非以市场为导向）、庞大的财务压力（因为对教育的巨大捐输）以及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最终导致陈嘉庚必须宣布破产，解散他的橡胶鞋企业。16 从锡矿业、橡胶业到轻工业，可见马来半岛的华商在商业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英国与世界市场的连接，以及积极推动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使得华商在19 世纪得以崛起。但也是因为英殖民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使得华商在进入 20 世纪后，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而把经济主导权让与英国商人。虽然戴渊认为英国殖民体制导致马来半岛的华人在经济上无法进一步壮大，并且英殖民体制限制华人与英国商人竞争，但是 Petra Mahy 和 Ian Ramsay 认为这部分有待商榷。马来半岛上的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模仿英国设置公司法，的确为西方企业进军马来半岛提供助力。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在19 世纪末从英国本土或其他英国殖民地如英属印度引入公司法。对于熟悉英国公司法的西方商人而言，这让他们容易适应马来半岛的商业环境，比华人商人更占据优势。虽然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会根据当地的情况修改部分条文 —— 例如马来联邦根据当地锡矿业的实

15 16

122

William Yuan Tai,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pp. 243 – 308. William Yuan Tai,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pp. 309 – 368.

际运作情况，而不规定 20 人以上的股东就必须注册登记；以及因为广益银行破产一事而要求公司必须有英文账目等（但是受到华人反对）—— 但是马来半岛的公司法主要仍然是以英国公司法为主。再加上马来联邦在1910 年通过《英国与外籍企业法（British and Foreign Companies Enactment）》，让外国公司可在马来联邦购买土地，让习惯英国公司法的西方企业更具备竞争力。同时马来半岛各殖民地也允许来自英国的跨国企业不需要在本地再度注册，这让它们适应本地情况的成本进一步降低，比华人企业更具优势。17 但是 Petra Mahy 和 Ian Ramsay 也说明，公司法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设置与修正，更像是模仿母国和其他英殖民地的技术性立法，而非是作为限制殖民地经济的帝国主义工具。虽然公司法的设置最后协助来自英国的跨国企业得以壮大，但是实际上在立法过程中并未以此为目标。此外，在马来半岛登记注册的公司行号不多，真正受到公司法影响的是跨国企业。18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英国殖民下的马来半岛的华人商业的确因此壮大，但是也受到诸多限制。华人商人在19 世纪执掌马来半岛商业的牛耳，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让出商业领导地位，改为英国商人掌控。英国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当时西方跨国企业的庞大资本与技术优势，以及西方商人熟悉商业法，让英国商人掌握经济优势，进而得以超越华人商人，掌控英属马关系，下文将剖析英属马来亚的华西商人的竞争与合作，进而指出为何有如此论述，并且实际情况如何。

Petra Mahy and Ian Ramsay, “Legal Transplants and Adaption in a Colonial Setting: Company Law in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4), pp. 123 – 150. 18 Petra Mahy and Ian Ramsay, “Legal Transplants and Adaption in a Colonial Setting: Company Law in British Malaya,” pp. 123 – 150. 1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来亚的商业活动。但是在如此情况下，并不代表华西一定是竞争

123

第一辑总论

三、历史上的华西商人竞争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在中国与东南亚，许多研究指出华西商人之间有非常多的竞争。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19 即使在东南亚市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必须与其他欧美烟草公司竞争。20 在其他行业，不论是鸦片贸易、火柴业或运输业等等，也可看见类似的竞争。例如英国与潮州商人针对晋江地区的鸦片贩卖权而对薄公堂、21 刘鸿生与瑞典火柴公司（Swedish Match Company）的剧烈竞争，22 以及槟城五大公司在19 世纪掌控槟城的对外运输等等。23 黄麟根的著作特别强调英国与华人商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业中有强烈的竞争关系。华人商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即掌控马来半岛的锡矿业，英国商人只能敬陪末座。但是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这情势开始逆转。英国商人以冶炼和开採技术的优势，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开始开採深层锡矿。当时浅层锡矿开採几近完毕，因此需要这些新技术，所以夹带技术优势和政府支持的英国商人逐渐取代华商掌控锡矿业。24 由于澳洲锡矿自1882年逐渐枯竭，许多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使得半岛锡矿的重要性日渐加强。25 虽然马来半岛锡矿开採公司（the Malayan Peninsula [East India] Tin Mining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庄仁杰，〈华资轻工业企业的早期发展：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1905 – 1915）〉，《思与言》，第 57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页111 – 148。 21 Gary G. Hamilto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merchant associations: conspiracy or combination? The case of the Swatow Opium Guild”, Modern China, vol. 3, no. 8 (1977), pp. 50 – 71. 22 Kai Yiu Chan, Business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re-war China: Liu Hongsheng and His Enterpris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9 – 123. 23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24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25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 122. 19 20

124

Company）在 1875 年倒闭象征西方商人在锡矿业投资失败，但是仍然有不少欧洲企业继续进军马来半岛的锡矿业。在 1880 和 1890年代，雪兰莪和霹雳都有好些西方锡矿公司成立。这些公司获得了比华人缴主更多的土地，并且得到更好的税务优惠等。这些企业大多与英国殖民政府关系良好，例如有些投资者是海峡殖民地立法会的前成员或前官员，或者是马来联邦政府的承包商。此外，这些企业也得到国际企业入怡和洋行的投资，因此资本非常雄厚。26 可是当时英国商人投资半岛的锡矿多半失败收场，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成本高昂、有问题的管理方式与劳工问题。当时许多西方锡矿公司向他人租地开採锡矿，并且给予西方经理很高的薪金，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成本比其他锡矿公司高。这些管理者通常忽略马来亚锡矿的具体情况，而以自己过去的经验判断，因此使得开採锡矿的问题更多。再加上并未好好监督开採与加工过程，使得锡矿公司亏本。此外，由于当时的矿工主要是华人，但是华人矿工是由华人商人所引入与控制，并且这些华人商人与华人锡矿商关系良好，或者本身就参与锡矿开採。除了华工向西方商人索取较高工资之外，华商当时为了打击西方的对手，也要求华工採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华商透过会党等控制华工，使得英国商人在劳动力方面始终成本太高，无法与华人商人竞争。27 水泵法所需人力较少，因此可弥补西方商人在其他方面竞争力不足的情况。水泵法在1892 年开始使用，但是华商也很快跟进，成为半岛锡矿场的主流开採方式。28 因此华商在19 世纪末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并未在与英商之间的竞争落败。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46 – 148.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48 – 149. 28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49 – 153. 2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为了能够与华商竞争，英国商人采取水泵法开採锡矿。由于

125

第一辑总论

虽然如此，但是随着铁船开採法在 20 世纪初引入半岛，华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人在开採锡矿方面也逐渐不敌外国企业。20 世纪初，华人锡矿家在开採锡矿方面仍然占据重要地位，90% 的锡矿由他们开採。随着铁船开採法的引入，一些华人锡矿家也采用这新方法。但是随着外国企业夹带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投入锡矿开採，再加上整合锡矿上下游的开採、加工和销售等程序，使得华人锡矿公司在开採方面开始退缩。当1934 年，外国的 Anglo-Oriental Mining Corporation 收购槟城五大家族和许氏家族持有的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表示西方商人在锡矿开採方面成为最主要的商人。29 实得叻公司（Straits Trading Company）就是在此时崭露头角，进而控制马来半岛大部分的熔锡业。实得叻公司的成功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政府政策支持实得叻公司的成长。实得叻公司在森美兰拥有三年的出口垄断权之外，雪兰莪殖民政府在 1886 年给予实得叻公司三年的锡矿出口垄断权，并且其所出口的锡矿中，对其中六成征税，另四成免税（以重量计算）。虽然在 1889 年更新合约时，出口锡矿的征税重量增加到 65%，但是垄断权又再度延长。税务减免是雪兰莪其他华人锡矿商所无法享有的，这增加实得叻公司的竞争力。此外，雪兰莪政府也禁止其他华人锡矿商设置较好的熔锡设备，这让实得叻公司在雪兰莪享有技术优势。30 实得叻公司和 Anglo-Oriental Mining Corporation 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出现并非偶然。当大英帝国在马来半岛站稳脚跟，其他欧洲帝国和美国也巩固在东南亚的统治，东南亚也因此进一步卷入到国际市场。不只是政治，东南亚的经济和商业环境也随之改变，让许多来自欧美的大企业得以藉由政治支持和经济规模的

29 30

126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8 – 144.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65 – 166.

优势，进入东南亚市场。31 另一方面，当时许多欧美企业转型，整合从制造、批发到销售的上下游而成为大企业，并且拥有非常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而具备强大的跨国能力和竞争力。32 这些企业的性质与19 世纪和华人商人竞争的西方企业非常不同，它们不但夹带着庞大资金与技术，并且把触角深入到马来半岛各个领域，同时也投入航运业、保险业、种植业与锡矿业等等进行多角经营，对当时掌控东南亚经济的华人商人形成巨大挑战。许多华人企业并非坐以待毙。槟城的五大家族有鉴于西方企业的挑战，也集合资金，并借由自己受西方教育的子弟或者欧美友人，引入各种现代技术，成立 Eastern Trading Company、Eastern Smelting Company、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和 Penang Khean Guan Insurance Company （槟榔屿乾元保安公司）等，开展新事业或进一步扩张原有的事业如锡矿业、种植业、航运业、保险业等等。33 在初期，槟城五大家族仍可应付西方大企业的挑战，但是 19 世纪末的政治变迁却使得它们陷入劣势。19 世纪末的马来半岛上，不论是英国殖民政府或各个马来政府（当时柔佛仍然是独立政权，北方的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登嘉楼仍然是享有一定主权的国家），都开始逐步落实直接统治，逐渐收回鸦片专卖权并禁止会党活动。鸦片专卖权是五大家族的重要财源，并且提供巨重要的是失去能够协助全体企业正常运作的现金流。另一方面，会党是五大家族控制鸦片专卖和劳动力的重要工具，禁止会党活动将导致它们丧失掌控这些生意和劳工的力量。34 Ian Brown, Economic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 1830-198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 Alfrea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02 – 133. 34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7 – 164. 3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大的现金流，丧失鸦片专卖权将使得五大家族失去重要财源，更

127

第一辑总论

土地和劳动力问题也困扰五大家族。随着直接统治的加强，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政府加强对土地的管理，严格限制人们随意取得土地。这使得五大家族无法像过去轻易取得土地从事种植业。另一方面，五大家族过去掌控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水岸地区，但是新兴的橡胶种植业需要的是丘陵地，并且这些水岸地区的土地远离新兴的铁路交通，使得五大家族不但在种植业失利，原有的土地也不符合当时的生产需要。此外，过去马来半岛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中国，五大家族藉由与福建原乡的联系，掌控槟城与周遭地区的劳动力进出口贸易。但是自 19 世纪末开始，西方商人引入的印度劳工比华人劳工更为便宜，再加上失去控制劳工的管道（会党），使得五大家族不但无法继续掌控区域内的劳动力，反而必须仰赖西方商人输入的劳动力。35 此外，西方大企业因为采用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因此较为容易取得西方银行的融资，并借此累积大量资本进行投资并扩大营业。但是五大家族的资本主要来自家族内部，而始终资金有限，无法快速扩大经营。再加上技术无法匹敌西方企业，因此在航运业、种植业和锡矿业被西方企业超越。再加上失去鸦片专卖权，使得五大家族缺乏现金流而导致财务问题恶化，进而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进一步再投资，甚至必须把一些相关企业卖掉以维持运作。36 并非在马来半岛的所有华人企业在面对西方企业时都处于弱势。1909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烟草”）因为英美烟草公司的强力竞争而决定退出中国市场，公司改组后改转向进军东南亚市场。在开发东南亚市场时，南洋烟草恰好遇上辛亥革命，于是藉由民族主义的销售策略售卖香烟，结果打开东南亚

35 36

128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7 – 164.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7 – 164.

市场并开始站稳脚跟。同时南洋烟草主要在马来半岛的农工矿地区推销自己的香烟，这目的是要避免和西方的大型烟草公司在大城市的香烟市场直接竞争。37 马来半岛的西方烟草企业在大城市的市场逐渐饱和后，开始进军农工矿地区的市场，并对南洋烟草造成威胁。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许多西方烟草公司暂缓发展，而限缩在城市市场。南洋烟草得利于此，进而进一步站稳脚跟。38 因此，南洋烟草不但没有在华西竞争中落败，反而因为政治因素（一次大战），并且配合当地社会与政治情况，使用适当的商业策略而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进而能够站稳脚跟，茁壮成长。从马来半岛的锡矿业、槟城五大家族的兴衰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马来半岛的发展，可得知这些华商都面临与西方商人 —— 特别是英国商人 —— 的竞争。华人商人在竞争中不但因为资金和技术问题而落下风，并且因为殖民政府逐渐落实直接统治，以及殖民当局对于西方公司的支持，使得这些华人企业更落下风。但是华人企业仍能够借由自己的利基市场而继续取得一定优势，但是这种条件并不常常出现。可是这也同时反证，即使英国商人可借由资本与技术优势，以及政治体制与政府支持而取得商业上的优势，但是并未代表它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华人商人也并未完全被压制。

虽然马来半岛上的华人和西方商人竞争激烈，但是他们并非只有竞争关系。真实情况是，华人商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帮助英国商人在商业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并且从中分得一杯羹。同时

37 38

庄仁杰，〈华资轻工业企业的早期发展〉，页111 – 148。庄仁杰，〈华资轻工业企业的早期发展〉，页111 – 14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四、历史上的华西商人合作

129

第一辑总论

华人商人和英国商人占据马来半岛的商业环境中的不同角色，两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者并不能够脱离对方，独立掌控工商业。《霹雳华侨矿商集（The Directory of Chinese Tin-Mines in the State of Perak 1925）》是由霹雳矿物农商总局所出版。根据这本资料集的主持人胡化正所言，有鉴于当时华人在霹雳开採锡矿者日增，因此收集当时霹雳境内由华人商人主持的锡矿场的现况，以供公众查阅。同时也提及霹雳参政司的同意与协助，让他们得以查阅各种政府档案纪录，得以编撰与出版此书。39 此书中有不少广告，其中许多是西方公司的锡矿机械的推销广告，并同时以中英文发行。这些广告包括了慕娘（Borneo Company）代理的冷炉开行油屎车（cold starting oil engine）和加力士点车（The Garreett’s single-oyllnder, superheated-steam portable engine）、友礼狄机器有限公司（United Engineers Ltd.）的油屎车（vertical cold starting engine）、觅亚你士打有限公司（McAlister & Company）代理的用车油（lubricating oil）和蒸气引擎、辖典目有限公司（Huttenbach, Lazarus & Sons Ltd.）代理的丁基油屎车（Tangye’s Crude Oil Engines）和照明机具、荷兰公司高路士文（W. J. D. Kloezeman）的引擎、路威伸有限公司（G. W. Wilson & Co.）的各类工具与机器等等。40 这些机器绝大部分是由英国和欧洲公司所生产，并且由在海峡殖民地或马来联邦注册的西方商人开设的企业所代理。因此，当时锡矿业的华商所使用的机器绝大部分是西方企业所生产与销售的机具。有鉴于此，因此可以从中推测，华西商人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他们在锡矿业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并非只用竞争即可形容。虽然华人在锡矿业所占比重逐年降低，但是从 20 世纪初

霹雳矿务农商总局，《霹雳华侨矿商集（The Directory of Chinese Tin-Mines in the State of Perak 1925）》（槟城：Criterion Press, 1925），页 ii。 40 霹雳矿务农商总局，《霹雳华侨矿商集（The Directory of Chinese Tin-Mines in the State of Perak 1925）》。这些广告没有页数。 39

130

到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仍有约三分之一的锡矿是由华人商人所开採。41 开採锡矿时所需要的机械，例如各类引擎、抽水机、照明工具等机器，主要是由西方商人所生产与销售，而非华人所控制。因此在这方面华商必须和西方商人打交道。此外，资料集中的这些广告也特别针对华人锡矿主常用的开採法所需的器具打广告，例如特别强调水泵法，以及强调胡重益、梁典 42、陆文祝 43 和林成就 44 等人曾向慕娘公司购买引擎等，可看见华西商人的合作，并且在锡矿产业中占据不同的位阶。从采矿机具的购买与使用可见华西合作之外，也可在熔锡业看见华西合作。实得叻公司进军熔锡业初期，依赖各地的华人代理商为其收购锡矿，其中胡重益即为其代理商之一。生于 1871 年福建永定的胡重益，是二战前霹雳当地的重要锡矿华人商人。胡重益第一次南来是 14 岁，前往槟城并投靠族人胡铸益，学习裁缝事务。但是胡重益并未留下，而是在 19 岁时返回家乡。胡重益在 22 岁时第二度南来马来半岛，并前往霹雳怡保投靠族人学习锡矿矿务。胡重益先后在1911 年和1928 年开设复万隆和锡矿场和复万和锡矿场，并且与其他人共同开设矿务公司。复万隆锡矿场位于今日的督亚冷（Tanjung Tualang），其规模庞大，雇用上万人开採锡矿，规模可与当时霹雳最大规模的两座锡矿场 —— 郑大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Yip Yat Hoo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9). 42 梁典（Leong Tian）是广东梅县人，霹雳锡矿商人。曾担任霹雳华侨矿物公会会长，霹雳嘉应会馆会长。 43 陆文祝（Loke Man Choke）是霹雳锡矿商人，其矿场位于怡保、拿乞（Lahat）和金宝（Kampar）等地。 44 林成就（Lim Seng Chew）是霹雳锡矿商人，曾捐助怡保的中华女校，并以其名为怡保街道命名。 45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主编，《南洋名人集传》，二上（槟城：南洋民史纂修馆， 1922），页 7，17。 4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平在端洛和梁璧如在咖啡山的锡矿场 —— 相比。45 1925 年时，胡

131

第一辑总论

重益、郑大平、梁燊南等人共同合作开设华侨矿务公司（Tanjong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Toh Allang Chinese Tin Limited），由梁燊南担任董事会主席。胡重益以复万隆锡矿场入股，取得价值八十万元的股份。但是随后陆续把股份脱售，把所得转向投入房地产和橡胶业。46 此外，当时胡文虎抵达马来半岛，除了经营永安堂之外，也与胡重益共同在在彭亨州立卑（Lipis）成立胡兄弟水力金矿公司（Foo Brothers Hydraulic Gold Mine Limited），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水电设备来开採金矿。47 这些投资显示胡重益在 20 世纪初在锡矿业中获得巨大成功，成为霹雳重要的华人锡矿商之一。胡重益在锡矿开採上的成功，也让实得叻公司与他合作，请他代为收购锡矿。如前文所述，实得叻公司从事熔锡，因此必须收购锡矿。战前的怡保主要有两家这类型的企业（收购锡矿的熔锡公司），分别是实得叻公司和 Eastern Trading Company。48 当胡重益是实得叻公司在怡保的代理商之一时，也是实得叻公司势力如日中天之时。自 20 世纪起，实得叻公司在泰国南部、霹雳、雪兰莪与其他马来半岛等地的锡矿场都有收购锡矿，并且自行熔锡且交予他人直接运往欧洲，占了当时半岛地区百分之五十五的锡矿产量。自1911 年实得叻公司收购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 后，占了马来亚锡矿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更控制了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锡矿生产。49 此外，由于实得叻公司是直接以现金购买锡矿，并且此公司也取得殖民政府的支持，因此这

胡曰皆，《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怡保：胡曰皆父子有限公司，1961），页 97 – 98。 47 《南洋商报》，1936 年 9 月 9 日，页 8；The Straits Times, 14 September 1934, p. 1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5 September 1934, p. 3. 48 胡万铎口述，采访人：庄仁杰，访谈时间：2016 年 7 月，访谈地点：胡万铎父子有限公司。应该是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 收购锡矿，而非 Eastern Trading Company。 49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64 – 165, 229;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138. 46

132

对于许多锡矿场场主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不但可增加其收益，并且可打破背后金主对他们的控制，因此许多锡矿场场主选择与实得叻公司交易。例如当时的陆佑、余东旋等锡矿场场主都是如此。50 从锡矿业的发展来看，华人商人和西方商人之间并非只有竞争关系，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合作关系。华裔锡矿商人向西方公司购买锡矿所需的机具，同时也成为西方商人掌控的熔锡企业的代理商，或者把锡矿卖给他们。因此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一行业中占据不同的位阶。只有当他们处于同一位阶时，才会形成竞争关系。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潮州陈氏家族的黉利（Wanglee）即曾为挪威的 BK Shipping Company 在暹罗的代理，并且双方借此扩大自己的相关生意。51 此外，槟城的五大家族、槟城许家和 Edward Thomas Miles 在暹罗南部合作，开设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挖掘当地锡矿。直到双方关系在1928 年破裂，暹罗政府清查许家并非挖矿而是买卖挖矿权，因此暹罗政府改与Miles家族合作。随后槟城五大家族和许家被排除于泰国矿务协会（Siamese Chamber of Mines），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也被收购。52 因此，华西商人之间并非只有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p. 164 – 166;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 109. 51 Choi Chi Cheung,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Rajeswary Ampalavano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01. 52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8 - 144. 50

133

第一辑总论

五、华西竞争论述的产生及竞争实际状况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华西竞争的论述产生，与过去的史学史和氛围非常有关。在费惟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中，华人公司的竞争力不高。由于国家介入商业，使得许多大型华人企业充斥官僚作风，并以国家和官僚利益作为首要目标，而非以获利、扩大投资等为长期营运的目标，因此常常在商业环境中处于下风。53 这本书在1960 年代产生，当时的氛围认为中国的商业制度和竞争力较西方脆弱。因此当西方商人在 19 世纪开始进入中国，并且和华人商人直接竞争时，华人商人因此大多失败。随着时代改变，对于西方商人与华人商人之间是否是竞争关系开始有所疑虑。Hou Chi-ming 指出，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所生产的商品面向不同的市场，因此并非直接竞争。而且中西企业之间并无某方特别享有优势，所以并无西方企业压制华人企业的情况。54 虽然高家龙指出中西商人之间在商品上有所竞争，但是也指出西方企业在中国时，非常仰赖当地的商人。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在生产方面在中国设厂并依靠中国工人生产香烟；同时聘用许多中国买办和代理商，负责把香烟运销到中国各地。在广告上，不但借用大量中国元素，也聘请中国本土的广告人才制作广告推销香烟。此外，英美烟草公司也在中国本土原有的烟草种植业上进一步推广烟草种植。55 高家龙和陈计尧（Chan Kai Yiu）也透过刘

费维恺，虞和平译，吴乾兑校，《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 – 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4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25 – 164. 55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herman Cochran, “Commercial Penetration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An American Cigarette Company’s Entrance into the Market”, in Ernest R. May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n’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6), pp. 151 – 203. 53

134

鸿生这一案例，指出华人企业在与西方企业竞争时，不但并不弱势，甚至可以压制对方。56 另一方面，许多明清史专家开始强调中国商业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并且制度上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不只反映中国商业的成熟，更指出华人商人在商业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57 这种论述的出现恰好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被国际重视的现象同时发生。亚洲四小龙之中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地方，因此开始认为华人商人具备很好的竞争力，进而把华人商业的论述从偏向负面转向正面。在这时期，仍然强调华西的竞争，但是也开始指出华西商人之间透过入股或联盟等方式形成合作模式。58 例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在剧烈竞争之后，同意相互合作并设立卡特尔共同控制市场。透过协议，每个月不断调整各自所占的火柴销售市场的份额，进而达到共存共荣。59 除此之外，外国企业在清末进入中国市场时，往往以当地的买办处理相关业务，而这也是一种合作模式。买办除了是公司雇员，同时也透过自己开设的企业处理外国企业的相关事宜。即使当买办退潮，许多外国企业也有当地的代理商协助处理销售等事务。60

Kai Yiu Chan, Business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re-war China, pp. 99 – 123;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 – 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47 – 176. 57 郝延平，陈潮、陈任译，陈绛校，《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58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Kai Yiu Chan, Business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re-war China. 59 Kai Yiu Chan, Business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re-war China, pp. 99 – 123. 60 Yen-P’ing Ha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prador”,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4 – 63. 5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35

第一辑总论

2000 年之后，新马华人商业史叙述中并非只强调竞争或合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作，而是华西商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例如从槟城五大家族、许氏家族和Miles家族之间在锡矿开採合作的案例中，可以看见华人与西方商人之间在锡矿开採上相互合作，华人锡矿企业聘请西方商人为顾问，借重他们所带来的新开採技术，这与华人商人所拥有的人脉与掌控旧有的经营权相互结合。但是当时代改变，西方商人发现可以直接与地主洽商，不需要与华人锡矿商合作，旧有的合作模式即随之瓦解。61 从前文所列举的例子可知，华人和西方商人并非只有对立，而是常常合作。过去的论述虽然指出华西商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忽略它们在产业结构中的位阶。同一产业中，可以分为好些部分。例如锡矿产业中，可以分为开採（上游）、溶冶（中游）、销售（下游）等部分，甚至每个部分又可进一步细分。因此当华西商人处在同一产业但不同位阶时，竞争就不会产生。因此，除了郝延平所说的华西商人面对不同的市场所以不会有竞争关系之外，62 位于产业不同位阶也不会有竞争关系。只有当华西商人在同一产业的同一位阶时才会形成竞争关系，例如前述所及的南洋烟草与西方企业在英属马来亚的竞争，即因为它们同处香烟产业中同一个位阶，因此形成竞争关系。同样地，槟城五大家族的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 与实得叻公司都从事炼锡业，以及槟城五大家族的船务公司也与在东南亚的西方轮船公司在同一市场竞争，因此形成华西竞争。此外，槟城的五大家族、槟城许家和 Edward Thomas Miles 都处于锡矿产业的同一位阶，最初它们因为技术和资本关系而在暹罗南部合作发展事业，但是在发现有更好的合作伙伴之后则关系破裂。

61 62

136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pp. 138 – 144. Yen-P’ing Ha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prador”, pp. 44 – 63.

但是当它们处于同一产业的不同位阶，则可能会形成合作关系。例如实得叻公司在锡矿产业中负责加工，并且从产业链的上游公司（即挖矿的公司）收购自己所需的锡矿。因此招募胡重益等华商，协助自己从当时占据锡矿产业中一定比例的华人商人收购锡矿。贩卖採矿机具的西方商人，不但不会与华人矿商竞争，甚至华人矿商是他们的客户。BK Shipping Company 是以全球船务为市场的公司，因此在亚太地区，招揽黉利作为自己的代理商，协助处理亚太地区的事务。由于华人在亚太地区经商已有上百年的时间（如从中国明清时期算起），因此华人商业网络在英属马来亚不但非常稳固，并且深入到各个角落。因此许多商业经营的机会是实得叻公司和 BK Shipping Company 等外国企业无法触及，但是华人商业网络是可碰触到的，因此可看见许多西方商人延揽华人代理商，以扩张自己的生意。所以不论是胡重益和实得叻公司的合作，或者是作为 BK Shipping Company 的代理商的黉利，都可见到这种合作现象。综上所述，时代氛围影响华西竞争论述的产生与变迁。由于过去对于华人经商能力的质疑，进而认为华商在竞争中失败。但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论述转向华西商人间的竞争互有输赢；随后更转向认为由于时代变迁，经商条件不断改变，进而使得华西商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动。同市场而不会竞争之外，他们在产业结构中的位阶也有所影响。当他们位于相同位阶，则称为竞争对手。但是当他们处于不同位阶，则会成为合作对象，进而共存共荣。

六、结论不论是中国史或东南亚的商业史中，都可见到华西商人之间的竞争。不论是中国本土的商人与西方商人在烟草业、运输业、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另一方面，华西商人之间是否竞争或合作，除了因为面向不

137

第一辑总论

火柴业等领域方面竞争，还是东南亚华人商人与西方商人在锡矿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业的此消彼长，或者其他行业的竞争，华西商人之间的竞争始终是个非常吸引许多学者专家与一般大众的话题。华西商人之间的确存在许多竞争。在中国，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间在中国竞争激烈，即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东南亚发展，也必须与其他西方烟草公司竞相争夺东南亚的客户。在锡矿业，可看见华人商人在 20 世纪的锡矿生产中，所占份额从最大的，逐渐落后于西方商人，最终变成由西方商人主导锡矿生产。63 槟城五大家族的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Eastern Shipping Company 和 Straits Shipping Company 和实得叻公司等西方企业竞争激烈; 最后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实得叻公司最后收购了槟城五大家族控制的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但是，在竞争之余，也可见到华西商人之间有许多的合作案例。例如槟城五大家族、许氏家族和Miles家族共同合作在泰南开採锡矿；实得叻公司透过华人代理商如胡重益向华人锡矿家收购锡矿，藉由这些华人代理商打入华人市场。另一方面，从《霹雳华侨矿商集》中，也可见到华人锡矿家向西方商人购买锡矿相关的机具。此外，黉利与 BK Shipping Company 的合作也凸显华人与西方商人间的通力合作。因此，华西商人之间并非只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而是随着当下情况，决定从竞争走向合作或从合作走向竞争。例如在锡矿业早期，华人商人主掌锡矿业，西方商人无法匹敌; 随后西方商人夹带技术优势、资本优势、产业整合优势和政治优势，从熔锡业开始，逐步进军到锡矿开採，进而成为主导锡矿业的族群。在逐步掌控的过程中，锡矿公司如实得叻公司因为胡重益等华人

138

Rajeswary Ampalavanor Brow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4), p. 7.

企业家的帮助，而成为主导者。但是也可看见，Miles 家族虽然早期和许家和槟城五大家族合作愉快，但是随后双方却分道扬镳。因此，华西商人是在合作与竞争这两种关系之间不断变动的。决定华西商人之间合作或竞争的重要因素，不只是他们是否处于不同市场，也涉及他们所处的产业位阶。当华西商人位于同样的产业位阶时，双方则会相互竞争。例如槟城五大家族与西方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因为他们同处于锡矿产业中的冶炼这一位阶，或者同处于航运业中的船主这一位阶。当处于同一位阶时，双方的竞争互有输赢，并非其中一方完全压制另一方。但是当华西商人位于同一产业的不同位阶时，合作关系就会产生。以锡矿业为例，当英国人掌控冶炼，而华人位于开採的部分，则双方形成合作关系，例如胡重益和实得叻公司之间的关系。又或者西方商人贩卖锡矿机具而华人属于机具使用者，双方也形成合作关系。黉利与 BK Shipping Company 的关系也是如此，前者负责招揽客户，后者则提供船只负责运送货物与客人，因此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华西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如此被强调，与时代背景有关。在 1980 年代之前，大部分人认为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能力都优于华人，因此强调华人如何在商业上落败于西方。但是随着亚太经济在1980 年代起飞，并且注意到华人商人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力之下，华人商人在与西方商人的竞争之中如何力挽狂澜，甚至如何植入西方商业体系。在这种叙事之下，不但强调华人商人的灵活，也强调华西商人的竞争。但是从本文可知，竞争论述只是史实的一部分，华西商人合作其实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不但现有的研究开始强调双方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有合作或竞争关系，并且双方在同一产业内的许多地方是互补的。未来的研究可延续这一新论述，继续挖掘更多相关华西商人即合作又竞争的现象。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因此开始强调华人商人的竞争力，特别强调在西方殖民帝国的压

139

第一辑总论

参考文献

竞争抑或合作英属马来亚商业史中的华西竞争论述

陈妙恩，〈二战前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活动研究〉，詹缘端、范若兰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吉隆坡、广州：华社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19，页 309 – 326。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著，虞和平译，吴乾兑校，《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 – 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郝延平著，陈潮、陈任译，陈绛校，《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胡万铎口述，采访人：庄仁杰，访谈时间：2016 年 7 月，访谈地点：胡万铎父子有限公司。胡曰皆，《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怡保：胡曰皆父子有限公司，1961。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主编，《南洋名人集传》（二上）。槟城：南洋民史纂修馆，1922。霹雳矿务农商总局（The Perak Mining & Planting Association），《霹雳华侨矿商集（The Directory of Chinese Tin-Mines in the State of Perak 1925）》。槟城：Criterion Press, 1925。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徐鼎新，〈上海总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李培德主编，《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及社会功能》。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页 7 – 27。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庄仁杰，〈华资轻工业企业的早期发展：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1905 – 1915）〉，《思与言》，第 57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页111 – 148。 Brown, Ian, Economic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 1830 – 198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rown, Rajeswary Ampalavanor,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Chan, Kai Yiu, Business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Pre-war China: Liu Hongsheng and His Enterpris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ndler, Alfred 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oi, Chi Cheung,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Rajeswary Ampalavano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140

Cochran, Sherm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Cochran, Sherman, “Commercial Penetration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An American Cigarette Company’s Entrance into the Market,” in Ernest R. May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6. Cochran, Sherm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Hamilton, Gary G.,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Merchant Associations: Conspiracy or Combination? The Case of the Swatow Opium Guild,” Modern China, vol. 3, no. 8 (1977), pp. 50–71. Hao, Yen-P’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prador,” in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hy, Petra, and Ramsay, Ian, “Legal Transplants and Adaptation in a Colonial Setting: Company Law in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4), pp. 123–150. Tai, Yuen William,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900–1941. Hong Kong University PhD Thesis, 2010. The Straits Times, 14 September 193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5 September 1934.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 2015.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Yip, Yat Hoo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Visscher, Sikko,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141

第二辑

商会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个案研究张慧梅 *

一、导论东南亚华商组织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是东南亚华商构建和维系其本土声望和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平台。其中，商会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组织形式之一。作为民间社团，商会与其它地缘、血缘性社团一样，承担着团结乡亲、协助华人移民融入所在国社会的功能，同时，商会以商业联系与发展为核心使命，在促进商业合作、维护成员权益、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也充当沟通华商与当地政府、社会之间的桥梁，并增强华商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商会的成员主要由华商个人、商号会员及各类行业公会组成，其领导层通常由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与经济实力的华商领受这些华商领袖的个人商业布局、战略眼光以及所能调动的外部资源所影响。同时，领导层的个人声望和社会资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商会与所在国政府、社会及跨国网络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影响商会在区域经济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与功能。 * 张慧梅博士（Dr. ZHANG Huimei），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初稿为 2025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后经修订，将收录并发表于《海外华人研究》第10 期。谨此感谢与会评议人及《海外华人研究》期刊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使本文得以进一步完善。同时，亦感谢朱庆博士与陈丁辉博士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所给予的协助。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袖担任。正因如此，商会在整体治理模式与发展方向上，往往深

145

第二辑商会

本文以商会网络的制度化为切入点，从本土和跨国两个视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角理解华商领袖与商会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所建构的本土、区域、全球多层级的社团网络。华商领袖个人的发展趋向、社会资源、商业网络，与社团网络的建构空间与层次密切相关。社团网络的制度化强调商会组织与其他行动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常态化与规范化运作，以确保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实现引导、协商与监督的功能。在治理实践中，也需要兼顾领导层、社团成员、其它社会组织、政府及更广泛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并在资源整合、商业平台搭建以及跨界网络的构建方面提供支持，以增强社团的影响力与可持续性。在社团治理中，社团领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主导着社团的发展方向和治理模式，还通过其社会声望、经济资源和跨界网络为社团引入外部资源与发展机遇。其个人的自身发展与治理理念，往往深刻影响社团的制度建设、运作方式与发展取向。本研究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例，成立于1906 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会组织之一，也是今天新加坡最大的商会组织，涵盖各籍贯、各行业。它不仅是促进民间交流的商业组织，更是国家、社会、社团之间联系的重要渠道。它通过系统化的机制，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商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1 关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探讨。在这些研究中，有几个主要的关注点。首先，是探讨中华总商会与政府的互动。颜清湟讨论了早期总商会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总商会作为清政府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和经济管理的中介机构，也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扮演着经济和社会领导的角色。2 施

146

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第 4 期（2016），页1 – 10。 Yen Ching-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 – 1911,” in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133 – 160.

坚雅（G. William Skinner）则指出，作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华人组织，中华总商会是华人社会的领袖，其功能也超过任何区域或贸易组织。3 荷兰历史学者 Sikko Visscher 则关注总商会在推动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帮群整合及建构国家认同中的推动作用，探讨了二战后新加坡华社本土化进程中和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后中华总商会的政治策略调整。4 李奕志从华人争取公民权的角度，探讨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这场持续了十年（1947 – 1957）的争取公民权的活动中，中华总商会发挥了整合意见及与政府对话的重要功能，在华人社会身份认同转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5 其次，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本身为主体的研究中，李秉蘐深入探讨了二战前（1906 年 – 1942 年）总商会的角色与功能。6 此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展开“总商会先贤人物研究计划”，指导多位本科生选取历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为个案作为毕业论文主题，系统研究与整理这些先贤的生平事迹，探讨他们对总商会的贡献及其历史定位。7 从总商会看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陈来幸从中国近代总商会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演变，探讨海外华商网络扩展及与国家间的关系。8 刘宏指出，总商会是亚洲商业网络制度化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建构了本土化、区域化、全球化之

7 8

William G. Skinner,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1951), p.32. Sikko Visscher,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李奕志，《历史的抉择： “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李奕志，〈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 —— 以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及策略为中心的讨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2014），页 115 – 121。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2024）。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2014 – 2017）。陈来幸，《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繫がる華人の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社， 201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47

第二辑商会

间长期而多元的互动关系。9 刘宏与笔者也通过近代新加坡中华总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商会与侨批业者及汇兑公会的互动，探讨了由行业公会及总商会所构成的多重华商网络。10 上述研究多数以总商会本身为出发点，分析其作为东南亚国家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以及在新加坡国家认同转型和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研究较少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系统考察总商会里的华商领袖与商会网络制度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华商领袖的个人背景、商业发展和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总商会在关键时期的网络结构与发展轨迹。即便涉及历届会长的研究，也多以个体为中心，缺少整体性的分析，以呈现个体与整体对商会发展的互动与影响。实际上，华商领袖在各自商业领域中的崛起、扩展与多元化发展，不仅为商会带来资源、视野与网络，也深刻影响了商会的组织特性、治理模式及发展取向，尤其在一些关键历史节点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纵观总商会近120 年的历史，仅历届会长就有数十位，本文无意对这一漫长时段中社团网络制度化的历史演进及其相互关系逐一加以梳理，并分析每位华商领袖的贡献，而是希望重点探讨总商会如何在不同维度上发展其社团网络，这些网络如何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发展需求下逐步走向制度化，以及华商领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将通过总结总商会的一些核心特征，结合若干华商领袖个案，从与政府互动、与其他华社组织的关系，以及跨国实践三个维度探讨华商领袖与商会网络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理解个人影响、商业资源与组织治理如何共同塑造总商会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影响力。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第 1 期（2000），页 106 – 118。 10 张慧梅、刘宏，〈海外华商网络的多重交织与互动 —— 以新加坡华人侨批和汇兑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3 期（2020），页 32 – 43。 9

148

中华总商会作为贸易与商业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中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作为亚洲区域网络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促进区域商业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并通过一系列稳定且制度化的机制推动其网络的制度化发展。1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个案表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是社团及其成员、相关组织与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由原先非正式、松散的联系，在长期运作中逐步实现规范化，并通过规则与组织机制加以固定，最终发展为稳定且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华商领袖既是网络运作的关键节点，也是制度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从而推动网络由个人化联系向制度化运作转型。

二、中华总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制度化网络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初衷，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1905 年，也是清末时期，曾担任清政府驻槟城总领事，后来升驻新加坡总领事的张弼士回到中国，被任命为太仆寺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他奉命和一批农工部官员到南洋考察商务。12 抵达新加坡后，他召集各帮商人，劝说大家成立商会，并获得支持。于是各帮商界领袖发动各帮商人签名入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招募议，决定成立中华商务总会，也就是总商会的前身，以使会员能够从中获益。他们拟定了试办章程，投票选举了十位协理，并按排名顺序，选举吴寿珍为第一任总理。吴寿珍担任第一届和第三届总理，第二届总理则由蔡子庸担任。13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页 106 – 118。魏明枢，〈张振勋与晚清商部〉，《太平洋学报》，第 1 期（2009），页 90 – 96。 13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Singapore,”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5 April 1906), p. 5；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放眼四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6）。 11 1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了 600 多人入会。1906 年，新加坡的华人社群在同济医院召开会

149

第二辑商会

总商会创办之初的董事会构成及试办章程，充分体现了其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社群色彩。根据试办章程，董事会由闽帮与广帮代表共同组成，而总理与副总理则须由两帮成员轮流担任。其中，广帮又由潮、广、客、琼等群体联合构成。14 前两任总理，吴寿珍为福建籍，蔡子庸则为潮州籍。在社团筹办及创立初期，社团领袖的个人背景及社会网络尤为重要，他们不仅需要为社团的创立和稳定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同时还需要协调各方，例如与中国政府及当地政府的关系，从而确保社团能够顺利创办及运作。总商会前两任总理的背景及其任内商会的各项活动，不仅反映了创立初期商会的社群特征，也彰显了华商领袖在商会初创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建立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是总商会本土网络制度化的关键一环。商会第一任总理吴寿珍来自福建诏安，父亲在新加坡经商期间，就已经通过赈捐和捐官与清政府建立起政治关系。吴寿珍接管家业后，历任闽帮乐善社值董、平粜局董、天福宫董事，也成为英殖民政府新加坡华民政务司保良局局员、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等职，15 可见吴寿珍在商会成立之前，已经是一位在当地社会拥有声望和影响力的华商，并且与中英政府都有密切的联系。据一些资料所述，吴寿珍也是峇株巴辖的开埠功臣，当地人尊称他为“港主”。16 可见，吴寿珍在当时是本地社会颇有实力的华商。正因如此，在总商会初创时期，吴寿珍可以为这一新成立的社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之得以成功创办并在华社发挥影响力。在总商会的历次募捐上，吴寿珍都是捐款数占据前列，例如在1906 年总商会创办初期购屋置业之时，吴寿珍在一次购置器具的捐款中，就以160 元的款数位列第一。17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0715-1169181 沈逸婷，《晚清侨务与海外侨领：新加坡侨领吴寿珍个案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6 一得，〈被遗忘的先贤吴寿珍〉，《联合早报》（1990 年 4 月13 日）。 17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议事簿》（1906 年 4 月 21 日会议记录）。 14 15

150

在吴寿珍任内，闽潮两帮还存在利益冲突，两帮工人互相争执斗殴，妨碍地方治安。总商会议定后决定连同英辅政司、华民政务司、警察长协议，由商会派人与政府警察长亲自到各个街区，劝告两帮工人勿结党械斗，平息争端，照常复业。在总商会的努力下，两帮争端得以解决。但偏僻地区和海面一带尚有殴打抢劫情况发生。总商会也议定特雇小轮船两艘，逐日巡查海面护载客货，并请英海关派差协巡，以资弹压，船上悬黄旗，上书 “中华商会护客船”字样，尾舱悬商旗，每船派闽人一名、潮人一名，以便巡护各搭客。18 总商会的第二任总理蔡子庸为潮籍商人，小时候曾受教于家乡澄海县城，稍长时就开始经商，贸易网络遍及汕头、上海、天津等。之后，他发现南洋贸易日益兴盛，于是来到新加坡，开始经营红烟、陶瓷、米糖、大米等业务，他的商业网络也开始拓及东南亚，连结新加坡、曼谷、香港。由于商业上的成功，蔡子庸在华人社会也颇负盛名。他曾于 1902 年领导本地潮侨以时值三万叻币的白米救济潮州米荒，他也曾担任华人参事局的委员。在 1905 年，当新加坡华商开始筹备中华总商会时，各帮侨领都设立小组，当时的潮帮小组，就由蔡子庸、陈云秋、廖正兴三人带领。蔡子庸担任总理期间，推行了多项事务，包括推动建会章程，自购印字机器以节省费用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议请英政禁止鸦片，例如让烟馆一律歇业，严禁娼寮不准摆排烟具开灯款客，请政府严订章程限制，并在五年之内务使烟客断绝烟瘾并不准鸦片再行等。19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议事簿》（1906 年11 月14 日）。李志贤，《石叻澄邑先贤传略》（新加坡：澄海会馆，2015），页 22 – 2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华章》（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24），页 23。

18 1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府力禁鸦片，总商会认为鸦片妨害华人身家，于是多次议请政府

151

第二辑商会

除了维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外，总商会在这一时期亦发挥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所属各社群会员搭建起与清政府及原乡之间的联系，逐步构建起初期的跨国网络。1906 年，清朝官员陈宝琛受命来新，为福建省铁路及其与邻近省份相衔接的铁路项目筹集资金，其中亦包括广东省的新铁路计划。为此，总商会于当年12 月设宴款待陈宝琛，并邀请来自广东省各方言群的代表出席，包括广府、潮汕、客家及海南等社群。宴会上，陈宝琛发表讲话，号召华商积极投资参与广东省铁路建设，在场多位华商亦表示支持并承诺出资。20 由此可见，总商会在创立初期不仅为会员提供了联系祖籍国的商业渠道，同时亦发挥其跨社群整合的功能，使不同方言群体得以共同参与这一跨国性的商业网络。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华商逐渐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获得社会地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创立，反映出华商在当地社会寻求自我组织与话语空间的努力。总商会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社团，在初期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即是如何保留与清政府的联系，同时又获取当地政府的认可。在这一阶段，社团领袖的个人地位与影响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总商会的前两任总理吴寿珍和蔡子庸都是当时华社社会地位较高的华商领袖，并同时与清政府及英殖民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使其在总商会成立初期能够给予有力支持，并取得清政府及当地政府的认可，在总商会与政府的协商方面扮演桥梁角色。再次，两位总理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及跨区域的商业网络，为商会提供了初期的资源支持与会员凝聚力，并且成为社团稳定的核心支撑，推动这一社团网络逐步迈向制度化与长期化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和祖籍国政府的互动，同时构建初期的跨国商业网络，总商会既实现了其制度化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华社的代表。

152

“Chinese Mandarin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Weekly) (13 December 1906), p.373.

吴寿珍与蔡子庸分别来自闽帮和潮帮，也体现了总商会在初创期所寻求的社群权力平衡，两人在各自社群中都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也有助于推动总商会内部各帮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并在必要时充当协调各帮冲突和利益的平台。这也促使总商会成为更广泛华商群体的代表。

三、中华总商会与其它华社组织之间的制度化网络如何与本土华社的多元化组织之间建立协调机制，是中华总商会制度化网络建构的另一重要环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会员，也包括团体会员，以及行业工会、社团组织等，其构成具有跨行业、跨籍贯的特征，同时它也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会组织，在华社具有领导性地位。因此，总商会和其它的华社组织就不可避免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多华社事务上进行互动并展开合作。总商会与其它华社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一方面与商会的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时任商会领袖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某个行业的商会领袖，也必然会推动和促进这一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将其他华人行业公会纳入总商会的管理体系，是总商会网络制度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例如，19 世纪 90 年代，从事华人汇闽侨汇兑公会（20 世纪 30 年代）、潮侨汇兑公会（1925 年）、琼侨汇兑公会（1939 年）、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6 年）等。这些汇兑公会 / 总会大部分都是中华总商会的团体会员。与此同时，一些从事侨批汇兑业的商号及个人也以商号会员或个人会员的身份加入中华总商会。在总商会初创期，从事侨批汇兑业务的森峰栈就已加入成为商号会员，并且捐赠100 元为总商会购置器具。森峰栈创办人黄松亭也担任第一届的协理。黄松亭祖籍潮汕，他所创立的“森峰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兑业务的侨批汇兑局陆续出现，汇兑公会 / 总会也随之成立，如

153

第二辑商会

号”是汕头地区最早的侨批局之一。1879 年又与人合资成立揭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阳森峰启记，全权代理森峰批局在揭阳地区的业务。黄松亭与新加坡的联系始于其所经营的售衣业务，他曾出口工人服装给新加坡的商家代售，后因为账务未清，他亲自到新加坡收账，也因此与杜崇烈、黄基业等人，合资创办森峰栈于十八间后（Circular Road），经营绸布及汇兑民信生意。黄松亭对新加坡金融和侨批业的贡献，还在于他是四海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也因此构建起侨批与贸易网络。21 另一位来自侨批汇兑行业的林庆年，则于1931 – 1956 年期间分别担任总商会的董事、会长或副会长。22 林庆年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在家乡之时，他已经继承祖辈所经营的茶叶种植及茶庄业务。为了将其茶叶拓展到东南亚市场，他于1925 年离开家乡，先在马来亚的吉隆坡设立茶庄，又于1926 年设总行于新加坡，以便于统筹南洋群岛各处分行及代售处，与此同时，他还添设了汇兑银信部，经营侨批汇兑业务。20 世纪 30 年代，林庆年经营的林金泰茶庄也兼营侨批业务，且是当时最大的侨批局之一。1932 年，新加坡三大华人银行：和丰银行、华侨银行和华商银行合并，成立华侨银行，林庆年代表华商银行出任董事两年。23 中华总商会的会员涵盖各行业，正是有这些会员的加入，并在总商会的管理层中担任职务，总商会才能与其他华社组织，尤其是各行业公会建立制度化的网络联系，同时发挥桥梁作用，成为协调各行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平台。在 1906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之前，侨批业已经成为当地华社的一个重要行业，并在华人移民与家乡联系中扮演桥梁作 21

张慧梅、刘宏，〈从侨批贸易到“一带一路”：东南亚潮汕人商业网络的建构与转型〉，郑宏泰、高佩璇主编，《潮汕人与一带一路：商业贸易的开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24），页 97 – 116。 2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放眼四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23 张慧梅、刘宏，〈海外华商网络的多重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侨批和汇兑业为例〉，页 32 – 43。

154

用。此时的侨批业，需要一个跨社群的组织来协助其应对跨域经营所带来的挑战，而总商会则需要借助侨批网络及其贸易网络巩固其在华人社会中的权威。总商会一直高度关注侨批业的发展及其所涉及的华人社群利益。例如，1926 年10 月，应中国邮政当局的要求，邮政总局宣布自1927 年1 月1 日起停止递送邮件包裹，理由是该制度不符合国际邮政联盟章程，并规定所有信件必须统一贴用 12 分邮票。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对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遂向国民政府交通部提出请愿，要求保留邮政包裹服务，使侨批能够以较低邮资继续寄送，从而便利华人向家乡亲属汇款与维系经济联系。24 1929 年，总商会更是明确将支持侨批业发展列为重要议程。当侨批业与政府产生利益冲突时，总商会也作为行业的代表，为侨批业发声。例如在 1930 年反对邮资涨价运动中，总商会就联合各帮汇兑公会，通过罢市、请愿等方式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调整。1935 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引发侨批结算危机，商会又牵头与国民政府谈判，最终促成“重大让步”。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6 年成立，特别强调“要像代表批局老板利益那样来代表工人”，这一主张得到总商会的全力支持，通过设立“侨批业劳工福利基金”，缓解了劳资矛盾。25 中华总商会不仅是各行业的代表机构，同时也是跨行业与跨社群互动的重要平台。来自不同行业的会员尤其是华商领袖的商会与其他华社组织及行业的制度化互动与合作，并在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上兼顾多方权益，成为华社与政府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增强了其在华社中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Remitting Money to China. Local Protest Meeting. System Used by Chinese in Malaya.” The Straits Budget (1 August 1929), p.14. 25 《近代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洋中华商会研究（1901 – 1991）”项目内部报告） 2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参与，使商会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多元性与广泛性，从而促进了

155

第二辑商会

四、中华总商会跨国网络的制度化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中华总商会创立后，逐渐成为促进各行业交流的商业组织，也是商界与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跨行业、跨籍贯、跨国界成为它的明显特征。总商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范围包括新加坡、中国、东南亚以及区域外的国家，尤其是商会里的华商领袖的业务多数具有跨国性质。因此，总商会成立之后，其所逐渐建立的机制就具有跨国功能。21 世纪开始，全球的商业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总商会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团，也需要作出转型，突破传统的跨国商业网络，拓展新的商业联系。同时进行跨族群的合作，拓宽合作领域。1991 年，中华总商会发起举办世界华商大会，并成为第一届主办者，之后，华商大会每两年由全球各地的中华总商会轮流主办。而总商会中具有前瞻视野，并且本身掌握全球商业网络的华商领袖，则为总商会的转型注入了关键动力。总商会的第 55 届和 56 届（2009 – 2013年）会长张松声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其父亲张允中为东南亚航运巨子、太平船务创办人。张松声也担任新加坡太平船务执行主席、香港胜狮货柜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行政总监、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松声家族所经营的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创立于1967 年，先后开辟了东南亚、欧洲、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的航线，业务遍及全球。太平船务的业务特点使得张松声对于跨国商贸合作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使得张松声上任后，希望能进一步拓宽总商会的跨国商业网络。26 在其任期内，张松声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一方面密切了与中国的商业联系，同时也开拓了总商会的全球性商业网络。

156

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页 1 –10。

2009 年 10 月，总商会与新加坡企发局联合组织商业代表团，在时任会长张松声，以及时任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时任企发局局长张力昌共同率领下，远赴南非及尼日利亚考察。新加坡驻南非最高专员 Bernard Baker 阁下、新加坡驻尼日利亚最高专员 Shabbir H. Hassanbhai 阁下，以及新加坡驻尼日利亚名誉总领事 Haresh Aswani 也参与此行活动。代表团 26 名成员来自船务与航运、集装箱制造业、仓储物流、印刷、包装、重型机械与零件、房地产发展、特殊金属供应服务、金融、制造业、电脑与文具供应、林业及相关产品、燃油与天然气及海事工业、水工业及其相关产品与服务、码头运作、起重机和重型机械供应、交通运输和维修等。27 随后，在 2010 年，总商会也举办了由张松声以及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和 Tolaram 集团 Mohan K. Vaswani 主席担任主讲嘉宾的分享会，分享他们在非洲开拓事业的经验。28 在 2012 年邀请南非驻新加坡大使馆参赞 Andre Van Straten 以及南非驻新加坡大使馆最高专员 S S Ripinga 分享在南非经商的课题。29 2011 年 7 月和 9 月，总商会分别举行“印度经商面面观”和“投资印度 —— 大型新兴市场”座谈会。30 2012 年1 月举办“开拓印度市场”研讨会。31 2012 年 2 月，张松声率领 40 名商家代表考察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普纳、孟买，与印度主要政府机构、当地工商界领袖和商会建立密切联系，促进和加强新加局和印度工业联合会大力支持。3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09 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0）。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0 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1）。 29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2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3）。 3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1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2）。 3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2常年报告书》。 3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2常年报告书》。 2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坡与印度的双边经贸关系。此次出访也获得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

157

第二辑商会

2009 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应国务资政吴作栋的邀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请，率团莅新访问，旨为加快推进中新广州知识城项目合作建设。配合此活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星桥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共同推动广州知识城发展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重点内容包括：总商会将积极向会员公司推介“知识城”项目，鼓励会员公司在多个领域参与知识城的建设，把握各项投资机会；星桥国际和广州开发区将让总商会知道知识城的最新发展情况，为属下会员公司提供必要的行业资讯与咨询服务，协助会员公司拓展在知识城的业务；星桥国际与广州开发区可根据情况参与总商会会员在知识城内的建设项目，并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三方将定期组织人员访问知识城，共同拓展商机；总商会也将为广州开发区提供企业管理领域的人才培训服务，广州开发区将为总商会组织的各类行业考察团、人才培训团等提供教学团队、企业参观、政府部门拜访等协助。33 2011 年，总商会也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及星桥国际联办“中新广州知识城商业良机”座谈会，为与会者介绍广州最新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商业前景，并让商家进一步了解广州的投资环境与商业机会。34 张松声任内的其它举措还包括，2009 年增设“移民联系组”，2010 年在上海设立总商会的第一个海外代表处，2011 年举办第十一届华商大会。 2009 年张松声受委为官委议员，连任一届至 2014 年。35 其政界身份也使张松声更具备跨族群跨文化的视野，并着力推动多元种族商会建立密切联系，以促进各族群之间的商业与文化交流。2011 年，总商会首次与新加坡印度商会和马来商会联合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09常年报告书》。笔者在 2025 年 9 月在中新广州知识城调研时，也可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知识城进驻的机构及企业之一。 34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1 常年报告书》。 3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华章》，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24年。 33

158

举办联谊活动。36 2012 年，总商会再次与友族商会联办交流会，来自三家商会的150 名代表参观马来传统文化馆，共进晚宴，增进交流。37 张松声卸任总商会会长后，又于 2014 年出任新加坡工商联合会会长。新加坡工商联合会是中华总商会于1970 年代带动其会员和商家所发动成立的，并于 2002 年改组。其理事成员的组成已不局限于华人企业家，除了新加坡华商之外，还有来自英国、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商人，更具明显的跨族群和跨国家的性质。华商领袖的全球商业背景与跨族群视野，对社团跨国网络的制度化发展具有关键推动作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核心领导层本身所拥有的全球商业运营经验，有助于推动总商会朝向国际化平台及更广泛合作网络的转型。商会领袖的跨族群视野，也推动总商会在维系族群认同的同时，更具备跨文化协商与合作的能力，推动总商会从单一族群利益代表转向更广泛的族群联系与合作。而华商领袖的政界身份，也增强了总商会与政府及其它族群商会的合作空间。

五、结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特征显示了华商领袖在面，更需要多方的协调、资源支持与机制的建立。华商领袖不仅是商会创立的倡导者和有力支持者，同时其所具有的社会声望、人脉网络及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奠定了社团与政府之间网络制度化的建构基础及持续发展的根基。

36 37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1 常年报告书》。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2 常年报告书》。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社团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尤其在社团网络的制度化发展方

159

第二辑商会

在总商会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社群、不同行业背景的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华商领袖所形成的多元背景，成为推动总商会建构跨社群、跨组织、跨行业互动网络的重要动力，从而增强了总商会的整合力和代表性，在华人社会构建起跨界协作的网络，并使总商会成为协调华人社会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总商会进入全球化发展与转型的阶段，华商领袖的全球商业经营背景与跨族群视野为总商会的跨国网络注入了新的动力，突破了传统社团的局限，转型成为兼具全球网络与跨族群协作的重要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持续发展与网络制度化的建构，与华商领袖的领导能力、商业资源、社会资本密不可分。通过以上几个华商领袖个案，既体现出华商领袖群体在社团治理中所展现的共同性，如通过其社会网络及资本支持，推动社团的创立及稳定发展。但每位华商领袖的个人背景、商业经验与社会关系又使得他们在社团的治理中具有一些独特性。例如来自不同行业的华商领袖，推动了总商会与这些行业公会或行业业者的密切联系与互动。而华商领袖个人的发展经验与视野，也影响了总商会在某一时期的发展方向。组织的制度化是多层级网络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在地方性、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述个案展示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构建不同层级网络的过程中，如何逐步推进其制度化进程：从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的地方性网络，到与其他华社组织互动所形成的区域性网络，再到全球化背景下拓展的全球性网络。不同层级网络的制度化在各阶段呈现出差异化侧重：总商会在创立初期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为要，强化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联结；发展中期侧重区域网络的扩展与整合；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则进一步构建跨区域、跨国家的制度化联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层级的社团网络制度化呈现线性发展。相反，地方性、区域性与全球性网络往往是并行发展，

160

并在互动中相互促进。本文所选个案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但笔者无意强调个案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而是将其置于多层级网络分析框架之下，探讨华商领袖如何通过其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介入并推动社团不同层级网络的制度化进程。华商领袖与社团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普遍性贡献构成了社团网络稳健拓展的制度与结构基础，而在非制度化层面上，他们的个人性作用及社群关系，则为社团网络的运作保留了必要的灵活性与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化所可能带来的僵化与约束。正是在这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相互补充的机制下，社团网络得以在具备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持良好的适应性与应对能力，从而共同推动社团的发展与转型。

参考文献《联合早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议事簿》。陈来幸，《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繫がる華人の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社，2016。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2024。李奕志，〈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以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及策略为中心的讨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2014），页115 – 121。

李志贤，《石叻澄邑先贤传略》。新加坡：澄海会馆，2015。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第 1 期（2000），页106 – 118。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第 4 期（2016），页 1 – 10。沈逸婷，《晚清侨务与海外侨领：新加坡侨领吴寿珍个案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魏明枢，〈张振勋与晚清商部〉，《太平洋学报》，第1 期（2009），页 90 – 9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李奕志，《历史的抉择： “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61

第二辑商会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放眼四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6。

华商领袖与社团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华章》。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2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常年报告书。张慧梅、刘宏，〈从侨批贸易到“一带一路”：东南亚潮汕人商业网络的建构与转型〉，郑宏泰、高佩璇主编，《潮汕人与一带一路：商业贸易的开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24，页 97 – 116。张慧梅、刘宏，〈海外华商网络的多重交织与互动 —— 以新加坡华人侨批和汇兑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3 期（2020），页 32 – 43。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Skinner, G. William,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1951.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The Straits Budget. Visscher, Sikko,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Yen Ching-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 – 1911,” in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133 – 160.

162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二战前中国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侨务互动与华商精神的塑造邓宇 *

一、引言二战前的新加坡是南洋华侨的重要聚居地，其华社事务既多元复杂，又充满政治敏感性。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 1906 年成立以来，在华社整合、经济发展、公益慈善以及维护侨民权益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1 同时，作为跨帮群的组织，总商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华社与殖民政府沟通。因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长期以来被公认为二战前新加坡华社的重要领导层之一。与其并列的另一个华社领导层则是英籍海峡华人公会，凭借其成员拥有英籍身份的制度优势，海峡华人公会与殖民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在政治沟通及制度话语上具有先天便利。因此，学界多认为二十世纪前会平分天下。2

* 邓宇博士（Dr DENG Yu），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博士，目前任职广西民族大学历史系。 1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文化基金，2024）。杨进发，〈新加坡华族领导层初探 1900 – 1941〉，《新加坡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336 – 358；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半叶的新加坡华社领导层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英籍海峡华人公

163

第二辑商会

目前学界关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研究相当丰富，涵盖历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重面向；3 关于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研究亦多集中于晚清领事制度的设立以及晚清时期的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4 相较之下，对民国时期的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在侨务管理、政治交涉与跨国协调中的作用关注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将总商会与总领事视为彼此独立的行动主体，鲜少考察两者之间的侨务互动，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华社的权力结构。事实上，自 1920 年代中后期起，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在侨务管理、政治交涉、危机协调与跨国交涉等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华社事务中不可忽视的“第三股领导力量”；而总商会在社群动员、社会资源整合和日常事务管理中仍保持长期积累的优势。两者在殖民政府、中国国家力量与华社内部多方因素的牵动下，逐渐形成一种既合作又制衡、既互补又富有张力的互动格局，构成理解二战前新加坡华社权力运作的重要切入点。 3

164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庄国土，〈论清末海外中华总商会的设立〉，《南洋问题研究》，第 3 期（1989），页 83 – 90。张亚光、沈博，〈晚清时期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其实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1 期（2020），页 20 – 29；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第 1 期（2000），页 106 – 118；Michael R. Godley, “ 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1975), pp. 361 – 385; Yen Ching-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 – 1911” in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133 – 160; Liu Hong, “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37 (1999), pp. 391 – 416; Sikko Visscher,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 – 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林孝胜，〈我视新洲为旧洲 ——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 147 – 170；杨凌云，〈浅析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外交学院学报》，第 3 期（1996），页 88 – 91；余定邦，〈清朝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的过程及其华侨政策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1988），页 66 – 73；庄国土，〈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06），页 79 – 86。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其一，总领事与总商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呈现？是竞争、依附，还是合作与制衡并存？其二，两者在政治事件、社会经济问题与日常侨务中如何分工？其三，在长期互动过程中，这种侨务实践如何影响华社文化，并推动“华商精神”的逐步形成？本文以牛车水事件、失业华工救济、及总商会对总领事的协作与监督为三个分析案例，旨在揭示两者在侨务实践中的互动逻辑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并从中探讨“华商精神”在政治夹缝与多重权力关系中生成的历史过程。

二、重探牛车水事件 1927 年的“牛车水事件”是新加坡华社、殖民地政府与中国政府互动的重要节点。已有学者对事件经过与政治背景多有讨论，本文在此不再赘述。5 本节将这一事件作为观察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权力关系的关键案例，通过梳理此事件的善后事宜，分析两者在政治危机中的角色分工与互动逻辑。

（一）事件背景与政治意义 1927 年 3 月 12 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新加坡约有和国民党党旗，表明是由国民党支持者组织主办的。在活动进行中，有大批海南籍群众涌入会场游行示威，高呼反帝反殖。这一批海南籍群众多为夜校学生及亲左派的劳工。期间，一辆由英国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Ku Hung-Ting, Kuomintang’s Mass Movement and the Kreta Ayer Incident (1927) in Malay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1976); Yong Ching Fatt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 – 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两万群众聚集在欢乐园举行纪念大会。会场上布满中华民国国旗

165

第二辑商会

人驾驶的电车意外闯入游行队伍，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导致在牛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车水警察分局前发生了警民冲突。最终，警察开枪，造成六人死亡、十四人受伤。6 由于此次事件中发生了侨民伤亡流血的惨重状况，中国国内称此事件为“新加坡惨案”。7 尽管这一惨案并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直接斗争引起，但确实是两派的对抗行动引发的警民冲突所致。因此， “牛车水事件”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印证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受到中国政治局势和政争的影响，是新马华社左右之争公开化的开始。8

（二）总领事的迅速介入：外交代表的权力展现重探牛车水事件，笔者着重关注的是，牛车水事件的善后事宜是由谁负责与殖民的政府进行交涉、处理的？以及侨民对于善后事宜处理的态度如何？牛车水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1927 年 3 月 12 日下午，代理总领事许瑞鋆 9 就立即前往中央医院和陈笃生医院探望慰问受伤民众，同时，还聘请摄影师到医院，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拍摄死者和伤者的照片以存证调查。10 代理总领事许瑞鋆在事件发生后迅速采取行动，不仅安抚伤者家属，还收集了案件的第一手证据，这为后续的外交交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Hylams Attack Police,” Malaya Tribune, 14 March 1927, p. 10; “Kreta Ayer Shooting,” The Straits Times, 18 March 1927, p. 9; “Hylam Riots in Singapore,” Malaya Tribune, 18 March 1927, p. 10. 7 顾器重编，《八十五年之中英》（上海：国民出版社，1927）；〈各界抗争新加坡惨案电〉，《申报》，1927 年 3 月16 日，第 9 版；〈各界抗争新加坡惨案〉，《申报》，1927 年 3 月17 日，第 9 版；〈各界抗争新加坡惨案〉，《申报》，1927 年 3 月18 日，第 9、 10 版；〈各界抗争新加坡惨案电〉，《申报》，1927 年 3 月 19 日，第 14 版；〈各界抗争新加坡惨案〉，《申报》，1927 年 3 月 20 日，第10 版。 8 Yong Ching Fatt &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 – 1949, p. 88. 9 此时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为欧阳祺。由于欧阳祺总领事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牛车水事件的调查与善后事宜基本上由代理总领事许瑞鋆来具体执行。 10 〈许代总领事对此次发生意外之态度〉，《叻报》，1927 年 3 月 14 日，页 3；〈国忌日发生惨剧之续闻事后调查之种种概况许领事对此事之关心〉，《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15 日，页 3。 6

166

3 月14 日，总领事立刻报告中国外交部情形，外长顾维钧接电后，当于昨日立即训电欧阳总领事、一面调查实在详细情形、一面令向英当局抗议，要求四项：（一）赔偿损失（伤者医药费，死者家属之抚恤）；（二）惩办开枪凶手（三）当地政府向中国领事道歉；（四）保证以后永远无此事件发生。11 可见，对于牛车水事件，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十分强硬的。这四项要求，不仅关注对侨民经济和精神上的赔偿，更重要的是要求殖民政府承担法律责任和道歉，以示对侨民生命的尊重。此强硬立场说明中国政府将此事视为外交事件，而非一般侨务问题。 3 月 16 日，代理总领事许瑞鋆亲自前往辅政司交涉。12 后续相关的庭审，均由代理总领事许瑞鋆负责。此外，总领事还聘请代理律师柏礼氏为牛车水事件的死伤者进行辩护。13 这种迅速的反应与中国外交部的强硬态度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总领事作为华侨利益捍卫者的形象，加强了侨民对祖国在关键时刻保障其权益的信任与依赖。在此次惨案中的死难者的殡葬事宜，如无家属在新加坡的死难者，由代理总领事许瑞鋆负责给棺殡葬。14 此一系列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使中国总领事在侨民中树立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形象。 1927 年 4 月 8 日，由殖民地政府设立的新加坡调查小组公布，牛车水事件为警察对不合法集会者进行开枪，造成人员死

〈外部电令抗议新加坡惨案〉，《申报》，1927 年 3 月16 日，第 5 版；〈新加坡英捕枪毙华侨案驻新领事电外部报告〉，《申报》，1927 年 3 月 21 日，第 6 版；〈新加坡惨案真相〉，《晨报》，1927 年 4 月 21 日，页 3。 12 〈国忌日生发惨案后所闻三志〉，《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16 日，页 3。 13 〈騐尸庭审讯牛车水警局之惨案初志〉，《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18 日，页 3；〈验尸庭审讯牛车水警局之惨案初志〉，《南洋商报》，1927 年 4 月 9 日，页 4；〈验尸庭审讯牛车水警局惨案志（六）车务局巡长与巡目之证供〉，《南洋商报》， 1927 年 4 月 2 日，页 3。 14 〈牛车水警局发生之惨案琐闻五志〉，《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18 日，页 3。 15 〈验尸庭研究惨案时毕朥罗状师表示意见之真相〉，《叻报》，1927 年 4 月 16 日，页 3。 1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亡的原因为误杀。15 显然，中国总领事对于“误杀”这样的判决

167

第二辑商会

结果是不认可的。此后几个月，代理总领事许瑞鋆持续与辅政司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交涉。16 尽管侨民都十分关心此事，但是，与辅政司交涉结果始终未能令中国总领事满意，因此，交涉的结果迟迟无法公之于众。17 1927 年 7 月，新任总领事李骏抵达新加坡。许鋆结束代理总领事的工作。与英殖民地政府交涉牛车水事件的任务转到了新任总领事李骏手上。1927 年10 月，外交部特训令总领事，对于该惨案先与英当局开议抚恤办法，俾被害人早获赔偿云云。18 由此可见，距离牛车水事件发生半年之后，中国总领事馆与英殖民地政府的交涉始终未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此前提出的四点要求，并未得到满足，交涉仍在进行。1928 年 8 月，中央执行委员周启刚之整理侨务提案中，提及1927 年的牛车水事件“至今仍为悬案，毫无办法”。19 牛车水事件发生一年多后，后续交涉的结果，中英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此惨案的处理，无疾而终。且不论最终交涉结果如何，在此事件中，总领事撇除华社政治上左右之争，其表现让本地侨民看到了其维护侨民权益的积极态度。同时，在与英殖民地政府持续不断地交涉过程中，总领事所表现出的责任感与担当，提升了其在华社中的声望，弥补了以往的信任缺失。这一行为标志着总领事在危机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表明其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更是侨民利益的重要捍卫者。这打破了长时间以来华社对于总领事的负面印象，例如曾有文章写道： “华侨最有力之团体，厥为商会。对内常调解侨民之争执，对外则为交涉之机关，不啻侨民最高之政府也。南洋各埠，虽皆有我国之领事馆，无如不能得外人及侨民之信仰。故外人与

〈许代领事已向政府进行交涉〉，《南洋商报》，1927 年 4 月12 日，页 3；〈牛车水惨案仍在交涉进行中〉，《南洋商报》，1927 年 5 月 27 日，页 3。 17 〈牛车水警局惨案交涉之续闻〉，《南洋商报》，1927 年 6 月10 日，页 3。 18 〈新加坡惨毙华侨案外部电催交涉〉，《晨报》，1927 年10 月12 日，页 3。 19 〈请确定整理侨务方案案〉，《会议纪录》，台湾政治大学孙中山纪念图书馆藏国民党会议记录档，档号：会 2.2 / 10.8。

168

华侨间，遇有重大事件，外人亦直接与商会交涉，视我国领事如无物。”20 总体而言，处理牛车水事件的善后事宜，明显提升了总领事在华社中的正面形象。通过迅速介入、持续交涉与承担善后，总领事在此事件中展现出超越以往的政治积极性，是国家力量在海外介入华社事务的重要体现。

（三）总商会的谨慎策略与殖民政治考量与总领事的主动介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此事件中采取了高度谨慎的态度。在牛车水事件发生之后，1927 年 3 月 22 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职员会议中，其对此惨案的态度，如下：关于前接南安会馆三十三团体函称请召集大会，嗣经正副主席于十八号共赴总领事署调查结果情形，已承报此事关系重要，接奉外交部电准依法办理，系属国际交涉，由领事完全负责，总商会无召开大会之必要。最好转达各社团保持秩序，毋得挑拨事端。致碍前途之交涉。讨论结果应照此意函覆三十三团体查照。21 可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牛车水事件表示关切。总商会虽采取“保持距离”的策略。这一做法并非冷漠，而是由总商会自身的情况做决定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本地注册社团，若直接介入，可能引发英殖民地政府对其参与中国政治活动的疑虑，进而导致不必要的政治风险。武幼如，〈南游杂记〉，《申报》，1926 年 2 月17 日，第19 – 20版。1918 年曾在新加坡同德学校教授国语。1920 年，武幼如曾任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临时教务长，也是新加坡三江会馆成员。由此推测，武幼如在〈南游杂记〉关于总领事的论述是基于其在新加坡期间对于华社的观察而得出。 2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纪录，1927 年 3 月 22 日。 2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一时间派正副主席前往领事署了解情况，但在处理善后方面，

169

第二辑商会

此外，牛车水事件引发的后续事件，部分侨民参与抵制电车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公司运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依旧维持同样的态度。22 这再次体现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直接参与政治事件的谨慎与保守。此举引起部分侨民的不满，认为总商会缺乏担当。然而，《南洋商报》发表两篇“时评”为总商会正名：〈舆情〉…… 侨地之中华总商会，虽与祖国同其名称，而实异其性质。…… 侨地各都市惟总商会为最高最大之机关，因之而责任甚重。凡总商会之一举一动，不啻代表侨界全体之举动，总商会之名誉荣，全体之名誉亦荣，总商会之名誉辱，全体之名誉亦辱。故宁慎而毋燥，宁精而毋粗，宁缓进而毋急进，此殆迫于环境使然 …… 本坡中华总商会之职员，类都老成练达之分子，其一举一动，人尽知为谨慎而精细，绝不主张急进者也 …… 23 〈爱国心之功过〉…… 爱国之心，人人有之，惟所取手段，各有不同，有主张急进者，有主张缓进者，亦有主张不急不缓，可急可缓者，手段虽不一，然欲表示其光明正大之行为，达爱国之目的，则无不同 …… 故论爱国心之功过，不在乎一时冲动之得失，而当以群众最后所得之实利为准则也。24 两篇评论指出总商会在殖民社会中肩负“代表全体侨界” 的重责，因此必须采取“宁慎毋躁”的策略，以维护华社整体利益。

〈西报所载之华人抵制电车公司情形〉，《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 26 日，页 3；〈昨晚警界之戒备情形〉，《南洋商报》，1927 年 3 月 30 日，页 3。 23 则鸣，〈舆情〉，《南洋商报》，1927 年 4 月 6 日，页 4。 24 汪家培，〈爱国心之功过〉，《南洋商报》，1927 年 4 月 6 日，页 4。 22

170

（四）小结：总领事与总商会的分工与权力交织牛车水事件的善后过程凸显出总领事与总商会在政治敏感议题与华社稳定之间的明确分工。由于牛车水事件具有高度政治性，关系到侨民安全与殖民地秩序，总领事以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身份率先介入，负责与殖民政府交涉、搜集证据并向中国政府报告其进展。这不仅彰显了其“国家代表”的政治象征，也补足了总商会在涉入政治争议方面的局限性，使国家力量得以在危机时刻有效介入华社事务。与此相对，总商会的行动更侧重社群层面的安抚与秩序维持。作为本地注册社团，总商会避免直接卷入政治冲突，而将外交性事务全权交由总领事处理，并在内部呼吁各社团保持克制，以降低事件外溢风险。这种慎重立场虽显保守，却体现了社团在殖民政治框架下的现实考量，也是其维护华社稳定的重要策略。二者之间的互动由此形成清晰的权力分工：总领事处理政治敏感与跨国性事务，总商会承担社会事务与经济善后。政治与社群两条线并行运作，构成危机应对中的互补机制。牛车水事件因此不仅反映了二战前新加坡华社权力结构的多中心性，也展示了国家力量与华社自治力量在殖民地情境下如何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功能互补的“权力交织”格局。

19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新马地区造成严重冲击，本地出现了大规模失业潮，本地的社会治安与华社稳定面临压力。 “南洋各埠华侨，因锡胶等业之失败 …… 失业华工，竟达四十余万之多。其中全失业者约十余万，半失业者约二三十万。”25 处理

〈南洋华侨失业之严重化〉，《中央侨务月刊》，1931 年第 9 期，页 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三、处理失业华工救济问题

171

第二辑商会

失业华工救济问题不仅是一次经济危机下的民生事件，更成为观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察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中华总商会在侨务事务中如何分工合作的关键节点。

（一）失业华工求助潮与总领事的压力失业者既包括原在新加坡的华工，也包括从马来半岛南下的华工。面对生计困境，失业华工纷纷聚集总领事馆门前请愿：有贫病交侵治失业华侨约百人。联同到罗敏申律中华总领事馆请愿。擬求陈总领事设法资遣归国 …… 26 前一日聚集领事馆门口数十失业要求陈总领事设法送彼等回国之工人，今日上午又聚集领事馆门口，或卧或倒，状殊可怜，曾向记者谓，彼等已一二日未吃饭矣，警察当局恐工人莅馆滋事，今晨派有四五位警差，莅领馆维持秩序 …… 27 聚集领馆门首之失业者推代表谒领事面陈苦况 …… 28 总体而言，失业华工的诉求基本都是希望总领事馆资助船票回国。这些报道呈现的不仅是经济危机下的贫困景象，更说明总领事在华工心中具有明显的政治与象征性权威。对于失业华工而言，总领事馆不仅是国家在海外的象征，也被视为可以提供实际援助与保护的“国家代表”。

〈失业华侨向领馆求救〉，《叻报》，1930 年11 月 4 日。〈可怜！失业工人复麕集总领事馆门口当局派警维持保护〉，《南洋商报》，1930 年 11 月 7 日，页 6。 28 〈不景气之胶锡围困南邦走投无路之华工群赴领馆请愿〉，《星洲日报》，1930 年 11 月 5 日，页 6。 26

172

然而，失业华工的高度期待与现实条件之间存在显著落差。中央政府当下经济十分困难，因军费浩繁，有时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俸薪都不能照常发放，盼望政府汇款南来救济，是十分困难的。29 甚至连总领事馆自身的运作亦捉襟见肘。1930 年，中央侨务委员会曾拟定一份详尽的〈救济南洋失业华工对策〉，旨在希望通过“移工归农”，将大量失业华工想办法安置到种植稻米的行列。30 然而，这一方案与马来亚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现实并不相符。依据1930 年马来联邦《马来人土地保留法》31，稻作土地多属马来人保留地，非马来人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当时稻米种植业几乎完全由马来人掌控，使“移工归农”在马来亚几乎缺乏实际操作空间。32 总之，无论是遣返费用还是长期救济，总领事馆都难以单独承担。于是，总领事不得不在“责任期待极高”与“实际资源有限”的矛盾中寻找回应方式，促使其在侨务危机中采取更具灵活性的跨界协调策略。

“Matters of Chinese Interest”,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5 October 1930, p. 10. 30 〈救济失业海外华工及归国华侨（一）〉，《外交部全卷》，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70900-0037。 31 英国殖民地政府从 1913 年起在马来联邦和马来各属邦陆续颁布《马来人土地保留法》（The Malay Reservation Enactment），规定各邦的英国驻扎官有宣布本邦的任何土地为马来人保留地，这些土地于马来种族、习惯上说马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包括新从印度尼西亚移人的马来人，禁止以任何形式让渡与马来人以外的华侨和其他民族。这土地保留法既剥夺了马来人对传统村社土地的支配权，又把马来人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上，也在马来人与华侨等其他民族问制造了民族不和的因素。《马来人保留地法案》奠定了马来人在稻米种植业的地位。 32 关于二战前马来亚稻米种植的情况，可参考 Cheng Siok Hwa, “Pre-War Government Policy for the Rice Industry of Malaya，”《南洋学报》，第 27 卷（1972），页 26 – 40；阮湧俰，《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碾米业种地位的演变》（厦门：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8）。 2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73

第二辑商会

（二）总商会的保留态度：商业利益与殖民政治的双重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考量面对大批失业华工要求遣返，总领事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寻求协助。3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总商会的态度明显有所保留，总商会并不同意将大批失业华工资遣回国。这种谨慎立场，并非出于漠视，而是受到商业利益与殖民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总商会的领导和成员大多数为商人，他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自身的生意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商人们的关注重心主要集中在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上，且能够调动的资源用于资遣失业华工也十分有限。因此，总商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自然对资遣失业华工的提议持谨慎态度。1930 年11 月 5 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僉以失业之侨胞资送回国原为本会所不同意，盖吾侨梓里多在纷乱之中，失业回国，不死于盗，恐沦为匪，且海外市况如或翻转，全赖驻劳动界以资工作，若其遣回国，一时将何召集。当地政府已在筹划筑路、濬河、种种事业为失业之工作，可将情形由本会会长婉复于陈总领事。决议通过。34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认为失业华工的家乡也处于动荡之中，失业华工回国面临更多的风险，倘若回国无法谋生，恐怕沦为匪徒。况且，经济危机过去之后，南洋地区还是需要大量的劳

国民政府官员胡汉民、孙科、王正廷嘱咐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陈长乐关于救济失业方法，第一步先与当地诸绅商，及热心社会事业闻人，开会讨论，华侨素具热肠，开会后，当可想出良善方法，以应付困难环境，设不幸，开会无办法，即呈报国府，国府另图良策也。资料来源：〈陈领事明日莅馆视事〉，《南洋商报》，1930 年 10 月 23 日，页 6。“Matters of Chinese Interest”,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5 October 1930, p. 10. 34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30 年11 月 5 日。

174

动力，如果失业华工大批回国，之后再召回恐怕不易。目前，英殖民地政府已经在筹划本地的市政工程，可以为失业华工提供就业机会。因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立场是不同意将失业华工送回国。其次，总商会的态度也与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方向保持一致。英殖民政府虽尝试通过扩建市政工程来吸纳部分失业华工，但在失业人数远超可提供岗位的情况下，公共工程的效果十分有限，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失业问题。35 更重要的是，殖民政府本身并不希望通过大规模遣返来减少华工数量。自1930 年起，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1928 年移民限制法令》，对入境的男性华工实行每月限额，旨在通过“控制输入”而非“遣返输出”来管理本地华工结构。36 若贸然遣返大量华工，不仅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的劳动力短缺，也会增加未来重新招募的成本。因此，总商会在失业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不仅是商业利益的考量，也顺应了殖民政府的政策取向，使其难以支持大规模遣返方案。综上，总商会在失业华工救济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并非消极或推诿，而是受到经济压力、殖民地政府政策共同制约下的理性选择。其立场虽与失业华工的即时诉求有所距离，却反映了商会在殖民地社会中必须履行的双重职责：一方面维持自身的经济稳定，另一方面保持与殖民政府的合作关系。正因为如此，总商会境中不得不承担更积极的协调责任。

“Hope for Workless Coolies”, The Straits Times, 18 June 1930, p. 12；〈政府救济失业问题办法开濬加兰芽栊河道建筑新高等审判庭〉，《南洋商报》，1930 年 6 月 20 日，页 7；〈公共建筑部筹备兴工可收容一部分失业苦力工人〉，《南洋商报》，1930 年 7 月 18 日，页 6。 36 《外交部公报》，第三卷，第五号，1930 年 9 月，页 91 – 9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在这一议题上无法扮演直接主导者的角色，使得总领事在危机情

175

第二辑商会

（三）总领事的资源整合： “第三股力量”的形成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在失业华工救济问题上，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实际上处于多重权力结构的交汇点。一方面，他必须回应大量失业华工的迫切诉求；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财政匮乏导致领事馆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殖民政府在大量遣送失业华工上态度保守，而中华总商会在经济压力与政治审慎之间亦难以承担主导角色。在此多方力量均无法单独介入的局面下，总领事既不能消极以对，也无法依赖既有行政体系完成救济，只能主动跨越制度边界，调动分散于华社、商界与殖民行政体系中的可用资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总领事逐步形成了华社的“第三股力量”，成为失业华工救济行动得以推进的关键枢纽。首先，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总领事的关键作用首先体现在其对既有行政体系的灵活运用。他深知仅凭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无法支撑大规模遣返或长期救济，因此将策略重点转向争取殖民当局的有限协助。通过持续与华民政务司署沟通，总领事成功促成华民政务司署愿意资遣回国的仅限于老弱残废之失业者，其余身体健康者，不在华民政务司的资遣范围内。37 尽管这一资遣标准明显严格，无法涵盖绝大多数失业华工，但其象征意义重大：华民政务司的介入为救济行动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性支点，也为后续动员社会资源打开了政策空间。其次，总领事进一步利用自身在华社中的政治象征性，向本地商界与慈善资源发出动员呼吁。在总商会因经济负担与政治顾虑而保持谨慎的情况下，总领事转向以个人社会声望及外交代表身份，争取林秉祥、胡文虎等殷商的参与。林秉祥兄弟旗下的和豊轮船公司商妥，减收船费，由和豊轮船运送失业华工回国。38 〈华民政务司资遣老弱同侨返故土〉，《南洋商报》，1930 年 6 月 13 日，页 6；〈政府采资遣政策救济失业老弱残废者决由政府出资遣返健全者由华人失业救济会办理〉，《南洋商报》，1930 年12 月17 日，页 8。 38 〈三失业华工无知自取其咎要求领馆资遣不能说他不对只是不应喧扰呼打与差格斗分别判入苦监〉，《南洋商报》，1932 年 8 月 4 日，页 6。 37

176

殷商胡文虎自 1931 年起便与华民政务司商定，华民政务司每资遣一名失业华工回国，胡文虎就给叻币一元以资零费。39 和丰华人轮船公司的免费遣送，以及胡文虎个人追加的经费支持，构成了对殖民政府有限资遣的关键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类由总领事牵线形成的跨界协作，使救济过程中的行动主体从官方机构延伸至社会网络，形成多层次的资源整合格局。第三，在经济大萧条后，尽管新马一带的经济逐渐恢复，但是华工失业、或者是劳资纠纷偶有发生。报刊报道显示，每当华工在劳资冲突或生活困境中陷入僵局时，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前往中国总领事馆求助。例如，〈陈嘉庚有限公司工人追案欠资男女二百余向刁总领求助〉40 和〈星洲建筑工人工潮续闻昨派代表三人向我总领署请愿并提出要求八项〉41 等。诸如此类的案例在 1930年代的报刊中频繁出现，42 形成了清晰的趋势：每当华工陷入欠薪、失业或劳资纠纷，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前往中国总领事馆求助。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华工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对国家象征的依赖。这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在华工的日常经验里，总领事是最具象征性权威与实际介入能力的国家代表。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星洲日报，1940），页 134。 40 《星洲日报》，1934 年 3 月15 日，页 6。 41 《南洋商报》，1936 年 9 月 22 日，页 6。 42 例如〈披星戴月当风露宿澈夜不散麕集华署前之建筑工人罢工潮续〉，《南洋商报》， 1936 年 9 月 19 日，页 5；〈黄梨厂削梨工人向我总领署请愿二要点经施代总领转向当局接洽〉，《南洋商报》，1936 年 9 月 26 日，页 5；〈黄梨厂削梨工增加工资事由中华总商会与梨厂联会洽商中施代总领事晓谕工人代表〉，《南洋商报》，1936 年 10 月 22 日，页 5；〈男女工人昨赴领事馆请愿，和和工潮难乐观〉，《南洋商报》， 1937 年 4 月 20 日，页 5；〈太丰饼干厂宣告停业后太丰精一工人二百余请领事馆调解〉，《南洋商报》，1937 年10 月 20 日，页 5；〈太丰饼干厂被解雇工人再至领馆求调解〉，《南洋商报》，1937 年 10 月 26 日，页 4；〈救济失业梨工各侨团联函呈请高总领事请于二十四日开会时到场指导〉，《南洋商报》，1938 年 4 月 23 日，页 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77

第二辑商会

（四）小结：侨务危机中的角色分工与“第三股力量”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的凸显失业华工救济的案例表明，总领事在华社中的作用远非传统外交官所能概括。在大量失业华工将其视为“最后庇护所”的情况下，总领事的象征性国家权威被迅速放大，使其成为工人心理与情感依附的核心对象。尽管领事馆经费短缺、行政资源有限，总领事仍凭借其国家授权与道义责任感，积极调动华民政务司、本地殷商及航运企业等多方资源，推动救济得以实际展开。对于失业华工而言，总领事并非遥远的国家代表，而是在生计危机中最具可信度的领导力量。从这一角度来看，总领事在华社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次于总商会或海峡华人公会，而是在特定危机情境中展现出独特的动员力与组织整合能力。与此相对，总商会在大萧条期间因经济压力与殖民政治的双重束缚，无法承担大规模遣返或直接救济的职责。其谨慎态度并非怠忽，而是出于维持组织合法性、保持与殖民当局稳定关系以及避免影响未来劳工供需等多方考量。在此背景下，总领事的积极介入恰好填补了侨务治理体系中的空白，形成介于国家力量、华社自治与殖民体制之间的“第三股力量”。这一力量的形成不仅使救济行动得以展开，也揭示了侨社权力结构的多中心特征 —— 国家象征性权威、社群组织力量与殖民制度约束在此交织，使总领事与总商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而动态的侨务合作关系。

四、总商会对总领事的协作、监督与评价在牛车水事件和救济失业华工问题中，总领事与中华总商会展现出明显的角色分工：前者主导政治与跨国事务，后者侧重社群稳定与资源调配。然而，在日常侨务运作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功能互补，而是通过协作、监督与评价构成一种更为

178

复杂的动态权力结构。本节即从协作、监督与评价三个层面分析这一互动模式，揭示其在华社治理中的实际运作逻辑。

（一）协作层面：总商会作为总领事在地运作的重要支撑力量协作是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关系中最基础、也最持久的组成部分，尤其体现在对领事馆日常运作的支持上。由于民国时期中国财政普遍紧张，加之中央政府对海外侨务投入有限，驻新加坡总领事在履行职责时长期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这一困境更为突出，甚至出现领事馆难以维持日常运作而向总商会借款的局面。 1932 年 3 月，陈长乐总领事领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逐月借一千元以维领事馆经费。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念在“于国难时间，政府财政当然出绌，然领事馆乃系代表国家，对于国际地位名誉上大有关系”，同意借款， “…… 以六个月为限，本会按借予百元其依次由本会推派代表向各商业团体及各银行接洽，俾共设法负。”43 此举不仅解决了领事馆的即时困难，也体现了总商会对国家代表机构的责任感与认同，以期共同维护国家机构在海外的形象和运作。由于经费不足，1933 年，中国总领事馆不得不从市区内罗 Cairnhill Circle）。为了应对新的总领馆位置偏远带来的不便，时任总领事唐榴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他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讨并达成共识，在得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同意后，于1933 年 5 月 8 日起，总领事馆在总商会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位于商会之第二进（即礼堂之左边），专门办理护照事宜，以方便侨民办理相关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友出版公司，1966），页 269；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32 年。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敏申律门牌六十四号搬至较位偏僻的东陵经禧律二号（No. 2,

179

第二辑商会

续。44 此安排也反映总商会愿意提供制度与空间上的支持，使领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事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基本服务。位于总商会内的办事处自1933 年沿用至1942 年，可见此种协作具有持续性，而非临时性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更大规模的危机时，两者之间的协作亦呈现出高度一致性。1942 年 2 月，在新加坡沦陷前夕，当新加坡华侨抗敌救援会群龙无首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袖们积极配合高凌百总领事组织抗敌救援工作，充分展示了双方在重大危机中的团结与协同。45 综上，两者之间的协作并非单方面给予，而是一种的互补关系：总商会在经济资源、场所配置与社群网络上为总领事提供关键支持，使其能够维持国家代表的权威性；总领事则在政治敏感议题上承担华社无法介入的角色，反过来强化总商会在华社中的领导地位。两者共同构成了海外侨务运作的重要基础架构。

（二）监督层面：总商会作为华社舆论与公共评价的代表除了在物质与组织层面给予支持之外，总商会亦承担对总领事的监督与评价职能。总领事虽为中国政府正式派驻的官员，但其权威能否在侨社会中获得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华社的态度，而总商会正是这一态度最具代表性、最具公共性的平台。总商会在内部会议记录、公开发言及社会舆论场上的表态，往往被视为华社对总领事表现的总体评价。因此，当总领事在任内表现良好时，总商会往往会主动表达肯定，不仅公开赞扬其政绩，也会在其卸任时举办隆重欢送仪式，甚至发电至国民政府请

〈领事馆通知在商会设办事处〉，《南洋商报》，1933 年 5 月 8 日，页 6；〈我国驻叻总领事馆假商会设立办事处〉，《新国民日报》，1933 年 5 月 8 日，第 6 版。 45 〈组织南洋华侨义勇军（二）〉，《外交部全卷》，国史馆藏，典藏号：020-0199080021。

180

求予以延任。例如刁作谦总领事任内积极处理侨务事务，获得侨界高度信赖，其离任时即受到总商会与各界盛情挽留。46 然而，总商会的监督也并非一味正面赞誉。一旦总领事在任内表现不佳、处理事务不够妥当，甚至与侨情脱节，总商会亦会在会议中或公开场合提出批评。例如唐榴总领事任内，因办事风格及外交处置方式引发部分侨民不满；47 唐榴离任时，总商会领导人虽仍按惯例为其举行欢送仪式，以示对国家代表的尊重，但同时亦公开指出其不足之。48 这种“礼貌之中带批评” 的做法，显示出总商会在维护国家形象与反映侨民真实感受之间所采取的平衡策略。总商会的监督作用不仅面向总领事个人，也具有更长远的制度意义。一方面，其评价会影响中国政府对驻外官员的观感，成为民国政府侨务管理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公开评价，总商会得以确立自身在华社中的公共代表位置，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舆论压力，使总领事必须关注侨情、回应诉求，从而维持其在华社中的合法性。因此，总商会对总领事的监督既是侨务运作的必要机制，也是华社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确保了国家代表与侨民之间的沟通不至于失衡，使总领事的权威建立在华社认可的基础上，而非单纯依赖中国政府的制度授权。通过这一监督机制，华社得以在殖政治文化的成熟化。

〈新加坡华侨各团体昨在总商会于依依不舍之情绪中热烈欢送刁公使欢送会主席林庆年先生致欢送词〉，《南洋商报》，1936 年 8 月18日，页 6；〈我国外交部调刁继领事：任两广外交特派员星中华总商会特电外部挽留〉，《南洋商报》1936 年 8 月 9 日，页 5； “Plea By Chinese Consul-General To Malayan Chinese,” Morning Tribune, 10 August 1936, p. 2. 47 子心，〈反唐与留陈〉，《南洋商报》，1932 年 8 月 5 日，页 6。 48 〈海外组织反映查办违法渎职使领人员〉，《国民政府全卷》，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14310-00001-029；〈海外组织反映查办违法渎职使领人员〉，《国民政府全卷》，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14310-00001-03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民体制下保持一定程度的主体性与表达空间，也反映了华社内部

181

第二辑商会

（三）“方向标”功能：总领事与总商会互动所折射的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政权更迭与华社态度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中华总商会之间的互动，不仅体现为侨务事务中的协作、监督与制衡，更在深层结构上反映了中国国家政权更迭在海外华社的影响。换言之，两者关系本身构成了南洋华社观察祖国政治变化、判断国家力量与合法性、并调整自身定位的“方向标”。首先，在北京政府时期，总领事与华社关系普遍疏离。北洋政府的政治重心长期偏向北方，对南洋地区的侨务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南洋侨务长期处于政策边缘。新加坡总领事馆经费屡遭拖欠，馆舍失修，职能难以有效发挥，使总领事在华社中缺乏威信与实际影响力。总商会与总领事的互动较为疏离。总商会在此时期鲜有为总领事举办欢迎或欢送仪式，也未主动提供财政或组织协助，这种“礼节性疏离”本身即表明华社对北京政府政治正当性与能力的疑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局面。由于国民革命时期南洋华侨长期支持孙中山及其政治运动，国民政府与华侨之间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上台后，不仅着力建构系统化侨务体系，也积极塑造国家形象，向海外华社释放更明确的关怀讯号。随着侨务政策的明朗化，新加坡华社对祖国的政治认同明显提升，总商会与总领事之间的互动也相应趋于密切。国民政府时期的总领事抵星或离任时，总商会往往举办正式甚至隆重的仪式，其中不少活动在商会会所内举行，象征着华社对国家代表的高度承认。由此可见，总商会对历任总领事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华社如何理解“国家”的力量与可靠性。国家力量稳固、侨务政策清晰、情感联系紧密时，华社更愿意与其代表合作；国家混乱、财政拮据、侨务无方时，华社的回应则转趋保留甚至疏离。这种差异使总领事—总商会关系成为观察侨社政治判断的重要“方

182

向标”，折射出华社如何在国家认同、政治现实与自身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因此，总领事与总商会的关系不仅是组织层面的互动，更是国家力量向海外延伸的具体体现。其变化在侨社内部形成一种反馈机制：通过礼仪、评价与公开互动，华社的政治态度被回传至中国，也使总领事的表现成为国家形象在海外的象征性指标。这种“方向标式”的互动，说明海外华社并非被动接受国家变动，而是在国家更迭与政治结构变化中形成了自身的判断逻辑，使侨务实践成为国家政治在地方社会的延伸与反映。

（四）小结：协作与监督并行的权力互动机制综上，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中华总商会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行政隶属或社团自主，而是在侨务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协作与监督为核心的权力互动机制。一方面，总商会在经费支持、场所提供与社群网络等层面，为资源匮乏的总领事馆提供了关键支撑，使国家代表能够在地方社会维持基本运作；另一方面，总商会通过公开评价、礼仪实践与社群舆论，形成对总领事的社会性监督，其态度亦成为华社观察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 “方向标”。在这一机制中，总领事与总商会既相互依赖，又保持一定张表的互动调整自身的政治定位。二者在合作与监督的循环中共同构成了二战前新加坡华社的多中心权力结构。

五、结论：权力交织与华商精神的塑造综观二战前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中华总商会在侨务事务中的互动，无论是牛车水事件中的政治交涉、失业华工救济中的资源调度，抑或日常侨务中的协作与监督，均显示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上下隶属，也非对立性的权力竞争，而是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力：总领事借助总商会的资源嵌入华社，总商会则通过与国家代

183

第二辑商会

在殖民体制、国家侨务体系与华社自治传统三重结构下，逐步形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成一种稳定而富于弹性的“权力交织”格局。这种格局既体现权力的分工，也体现其互动的可调节性，构成了新加坡华社侨务运作的关键。首先，从结构层面来看，总领事与总商会的权力分工并非制度预设，而是实际的互动中逐步生成。总商会依托跨帮群网络、经济实力与殖民政府认可的合法地位，承担社群治理、公益事务与秩序维稳的主要职能；总领事则凭借国家授权，在涉及政治敏感性、跨国事务与制度性协商的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二者在治理逻辑上的互补，使华社在面对政治冲突或社会危机时得以动员不同来源的权力资源，通过“双轨并行”的方式应对多重挑战。其次，从互动过程来看，这种互补关系并非静态，而是透过协作与监督不断调整。牛车水事件显示，总领事在政治冲突中代表国家介入，补足总商会因政治风险所无法跨越的界线；失业华工救济则凸显，总领事以跨界协调能力形成“第三股力量”，在总商会因经济与政治压力而无法主导时承担关键角色；而在日常侨务中，总商会对总领事的协助、监督与评价，构成华社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使国家权威在地方社会中受到期望与规范的双重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侨务实践中的权力交织，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华商精神”的历史生成。总商会在长期夹缝政治中的灵活应对能力、跨帮群组织经验，与总领事所象征的国家权威、家国情感与跨国联结能力相互叠加，使得华社在处理危机逐步形成一种兼具务实调适与家国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华商精神”因此既不是单纯的商业伦理，也不是抽象的文化想象，而是在多重权力结构中协商互动的历史实践中被逐步塑造的。综上所述，二战前中国总领事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之间的侨务互动，是华社在殖民制度、国家力量与华社自治之间不断调适的结果。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可以发现，侨务实践既是权力运

184

行的场域，也是文化形塑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不断交织的互动之中，新加坡华社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模式与文化经验，为理解近代新加坡华社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一、档案与出版史料《外交部公报》第三卷第五号，1930 年 9 月。《中央侨务月刊》，1931 年第 9 期。台湾政治大学孙中山纪念图书馆藏：国民党会议记录档。（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全卷。（台湾）国史馆藏：外交部全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

二、报章《晨报》（1918 – 1930）《叻报》（1887 – 1932）《南洋商报》（1923 – 1941）《申报》（上海）（1872 – 1949）《新国民日报》（1919 – 1933）《星洲日报》（1929 – 1941） Malaya Tribune (1927 – 1949)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84 – 1942)

三、专书与期刊论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友出版公司，1966。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 – 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顾器重编，《八十五年之中英》。上海：国民出版社，1927。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星洲日报， 194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The Straits Times (1845 – 1941)

185

第二辑商会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文化基金，2024。

权力交织与文化塑造

林孝胜，〈我视新洲为旧洲 —— 中国驻新加坡领事〉，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147 – 170。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第1期（2000），页 106 – 118。阮湧俰，《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碾米业种地位的演变》。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8。杨进发，《新加坡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杨凌云，〈浅析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外交学院学报》，第 3期（1996），页88 – 91。余定邦，〈清朝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的过程及其华侨政策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1988），页 66 – 73。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张亚光、沈博，〈晚清时期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其实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2020），页 20 – 29。庄国土，〈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06），页 79 – 86。庄国土，〈论清末海外中华总商会的设立〉，《南洋问题研究》，第 3 期（1989），页 83 – 90。 Cheng Siok Hwa, “Pre-War Government Policy for the Rice Industry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学报，vol. 27 (1972), pp. 26 – 40. Godley, Michael R., “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1975), pp. 361 – 385. Ku Hung-Ting, Kuomintang’s Mass Movement and the Kreta Ayer Incident (1927) in Malay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1976. Liu Hong, “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7 (1999), pp. 391 – 416. Visscher, Sikko,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thn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Yen Ching-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 – 1911,” in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133 – 160. Yong Ching Fatt, and McKenna, R. B.,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 – 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6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 以 1903 – 1949 年之间的筹赈为例吴龙云 *

一、前言马来亚华人的祖籍，以来自福建省与广东省的人占多数。而来自广东省的华人，其语言有粤语、客语和潮州语等。移居马来亚之后，他们纷纷建立方言群会馆或宗亲组织，如果按此会馆等分布，可知马来亚大部份地区，都有广东人居住。自清末以来，马来亚的华人开始建立不分闽、广的跨帮性质组织，当时在马来亚各地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即是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该类组织。大部份华人在海外最为重要的成就，乃来自其商业之经营，此亦为华人成为华人社会领袖的重要关键。尽管商会拥有以商为重之名，然因商会为华人社会的重要组织，合各帮领袖于一身，故得以成为华人社会众多领域的领导者。1 与此同时，由于商会的领导组织由各方言群所组成。2 据其理，应该关注各方言群的利益。尽管各地区的中华总商会的名称时有不同，甚至有更名易质之事，的改变。本文尝试理解马来亚各地区的商会在赈灾行动时，其与方言群数量之间的关系何如，以及商会在此一事例之中对华人社会具有哪些意义。 * 吴龙云博士（Dr GOH Leng Hoon），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院教授。 1

如槟城商会明订董事的各帮名额，后始废除。参见〈槟州中华总商会废除帮派制〉，《南洋商报》1985 年 6 月 2 日；〈槟州中华总商会拟修改章程废除帮派制度引起争论〉，《光华日报》，1985 年 5 月 30 日。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卅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古晋：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1976），页 14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然大体及长期而言，其性质与建立初期之目的，并没有截然不同

187

第二辑商会

在新马的华人研究课题之中，尽管商会的研究并非成果迭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出，但一直持续吸引部份学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时有专文，时有为文章的重点之一。后者之所以可称普遍，乃因商会为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自于新马地区成立以来，其在参与不少华人社会重大事务的角色，如非每役皆与，亦是相去不远。3 一般认为，商会成立之后，打破了华人社会方言分立的情势，得以统领各华人方言群，成为华人社会最高领导组织。4 此说清楚的指出华人社会在商会成立之前，帮群分立的社会结构。然而，打破之说，应从不同的层面检视，由此可知不同地区的华人社会在商会成立之后，华人帮群分立的社会结构并非全然的失去作用，商会的实际运作过程，也存在分帮处理两帮事务的情形，说明两帮共同参与同一组织，仍然有着“分帮”的事实。5 商会与帮群的讨论或资料，多集中在成立之初的制度性质说明，或是在多年之后，商会对废除帮的评论与报道。6 作为商会与华人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即其与华人社会帮群的关系在商会长期运作过程之意义，仍然是甚少受到关注。如其与帮群分立的华人社会在商会实际的运作过程存在哪些特征？复可说明商会在华人社会的哪些特质与华人社会帮群的哪些现象。本文尝试通过动态的过程讨论商会与帮群的关系，从而理解帮群在商会与华人社会的关系与意义。

188

商会角色的研究成为主流，成果相对多。例如近期的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 2024）。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群政治〉，《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59；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页 7 – 13。吴龙云，《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页 156 – 173 星洲日报社编，《星洲十年：社会》（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页 933；国际时报社，《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新加坡：国际时报社，1969）；〈槟州中华总商会废除帮派制〉，《南洋商报》，1985 年 6 月 2 日；〈槟州中华总商会拟修改章程废除帮派制度引起争论〉，《光华日报》，1985 年 5 月 30 日。

二、华人社会结构华人移民到马来半岛，历史上早已有之。然其数量大增，乃是始于1850 年代之后，其间重要的因素，无疑是马来半岛的发展与中国移民因故得以大量出洋所致。近代马来半岛的发展，始于莱特1786 年占领槟榔屿。尽管槟榔屿的发展不是极为快速，但也吸引不少来自临近地区的华人前来一寻机会。当时来自今之泰国（暹罗）南部等地的华人，也前来槟榔屿经商与谋求发展，有部份华人也长居此地。随后，英国人又于1800 年取得槟榔屿对岸的威斯利省，1819 年取得新加坡，并在 1824 年从荷兰人手中取得马六甲，马来半岛成为英国人的势力范围。相较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此时英国人在马来半岛建立势力，显然要较其他地区的殖民者为迟。当然华人移入的时间，也更为接受近代。至1826 年，英国人遂据此三地，建立海峡殖民地，1837 年把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由槟榔屿迁至新加坡。1867 年，海峡殖民地脱离印度事务大臣管辖，改由英国的殖民部管辖。1895 年，为了加强对马来半岛中部的管理，霹雳、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联合组成马来联邦。至1909 年马来半岛北部四邦经由曼谷条约，划归英国管理，以及1914 年柔佛接受英国人的顾问之后，马来半岛至此全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开启英国统治时代，至1957 年止。当时英国人殖民马来亚之后，其势力逐步的扩展，1830 年代，逐步进入马来亚的的马来亚人口增长，主因皆为移民大量移入所致。马来亚的华人人口激增，一是中国的情势纷扰，时人相率出洋，即使在民国成立之后，国内亦是民不聊生，又国内拉夫从军日益严重，许多在海外有关系和年青力壮的青年为避此，乃大量出洋。二十世纪前半叶是华人大量移入马来半岛的时期，但也受到几个因素影响。7 1928 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因经济不景气，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 – 1959》（厦门：厦门大学，1989），页 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内陆，复因开发其资源，乃招徕大量华人为劳动力。英政府治理

189

第二辑商会

开始限制华人进入马来半岛。在此之前，华人入境并没有严格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的限制，1928 年的政策如发布移民限制令，规定华人入境人数每月由五千名减为二千名。1932 年又减至一千名，妇孺则不在此限。8 入境新客需缴叻币五元，此为前所未见之事。1931 年马来亚的经济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情况日益严重，失业者大增，尤以华人为盛。故于 1932 年实施外侨登记律例，管制华人入境。1931 年、1932 年和 1933 年，通过海峡殖民地港口入境马来亚的华人人数，扣除离境的华人数之后，皆呈现负数。9 至 1934 年景气稍佳，华人入境人数逐渐增加，入境人数又多于出境人数，至 1937 年，因景气稍见复苏，入境华人的人数达到 402,563 人。10 1938 年 5 月起，对妇女入境亦加以限制，南渡者日少。11 二战期间，马来亚沦陷，自中国移居者亦是中断其途。在以上的时期，一些华人很可能依照自身与马来亚的经济景气，时常往还马来亚与中国两地，而非来马来亚即定居不归，或返中国之后即不再赴东南亚。12 然二战之后，英政府实施外侨登记制度，华人入境均需领登岸证，六个月内需转换为入境证，两年期满，得再申请延长。1949 年实施紧急旅行限制后，无论是老客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5. 9 Malayan Year Book 1939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p.42；〈英属海峡殖民地之一九三二年外侨登记律〉，《南洋研究》，第 4 卷，第 5 – 6 期，页 89。华人大量的涌入东南亚的高峰是 1870 – 1925 年之间，最大的群体是广东人，促成因素是香港和新加坡已有固定的航线，跟从前的移民比起来，要返乡也容易多了。安东尼·瑞德、韩翔中译，《东南亚史》（新北市：八旗文化， 2023），页 395。 10 Malayan Year Book 1939, p. 40；Li Den J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1938：A Stud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Far Eas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52), p. 179. 11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p.16. 12 尽管无法确定往还者是同一人的数据多寡，但不少记述、传记与自述等，皆可见到此一现象普遍存在。而定居马来亚之后，对原乡的深厚情感，依然影响第一代移民的诸多抉择。例如，可以参考王赓武的其中一部回忆录为例。王赓武，《家园何处是：王赓武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8

190

还是新客，皆难入境。即使持有居留证和入境证未期满者，如政府认为其在本地不需要时，可禁止入境，此后华人入境马来亚的人数趋缓。大量华人移入马来亚之后，马来亚部份地区的人数大增，并且在部份地区成为人数占首位的民族。如 1860 年之后，槟榔屿华人人数开始超过马来族。随后，华人人数占首位之地区逐步增多，至 1911 年，华人人口在马来亚各地区占各民族人数之首位的有霹雳和雪兰莪，1921 年天定州割给霹雳后，槟榔屿的华人又居首位。自 1941 年起，柔佛州的华人亦居首位。1921 年，马来亚的总人口为 333 万，1931 年，马来亚的总人口增至 435 万人，至 1947 年增至 584 万。以族群区分，华人人口从 1931 年至 1947 年，由 170 余人，增长至 260 万余。13 相较马来亚其他的民族，华人是增长最为快速的族群。14 移居马来半岛的华人，以省区分，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主要的方言群则有福建、广府、客家、潮州和海南。若更进一步细分，尚有广西、福州和兴化等人数较少的方言群。其中福州、福清和兴化，通常都不计入福建人类别。广府指说粤语的人，潮州与海南亦来自广东省，但有各自的语言分类。客家人有来自福建与广东两省，如闽之永定、粤之大埔、梅县、惠州为客家人居住地。以上以方言分类的做法，对于区别华人来自哪一个广东两省，以方言分类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客家人来自福建，又有多少来自广东。以上各分类的华人，散居马来亚各地，而一些华人方言群在某地占有优势，如福建人在槟榔屿，海南人在登嘉楼，潮州人在吉打，福州人在天定等。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Waterlow & Sons Limited), pp.14 – 15. 14 如参考新加坡的移民人数，亦是有相同的现象。苏瑞福著，薛学了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门：廈门大学出版社，2009），页 14 – 15。 1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省份，通常不会造成困难，比较特别的是因客家人有来自福建与

191

第二辑商会

马来亚各地广东人（粤）、闽人人数在不同的地区有其人数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的优势。如以方言区分，槟榔屿历来以闽人占多数，其他方言群次之。马六甲华人以闽为主，尤其是永春籍为多，其他方言群也不少。吉打亦是闽人为多。彭亨首府关丹的华人居民占 80%，其中广东人占多数。然而，如以1931 年的广府、潮州、海南人和客家人合计为广东人，同时与其他闽人人数比较，可知广东人占多数的地区有：新加坡、槟榔屿、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柔佛、吉打、登嘉楼和玻璃市。闽人占多数的地区有马六甲、吉兰丹。可见以上十二个地区，广东人占多数的地区共有十个地区，闽人占多数的地区仅有二个地区，而马六甲的闽人仅多广东人数十人。若以广东人人口数额高低排列各州顺序，马来联邦广东人最占优势的地区，首推霹雳州。该州潮人、广府、客家人和琼人合计 235,491 人，是广东人人口数超过二十万的地区，同时期该州的闽人人口为 53,471 人，广东人人口超过闽人四倍。广东人人口数次高者则为雪兰莪州，人口数为 163,919 人，马来属邦则以柔佛州为最高，计 122,647 人。而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广东人人口则分别为 217386 和 92,024。若以广东人人口数最低向上排列，其顺序为：玻璃市 4432 人，吉兰丹 6,396 人，登嘉楼为 9,183 人。三地区的广东人皆在万人以下。15 各方言群华人移居到马来亚之后，纷纷成立各式组织。16 如 1801 年在槟榔屿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是新马最早成立的方言组织。17 1819 年成立的新加坡曹家馆是最早成立的宗亲会馆。18 方言与宗亲组织的成立宗旨，首要为谋同人之共同利益，救助失业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pp.180 – 191. 16 颜清湟，〈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变革（1403 – 1941）〉，《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2005），页 161 – 163。 17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页 35。 18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68。 15

192

之人，助无力归里者，同时处理其在当地的身后事。随后其关注的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提升同人社会地位，组织兴办学校，培养子弟。会馆也扶持故乡的公益事业，助救故里危机等，除了表现桑梓之情，捐助亦有助于提升其在华人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力。19 以上的组织，为一特定的群体，其分类有省、县、血缘和业缘等不同的构成。其组织多由该会馆的华人富商领导，通常建有自身的会所，财力雄厚的会馆除了自建会所，亦有会产或物业租赁，所得可用于会馆的支出。除了以上四类，华人社会亦有文娱与文化的团体，例如新加坡著名的怡和轩，槟榔屿的华人体育俱乐部，吉隆坡的人镜慈善白话演剧社等。尽管华人社会各组织或团体分立似有碍华人之间的关系，亦有部份人士持彼此“实以分立为较有利”的想法。20 除了以上所述，尚有另一项在华人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工商组织，此即二十世纪初期之后马来亚各地所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商会)。商会成立之后，其与清朝的关系密切，清末时期，商会要求会员注册，同时条例规定商会总理需向商部提交年度报告，并汇报重大商业事件，皆说明其与清朝的关系。21 1903 年至 1941 年日军占领马来亚之间，马来亚先后成立商会的地区有槟城、雪兰莪、关丹、新加坡、霹雳、吉兰丹和吉打。另外有以一埠之名组成的商会，如峇株巴辖等。二战后至 1949 年之间，

颜清湟，〈早期新马的客家方言组织（1801 – 1900）〉，《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2005），页112 – 120。 20 〈关于华中赞助人大会请总商会接办华中一节昨商会董事会议未获通过称华中与总商会均为侨社重要机关实以分立为较有利不应合并〉，《南洋商报》，1936 年10 月 4 日；〈陈嘉庚先生谈华中移归总商会办理该校前途必有可观谅商会必能加以整刷〉，《南洋商报》，1936 年 8 月 22 日；〈新嘉坡华侨中学昨开赞助人大会一致赞成通过将该校移交中华总商会主办至前所负债务经已四成还清〉，《南洋商报》， 1936 年 8 月 30 日；颜清湟，〈新马华族的传统行业组织〉，《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 27 – 28。 21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 – 1911〉，《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 63 – 69。 1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以全州名称成立的商会则有登嘉楼、森美兰、彭亨和柔佛。尽

193

第二辑商会

管各地商会的名称时有不同，有称中华总商会，有称华人总商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会或商务总会。不论如何，商会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之一，通常为当地华人社会最高的华人组织。原因之一在于华人社会传统上存在以财富与社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观念，商人在社会结构中往往被视为较高阶层。在部分华人社会中， “商”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阶层，财富也常被视为进入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条件。若兼具能力、热心公益及领导才能，便有机会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领袖。22 经商有成者，其商业成就获得广泛认可后，若进一步担任商会董事长、会长等职务，往往被视为商界代表人物，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与肯定。23 其次，至1976 年加强对商会的管制前，除关注商业发展外，亦涉及其他类型的华人社会事务，如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等。24 因其性质，商会通常在发生涉及大部份华人利益的事件时，成为该事务的领导者。同时，华人社会的现象之一是各方言群分立，每个不同的方言群皆有其自身组织，商会成立之时强调其组织为跨帮群的组织。例如，1905 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时，即分成两大帮，分别是福建省会员的闽帮和广东省的粤帮。同时依照部定总理制，决定设闽帮总理一人，协理四人，议员十六人；粤帮设总理一人，协理六人，议员十六人。25 各方言群在理事会代表

相关讨论可参考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页137。颜清湟，〈新加坡早期潮州社群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 57。 24 1976 年，商会的活动受到限制。此后只能依照章程中的宗旨从事活动，不能涉及教育及华人问题。根据宋旺相的记录，商会成立时主要的角色有：充当非华人与华人商人之间的贸易纠纷仲裁人、向政府传达华人的意见与愿望、帮助政府在紧急时让华人了解政府的意向、积极的参与各种慈善事业。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9；许平等，〈中华商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 205。 25 星洲日报社编，《星洲十年：社会》，页 933。 23

194

的人数分配也反映权力结构，涉及到该方言群在华人社会中的人数与财力雄厚程度。26 部份商会的领导层强调领袖的籍贯为闽广各半，同时正副会长也是一闽一广，或是反之。商会既是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组织，又代表不同方言群的华人。以潮州社群为例，潮州籍商人成为商会的协理之后，不仅是潮州籍的代表，也代表更大的广东社群，即所谓的粤帮，而潮州社群又是广东社群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27 华人社会的各类组织，通常在中国近代的各赈济行动，扮演其不同的角色。以 1937 年后的抗战为例，华人社团组织通常扮演的角色有，一、筹赈，对日战争爆发后，华人深受影响，群情愤懑，奔走呼吁，各组织在此筹赈行动，对其组织成员进行劝募，也向公众进行筹捐的工作，其方式如义买、游艺会和报效。文娱组织则进行义务表演，所得皆归筹赈会。其二为募债，由各会馆组织分头进行，有以人为单位购买，也以有会馆或组织名义购买。其三则有抵货，其抵制敌人之制品，由各组织分头派人劝说，商家则停售或拍买筹赈。其他如由会馆组织救伤队赴前线服务，征集衣务等。28 以上的活动，如是规模甚大，涉及所有华人时，华人社会亦是会另设一筹赈委员会，由时之华人社会的重要领袖出面领导。例如以上所述之事，乃由 1938 年成立之南侨筹赈会领导。若较之以商会的话，因商会与中国的关系相较其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颜清湟，〈新加坡早期潮州社群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页 55；颜清湟，〈1899 – 1911 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页259。 27 颜清湟，〈新加坡早期潮州社群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页55。 28 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吉打中华工商总会会史及其商务活动简述〉，《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六十六周年会庆暨主办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五十六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吉打：吉打中华工商总会，2002），页 44；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页 189 – 201；崔贵强，〈华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林水檺、骆静山《马来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页 58 – 59。 26

195

第二辑商会

他组织，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因商会为华人社会的领袖所组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成，为清朝与民国政府视为具有代表华人社会的组织，也有代表当地全体华人的意义。从晚清至1949 年，马来亚已建立的商会数据如表 1：表 1：马来亚各地商会的成立年份地区

成立年份

槟榔屿

1903

关丹中华商会（彭亨）

1903

雪兰莪

1904

新加坡

1906

霹雳

1907

峇株巴辖（柔佛）

1908

劳勿（彭亨）

1911

吉兰丹

1912

马六甲

1915

淡马鲁（彭亨）

1921

吉打

1936

登嘉楼

1945

森美兰

1946

柔佛

1947

玻璃市

1949

数据源：《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页 206。

三、商会、帮群与华人认同变迁各地商会的成立，以槟榔屿、新加坡、彭亨、雪兰莪、霹雳和柔佛最早，其成立的时间从 1903 至 1908 年之间，皆是在

196

清末成立。吉兰丹华人在民国建立后随即成立商会。29 随后，至 1936 年，才有吉打商会的建立，另有四所商会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从建立的时间来看，因马来亚与中国各自经历其历史的发展，中国从清末至1949 年之间，其与商会有不少的接触、联系和互动。因商会的事务繁多，本文仅选择广东省的天灾和广东人的事务为例子。若仅关注商会与广东省关系的话，检视各地商会的资料，各地商会与广东省有关的活动，以及商会与广东省的联系等，虽然各时期的事项略有不同，然有一事项则不时出现在商会相关的资料，此即对天灾的赈济行动。因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避日军循助中抗日名单等资料追捕华人，许多商会资料在日军占领马来亚前都毁弃了。30 笔者乃据报刊寻找二战前的资料，同时通过目前所搜集的商会特刊理解 1949 年之前的赈济行动，据以理解商会的作用与广东人数多寡所在州属的认同表现。31 依据华人社团和商会所出版的特刊，以及报章的数据，商会对广东省最为主要的联系之一，即来自天灾发生后的救助赈济捐款行动。例如，1914 年珠江流域西、北江同时大水，沿江和三角洲地区普遍被淹。当时马六甲商会出面领导赈广肇水灾，捐款者以个人或商号为名，共计二百零九笔，共捐款九百七十七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吉兰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哥打巴鲁：吉兰丹中华总商会，1987），页 76。 30 不少商会特刊皆提及此事，此仅举以下两例子。关丹中华商会，《关丹中华商会钻禧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关丹：关丹中华总商会出版，1976），页31；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峇株巴辖商会七十五周年会庆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1983），页 B1。 31 如果从整体的马来亚社会来说，晚清以来即有对各地区或省份的赈济，如 1888 年的广东水灾，富商叶伯雄（致英）捐题五千两银子赈灾。如以槟城的中华总商会为例，战前慈善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原乡的人民，战后的对象逐渐转向马来（西）亚。而战后马来亚政治情势的变化，商会也卷入如公民权、语文和教育等课题。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页134，204；蔡明福，〈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慈善工作〉，《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117 – 119；杨进发，〈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族政治领导层的变革〉，《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41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97

第二辑商会

元五角。32 1915 年 8 月，中国华南水灾。33 当时的雪兰莪商会因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粤垣惨遭水灾，哀鸿遍野，会董仗义出而幕款，赈济灾黎”。34 “商会举陆佑为名誉义务财政，增加号召”。35 1935 年，长江与珠江一带皆发生水灾。36 当时，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商会联合各团体筹赈中国水灾，并采取各式筹赈方式争取捐款。37 1947 年，广

〈马六甲赈济广肇水灾捐款芳名列左〉，《叻报》，1914 年11 月 21 日。 1915 年，华南地区在 6 月至 7 月下旬，出现大面积的大雨和暴雨，雨区范围包括广东、广西两省区以及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省部分地区，面积 50 余万 km2（平方公里），暴雨中心位于南岭山区和武夷山区。这场暴雨造成珠江流域罕见的特大洪水，西江梧州洪峰流量 54500m3 / s（立方秒），北江横石洪峰流量 21000m3 / s，均为近 200 百余年来最大洪水，东江也同时发生大水，三江洪水遭遇，又适逢大潮项托，使珠江三角洲遭受空前严重水灾，三角洲所有堤圩几乎全部溃决，受淹农田 43.2 万 hm2（公頃），受灾人口 379 万人，死伤 10 余万人，水淹广州市 7 天之久。与珠江相邻的韩江、闽江、赣江和湘江、沅江等流域也同时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据统计，广东、广西、湖南、江西 4 省有近 100 个县市受灾，广东受灾农田 68 万 hm2，广西 26.7 万 hm2，两广 600 万人受灾；福建、云南局地水灾。此外，北部的辽河、松花江流域也发生了较严重的水灾。山东胶东地区和浙江衢江流域水灾。 34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雪兰莪华人总商会史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编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663；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卅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页 150。 35 砂劳越中华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 40 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古晋：砂劳越中华商会，1986），页 51。 36 1935 年，长江中游7月上旬发生历时 5 天罕见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长江中游澧水、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以及汉江中下游地区，200mm 等雨量线笼罩面积达 11.94 万 km2，相应降水总量 593 亿 m3（立方公尺），暴雨中心五峰站累计 5 天雨量 1281.8mm（毫米）。澧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洪水，长江干流宜都至城陵矶河段洪水位很高，超过 1931 年，自宜昌至汉口堤防圩垸普遍溃决，荆江大堤得胜台、麻布拐等处溃决，江汉平原被淹，灾情最重的是汉江中下游和澧水下游。汉江下游左岸遥堤溃决，一夜之间淹死 80000 多人，澧水下游两岸淹死 30000 多人。这次洪水造成湘、鄂、赣、皖 4 省 152 个县市受灾，5.9 万 km2 面积被淹。受灾农田 150.9 万 hm3，受灾人口 1000 余万，死亡 14.2 万人，损毁房屋 40.6 万间。黄河大水，花园口洪峰流量14900m3/s，河决山东鄄城，淹苏、鲁 2 省 27 个县，受灾面积 1.2 万 km2，灾民 341 万，死亡 3065 人。珠江水系西、北、东江同时大水，沿江和三角洲地区 20 余县市受淹。岷、沱、嘉陵江及乌江大水，川、黔 2 省 50 余县市受灾。 37 〈马六甲各社团代表开会筹赈中国水灾结束前时灾款先汇国币五千元赈济通过组织中华商会联合各团筹赈中国水灾会〉，《南洋商报》，1935 年 8 月 9 日；〈中华总商会联合各团体筹赈中国水灾会第四募捐区募捐进行完毕七十三家共捐一千七百六十元〉，《南洋商报》，1935 年 9 月19 日；〈中华总商会联合各团体筹赈中国水灾会昨日举行二次委员会议通过捐款分区表修正案及其他重要案件多起接受罗厘化学工业社卖货助接下一页 32 33

198

东水灾。38 这一次的水灾，马来亚三个不同地区的商会快速的投入筹赈的工作。当时，槟城的商会接获消息之后，随即展开筹赈， “…… 本会遂联合各侨团，组织槟城华侨筹赈华南水灾委员会，向各侨团、姓氏宗祠、职业团体及富商劝赈款，共筹得叻币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元四角三分，悉数电汇香港东华医院，请代其购粮及食品，赈济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灾民”。39 彭亨商会也发动捐款，该会不仅发起筹赈，为了扩大筹赈的成效，以及加强华人社会对此事的支持，它同时也劝请其他的组织发动捐款。40 随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下称雪华堂)接到该会来函，谓请其出面领导筹赈，以期收到更大的筹捐效果。当时雪华堂因雪州的广东会馆等已组织“筹赈广东水灾委员会”，然雪华堂认为本次水灾确是造成惨重的影响，故经董事会决定，成立雪兰莪华侨筹赈华南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赈案对大同酒业卖酒助赈案不能接受〉，《南洋商报》，1935 年 8 月 2 日；〈中华总商会联合各团体筹赈中国水灾会昨接到侨务委员会转来振务委员谢函一封〉，《南洋商报》，1935 年 11 月 21 日。1935 年，长江中游 7 月上旬发生历时 5 天罕见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长江中游澧水、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以及汉江中下游地区，200mm 等雨量线笼罩面积达 11.94 万 km2，相应降水总量 593 亿 m3，暴雨中心五峰站累计 5 天雨量 1281.8mm。澧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洪水，长江干流宜都至城陵矶河段洪水位很高，超过 1931 年，自宜昌至汉口堤防圩垸普遍溃决，荆江大堤得胜台、麻布拐等处溃决，江汉平原被淹，灾情最重的是汉江中下游和澧水下游。汉江下游左岸遥堤溃决，一夜之间淹死 80000 多人，澧水下游两岸淹死 30000 多人。这次洪水造成湘、鄂、赣、皖 4 省 152 个县市受灾，5.9 万 km2 面积被淹。受灾农田 150.9 万 hm 2 ，受灾人口 1000 余万，死亡 14.2 万人，损毁房屋 40.6 万间。黄河大水，花园口洪峰流量 14900m3 / s，河决山东鄄城，淹苏、鲁2 省 27 个县，受灾面积 1.2 万 km2，灾民 341 万，死亡 3065 人。珠江水系西、北、东江同时大水，沿江和三角洲地区 20 余县市受淹。岷、沱、嘉陵江及乌江大水，川、黔 2 省 50 余县市受灾。 38 〈华南水灾潮州惨重广东会馆分队募捐已举广潮琼客四队长妇女售花队两天得八千余元〉，《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19 日。当时珠江大水，粤、桂两省 120 余县市大水，107 万 hm2 农田受灾，死亡 2 万余人。四川盆地大水，80 余县市受灾，死亡千余人。京津地区、海南岛、山东沂沭泗水系、京为辽河流域及浙、闽、赣等省部份地区水灾。 39 朱炳钦，〈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后历年大事记〉，《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 104。 40 编委会，〈本堂史事类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150。

199

第二辑商会

水灾委员会，为表示对此事的重视，大会堂的全体董事皆为此委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员会的委员。41 关丹的商会也以林和历为首，组织“关丹华侨筹赈华南水灾委员会”，筹款赈助灾民。42 同时，新加坡的广东会馆因此次的灾情惨重，希望救灾不分畛域，经董事会议决议，以连瀛州为首，决定函请华人的最高机关，即中华总商会推动广东省的救灾筹赈。43 从闽广人数的角度来说，此时的新加坡、槟榔屿、雪兰莪、彭亨和关丹地区的广东人比率皆高于闽人，该地区的商会也积极投入赈灾活动。44 同时，目前所见，也有地区的商会没有采取行动。45 事实上，战后的商会为了因应当地的政治情势与华

编委会，〈本堂史事类纂〉，页 150；〈雪粤筹赈广东灾委会议决先举行义捐各区分会报告成立经过〉，《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15 日；〈雪广东会馆筹赈粤水灾委会决议分南北两区进行印发备案须知及备案格式使热心筹赈者作备案手续〉，《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22 日；〈雪华筹赈华南水灾委会全部职员已选出首次职员会行将召开〉，《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31 日。 42 关丹中华总商会，《关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关丹：关丹中华总商会出版，1976），页 32。 43 〈广东会馆对救济粤省水灾决请总商会推动山洪暴发灾情惨重赈恤善举应无分畛域连瀛洲报告连日奔走接洽延迟号召捐赈〉，《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3 日；〈粤省灾民哀鸿遍野迫切待命望甘霖中华总商会订期开董事会讨论〉，《南洋商报》，1947 年 7 月 4 日。 44 以上地区的华人之所以能快速的反应并取得成果，其中一个原因与有高比率的华人居在城市有关。Li Den J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 – 1938, p. 181；吡叻中华商会，《吡叻中华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怡保：吡叻中华商会， 1982），页 29；《关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页 32。 45 就目前搜集的商会特刊，没有在以下地区查获赈济该次水灾的纪录。居銮商会，〈居銮中华商会史略〉，《居銮商会成立 38 周年》（居銮：居銮商会，1984），页 39；叶汶鑫，〈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 35 年会阁大事略记〉，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柔华商联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暨主办马华工商联合会第 36 届常年代表大会双庆纪念特刊》（柔佛：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1982），页 83；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庆典纪念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2008），页 62；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峇株巴辖中华商会 95 年会庆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2004），页 50；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吉兰丹中华总商会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目录》（哥打巴鲁：吉兰丹中华总商会，1966），页57 — 58；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吉兰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页 60；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吉打中华工商总会会史及其商务活动简述〉，《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六十六周年会庆暨主办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五十六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页 44 — 45；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吉打中华总商会新会所落成开募暨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 31 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吉打：吉打中华工商总会，1977），页 72。 41

200

人认同逐渐的转变，已更为关注和参与当地的事务。46 从上述的例子来看，商会此时积极的赈灾，其对故里的感情是因素之一。商会作为一个商业的组织而支持广东省赈灾，如果从其宗旨，慈善活动不是其工作重点。47 商会本身并非一个慈善团体，如是亦无可厚非。以一个商业组织而支持广东省的赈灾工作，原因之一是来自商会与中国的联系。自商会成立以来，即与中国有密切的往来，商会因此承担了不同帮群的赈济任务。清末建立的马来亚商会在成立时有在清朝的工商部备案，同时，颜清湟指出商会的成立典礼，也“象征它已成为清朝商部属下的一个局”。48 随后清朝也积极推动各地华人社会成立商会，并通过和清驻当地领事提高商会在当地华人社会的地位，使其成为最高领导机关，而民国建立之后，其与商会的联系仍然延续。49 相较于其他类别的华人社团，如方言、血缘和业缘组织，皆没有所谓备案之事。就此而言，商会与中国的关系，显然要正式得多。50 由商会进行筹赈的话，因商会与中国的关系，若是中国方面要某个团体支持时，商会可视为一个有较为正式关系的组织，其支持自是有其合理之处。且商会之与中国的关系，又非为中国在海外的机关如领事，同时不少富裕的商会成员也和英政府有良好的关系，例如他们是

杨进发，〈华人创建新加坡认同的一些思考 —— 人民行动党执政前时期 1945 – 1959〉，《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62 – 163。 47 由于二战时大部份的商会数据已毁，仅据少数现存者得以佐证。 48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 – 1911〉，页 83 – 185。 49 例如，峇株巴辖商会于 1908 年创立后，即呈请清廷希准备案，不久，清廷称将派员授印。该使者抵达新加坡之后，顺途到峇株巴辖授予铜印鉴与匾额一方。至 1983 年，该匾额尚悬于会所礼堂，铜印鉴则于日据时期遗失；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峇株巴辖商会七十五周年会庆特刊》，页 B3 – B4，B14；星洲日报社编，《星洲十年》（社会），页 933；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 – 1911〉，页 80 – 85；《关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页 29。 50 因商会在北京注册，也造成某些欧洲人将其视为中国办事处的看法。不过宋旺相认为以上看法是误解商会的定位，他认为商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团体，也是一个地方性质的商会。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20), p. 390. 4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01

第二辑商会

参事局的成员，说明其是英政府信任的商人，如是亦可避开在海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外筹款之时，所可能面对的问题。51 其次，对商会而言，中国对请其助筹赈，除了说明其与国内的关系，也表明其乃是当地社会有影响力的团体。同时，位处于海外的商会在帮群分立的华人社会，乃少数有能力跨越帮群以统领整体华人社会进行赈济的组织，以达到最大筹赈效果的关键。尽管慈善工作并非商会的主要工作，然筹赈活动本身，有助于确定商会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商会承担该事，看似与其宗旨没有关系，实则有助提高社会形象，对其成员与组织本身，有不可忽略意义。商会领导华人社会针对原乡天灾发起赈济行动，显示其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华人社会因不同方言群及各类组织而呈现分立趋势的情况下，商会的角色无疑超越了方言群与组织界限。以赈灾事务为例，受灾最严重的潮州水灾并非由潮州会馆或广东会馆主导，而是由商会统筹处理，显示商会在社会动员与组织协调方面的影响力远高于其他方言团体。就以上的例子来说，广东的水灾由商会领导筹济，以商会在华人社会的地位，可将仅与广东有关之事，转为与全体华人社会有关之事。由商会办理，一举可跨过方言和血缘的栏栅，将特定方言群的问题转化为全体华人社会的共同议题，说明此前由广东会馆主导，仍然存在对特定方言群事务的理解。所以就其实际层面，可以预期商会领导，对筹款的成效可产生更为积极的成果。第三，商会为久居当地的商人组织，其组织有助于推动较大规模的筹款，有能力动员来自各帮群的会员及领导层，能迅速联系各帮群与社会大众筹捐，此亦是其与清朝或民国时期的中国领事馆之最大之不同之处。从实例来看，仅就商会的会员人数，如

202

颜清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1906 – 1911〉，页 66; Butcher, John G.,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41 (Kuala Lump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74.

1939 年，马来亚商会成员最多者，达到八百名以上，如霹雳和雪兰莪商会。居中间数额的会员人数则有二百五十名和一百四十名，如槟城商会、柔佛的峇株巴辖商会、彭亨商会，以及吉打商会。相较来说，马六甲的商会人数最少，仅有三十余名。如果参考 1938 年的华人人口，柔佛、吉打和彭亨的华人人口分别为 284586 人、101333 人和 67969 人，从而可略知以上会员人数占该州华人人口的比率。52 由此可知，即使会员甚少的商会，其成员也有三十余名，尽管赈灾期间的人数也许有所不同，然若马六甲商会的人数介于此数，马六甲商会乃是对赈济广州水灾表现重视和积极的态度，可见会员人数的多寡并不必然影响其在赈灾动员上的投入与积极推动。商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华人社会组织，其重要之处除了是引领华人社会进行筹赈，也在于其有能力把相关的问题，放置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同时不计商会本身之得失，而以事之轻重为首要的考虑。这一类事件的案例，如前述彭亨商会因广东省水灾之后，乃催促雪华堂领导筹赈。雪华堂正式成立于 1923 年，乃是雪州华人为了联合所有不同群体与组织的华人在一个组织，而议定成立，图以通过此组织，一举结合所有华人组织，成为当地的领导团体。就此而言，大会堂与过往的地缘、血缘和业缘团体不同，使用中华大会堂，即有为全体华人组织之意。53 在1947 年后，雪华堂的会务也开始明显重视本地的倾向。55 当彭亨商会向雪华堂提出由其领导筹赈的建议后，随即获得正面响应。除了亲

Malayan Year Book 1937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pp.36 – 37. 53 刘问渠，〈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与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550。 54 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三年来的贡献〉，《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121 – 133。 55 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三年来的贡献〉，页121 – 133。 5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之前，雪华堂的会务罕见救济与中国有关之灾祸。54 而在二战之

203

第二辑商会

自主导赈灾行动外，彭亨商会亦将其在彭亨州内推动的赈济工作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扩展至其他州属，进一步扩大赈灾网络与动员能力。当时，彭亨商会此举，也许有其帮群的考虑，显示战后的华人社会，帮群因素仍在这一类华人社会事务占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意义。以1931年为例，吉隆坡总人口为六万八千余人，其中广府人即占三万三千人，几近半数。同时，因吉隆坡的帮群结构，以及对广东的赈灾由广东人居多数和其为主的组织领导，也可说明华人社会不同组织之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变化。不论如何，彭亨总商会罕见的跨越地区，同时把其所在地区的筹赈，提高到与更广泛的华人有关的层次。商会之所以进行筹款，除了人道关怀外，亦源自对原乡的历史情感。56 就商会对中国的赈济而言，除广州外，亦会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灾害展开筹赈。就 1947 年广东水灾的筹款来说，当时已是战后，商会的资料不会同战前般遭到烧毁，然部份商会特刊没有此一事项的纪录，即使是广东人居多数的州属亦然，此亦反映该时期商会态度及各州广东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同时，就目前搜集的商会特刊之会史记述，自 1947 年的广东省赈灾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商会为中国赈济天灾的记录。57 而各地区的商会在 1947 年的赈灾态度有所不同，其根源之一也许与以下的华人社会转变有关。58 当时马来亚的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及以上的华人。如比较当地出生的华人与中国移入的华人，1921 年本地出生的华人百分比是 22%，1931 年时达到 31%，至 1947 年比率已高达 62% 。其中本地出生的柔佛华人从

王赓武认为 1950 年代前的华人认同之一是历史认同，其内容是家庭价值、宗族起源和辉煌的过去等。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页 235 – 236。 57 仅槟城的商会为例，此后即没有对原乡的赈灾纪录。蔡明福，〈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慈善工作〉，页 117 – 118。 58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 – 1959》，页 285 – 290。 56

204

1931年的 19% 迅速的增长至 1947 年的 62%，为马来亚地区本地出生的华人比率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59 同时，以 1948 年雪兰莪州为例，华人总人口为 362191，该年出生的华人人数为16375，占该州所有出生人口 44.1%。60 事实上，自1930 年代开始，各民族小孩出生率即以华人的比率为最高。61 这一类变化显示华人已摆脱暂时居住的心态，定居的倾向日益显著。同时，战后数年华人面对政治环境快速的变革，英政府提出新的政治架构，华人国籍认同的选择，以及重建经济和社会生活，无不是战后的课题，兼以外在环境的改变，影响华人对身份的看法、认同的理解和捐款的意愿。62 上述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可能即是影响其是否继续对原乡进行筹赈的因素。63

四、结语英国人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较晚重新开拓东南亚。在占领马来亚后，他们吸引大量华人前来投入经济开发，也使二十世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p.84.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948 (Selangor: 1948), pp. 5 – 6. 61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34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5), p. 6. 62 颜清湟，〈从移民到公民：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演变〉，《海外华人世界：族群、人物与政治》（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10 – 11；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 412 – 416；颜清湟，〈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1903 – 2003）〉，《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2005），页 221 – 224；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页 259，294。 63 如举东南亚的例子来说，1930 年时的砂劳越华人的观念开始逐渐改变，抛弃返乡终老的思想，认为“华侨商会”之名不妥，已成不合时宜的名称，故一致同意改名为 “美里华商商会”。华人移民之后，第二代的华人会在新的环境诞生与成长之后，不知不觉涉入本地化的过程，并逐渐发展出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意识。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卅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页 160；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页 243；颜清湟，〈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 330 – 332。 59 6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05

第二辑商会

纪初成为华人移入马来亚的高峰期。再加上英国人在不同时期对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移民的管制措施，以及经济景气循环的影响，不少华人在中国与马来亚之间往返流动。同时，华人在马来亚建立和维持各类原乡认同的组织，使来自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方言的华人群体逐渐建立起各自的身份认同。亦是如此，当商会在马来亚建立时，商会与帮群之间的关系，使商会在实际运作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在地特征。清朝在海外推动华人成立商会时，商会的组织架构需因地制宜，以适应当地华人社会的需求。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帮群因素遂成为商会最主要的特色之一，使海外华人社会的商会与中国本土的商会呈现出明显差异。商会之所以能在华人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能代表各个帮群。在帮群分立的华人社会，能成功跨越不同帮群的人物不多。因此，一个组织若想获得整个华人社会的支持，必须让各帮群都有代表参与。否则，由某一特定帮群所推动的活动，易于遭人视为仅为该帮群之事务，难以达到动员整体华人社会成员的效果。商会与领事机构最大的差异在于，商会的董事与会员皆由当地华人社会组成，能迅速动员成员投入赈灾等行动。这些成员又来自各个帮群组织，因此能直接回到华人社会的原有结构进行动员，从而达成更广泛和更有效的赈灾目标。商会作为代表各帮群的组织，后来亦受到其他类似跨帮组织的竞争，可能使商会的会务与其他同样代表各帮群的组织之间出现分工的情形。而当某组织所处的帮群正与某项事务密切相关时，其代表性可能因而提升。同时，这也再次呼应华人社会结构中的帮群课题，即帮群现象依然是华人社会运作的重要方式，尤其在与筹款等相关事务上更为明显。然而，面对更重要的战后重建与新的政治局势，无论是商会或华人认同都在重新调整与塑造，以帮群为核心的号召力已逐渐衰退，如何与华人社会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成为更为关键的课题。

206

参考文献〈英属海峡殖民地之一九三二年外侨登记律〉，《南洋研究》，第 4 卷，第 5 – 6 期，页 89 – 101。《吡叻中华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怡保: 吡叻中华商会，1982。《关丹中华商会钻禧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关丹：关丹中华总商会出版，1976。《光华日报》，1985。《吉打中华工商总会六十六周年会庆暨主办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五十六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吉打：吉打中华工商总会，2002。《吉打中华总商会新会所落成开募暨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 31 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吉打：吉打中华工商总会，1977。《吉兰丹中华总商会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目录》。哥打巴鲁：吉兰丹中华总商会，1966。《吉兰丹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哥打巴鲁：吉兰丹中华总商会，1987。《居銮商会成立 38 周年》。居銮：居銮商会，1984。《峇株巴辖商会七十五周年会庆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 1983。《峇株巴辖中华商会 95 年会庆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2004。《峇株巴辖中华商会庆典纪念特刊》。峇株巴辖：峇株巴辖中华商会，2008。《叻报》，1914。《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 40 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古晋：砂劳越中华商会，1986。《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第卅届常年代表大会特刊》。古晋：砂罗越中华商会联合会，1976）《南洋商报》，1935 – 1985 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编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安东尼·瑞德、韩翔中译，《东南亚史》。新北市：八旗文化，2023。蔡明福，〈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慈善工作〉，《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崔贵强，〈华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林水檺、骆静山《马来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页 51 – 65。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 – 1959》。厦门：厦门大学，198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星洲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重印）。

207

第二辑商会

国际时报社，《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论争来龙去脉》。新加坡：国际时报社，1969。

马来亚商会与华人帮群认同

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2024。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群政治〉，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刘问渠，〈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与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494 – 502。苏瑞福著、薛学了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门：廈门大学出版社，2009。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页 233 – 262。吴龙云，《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许平等，〈中华商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 201 – 206。颜清湟，《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2005。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叶汶鑫，〈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 35 年会阁大事略记〉，《柔华商联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暨主办马华工商联合会第 36 届常年代表大会双庆纪念特刊》。柔佛：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1982。页 83 – 91。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三年来的贡献〉，《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121 – 133。朱炳钦，〈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后历年大事记〉，《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103 – 116。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Waterlow & Sons Limited.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948. Selangor:1948.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34.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5.

208

Butcher, John G.,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 – 1941. Kuala Lump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Li Den J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 – 1938: A Stud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Far Eas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52. Malayan Year Book 1937.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37. Malayan Year Book 1939.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09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詹缘端 *

前言新马华人社会中华商人群体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早期的年代。华商早在荷英时期的马六甲已经是当时社会的领袖人物，但两地的华人商会组织多成立在 19 世纪后期乃至 20 世纪初期，至少比商贾与商人社会的出现晚了半个世纪。新马商人社会、商人阶级与商会、同业公会等的商人组织的形成及其历史研究并不少见，但商人是否具有特定的社会意识、伦理价值取向的社会自觉意识的相关研究，却几乎付诸阙如。本文将尝试宏观追溯新马华商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勾勒商人群体的自觉意识及其社会责任，说明他们从早期以来对本地社会的认同与贡献，藉此描绘商人群体的精神自觉与群体认同。其次，进入 20 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商群体与商人精神经历不同时期的历史转折，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二战结束，到马来追溯早期商人群体的形成外，本文聚焦二战结束到 1957 年马来亚独立以后马来西亚华商与商会组织和角色的变化。除了华人为主的政党组织（华基政党）以外，马来西亚商人群体与商会一直都积极扮演领导华人社会的角色。许多成功的商人往往也是

* 詹缘端（CHIAM Yan Tuan），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亚争取国家独立以后，商人群体与精神面貌也产生不同的变化。

211

第二辑商会

领导华文教育、华团组织与推动文化建设的舵手。二战才结束，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他们就号召全国，动员华社申请公民权运动，带动华人加入国家政治的主流。然而，经历国家独立的磨合，1969 年“513 事件” 至 1987 年“茅草行动”两大历史事件对华商与商人群体产生重大影响，商人群体的社会职能、伦理价值与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的研究注重华社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特别是系列的社会运动和华教运动与国家力量的协商与抗衡过程。本文的论述焦点则以不同阶段的历史事件对华社的冲击作为背景，宏观分析华商与商人群体在重要历史事件前后的社会角色与精神面貌的转变。

一、历史背景:早期新马华人商人阶级与商人社会的形成传统中国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是以知识阶层的士人为首。自宋明以来，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入世精神与世俗化的社会意义是学者的共识。宋代以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人也多有从事商业营生的，士人与商人的界线逐渐模糊，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商业与商人的地位日愈重要，甚至许多社会公益事业已从传统士人手中转移到商人身上。1 颜清湟教授认为，海外华商文化与中国商人阶级的文化有许多差别，主要是海外华人社会不像是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那样，知识分子的士人处于社会上层，商人的地位则相对低下，相反的，新马华人社会阶级差别不如中国那样显著，在商、士、工三种阶级中，商人是包括不同层面的做生意

212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论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页 259 – 404。

的人士，其社会地位是普遍受到认可的。2 王赓武则认为，商人对于自己的成就很少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商人阶级很少有自豪感，要一直到近现代才有所变化。3 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繁荣与商人阶级和商人社会崛起，其实也逐渐影响到南洋华人社会，乃至于没有科举取士的南洋华人社会中，商人以及商人团体，才是社会上最有力量与影响力的群体。历来学者研究新马两地的商人阶级与商人社会或商人领导的华人社会的成果不少，但是对商人阶级与商人社会出现的历史过程仍欠缺系统的论述。这个历史问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新马华人商人阶层的社会群体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第二，商人的群体或阶层意识以及商人精神是如何形成呢？在十九世纪初，海峡三地的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商人阶级是华人社会中最重要的领导阶级。在十九世纪初乃至更早的时候，商人一跃成为社会的领袖与精英并不是开始已然如此，是有一段转变的过程的。检阅马六甲第四任甲必丹李为经的家谱，可知在十七世纪中期的晚明时期，来自今天厦门的鹭江银同籍的李为经，其家族兄弟原来多治儒业，并以求取功名为要务。他的名字叫为经，或有饱读五经的含意，并意在经世致用。4 那幅出名的李为经像赞图是然是明代大儒的样子。5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00 – 1910）〉，林水檺、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 201 – 229。 3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页 213 – 232。 4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廿二都曾溪保绥德乡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未刊本。（原刊记录至同治年间十七世，光绪后增补至辛亥年十九世） 5 李为经像及赞可参考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页 225。 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甲必丹曾有亮出资绘图并亲手写就的，李为经一身玄冕素服，俨

213

第二辑商会

到了曾其禄时代，1706 / 7 年陈大宾写的“曾公德颂碑”提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到既掌甲政的曾其禄做了许多功业，有资助行商之举，令“商旅说（悦）而出其涂，东西朔南暨矣”，6 这是第一次提到商人阶层的出现。蔡士章在 1795 年的“建造祠坛功德碑记”对“唐人远志贸易羁旅”的甲州颇为措意。7 他在 1801 年又修葺青云亭，其“重兴青云亭碑记”中，说吾侪行货为商，南游此邦，争希陶猗，凌霄直上如青云之得路云云，自比陶朱、猗顿。8 这通碑记竟能灵活的引用《韩非子·解老》及《史记》引贾谊《过秦论》所论的陶朱公与猗顿等大商人的典故，说明他们自我认同商贾阶级的意识是很有凭据的。与此同时，由他首倡，并有赖呷中耆老商民努力捐资为宝山亭作禄位私产的“奉献市厝碑”记中，9 将自己和商人阶级的形象跃然纸上。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美吉的功德碑说他“素抱大志，殖货财而追倚（猗）顿；数分金以效叔牙，士商服其才干，咸以亭主推之”云云。10 有趣的是，第二任亭主薛文舟为郑芳扬和李为经设立祀典时，都提到郑李二公为政于兰城，合呷之共推为民牧，所以有 “行商坐贾，共乐升平”之庆。11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28 – 229。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71。 8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37 – 238。 9 见蔡士章立的“奉献市厝碑”，嘉庆六年，1801 年立。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73。 10 梁美吉功德碑，道光戊申年，1848 年。见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50。 11 “奉祀郑芳扬禄位碑”道光丙午年，1846 / 47 年，以及“奉祀李为经禄位碑”，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两碑记见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页 247 – 248。 6 7

214

第六任亭主陈若淮时代刻印的《呷国青云亭条规簿》特别说他是在众人一心下共尊为亭主，不仅“呷中绅商”列名支持，甚至是“神歆人乐”云云。12 由此看来，历任马六甲甲必丹和亭主领袖都多以商贾自许。他们无论在经营治生，到青云亭及祀典的设立，屡屡提到采用厝税生息以供祭费的做法，可证马六甲无疑是一个商人领导的社会。这些商人并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们也是自荷兰时期到英殖时期马六甲华人社会领袖，同时汲汲于为社会建立福祉，以及为往生者修筑山亭及祭祀的贤达豪杰。槟城最老寺庙广福宫建于嘉庆五年即 1800 年。它的捐金碑记中说槟榔屿开基以来“商贾云集”，得地灵人杰神惠之助，所以“名商巨贾侨旅诸人”，竞相即起库解囊，所以鸩工兴建广福宫云云。13 这通碑记的捐缘者除了槟城第一位甲必丹辜礼欢外，也有来自马六甲的甲必丹蔡士章和暹罗宋卡的甲必丹吴文辉，更有来自新加坡的恒山亭开山大董事陈送。过了 24 年后，本庙重建碑记再次提到， “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而立此庙，所以马六甲第一任亭主也是当时广福宫董事的梁美吉作为缘首，慷慨捐银一千大元。14 同治四年，即1865 / 66 年间刻制的〈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记载本庙虽由粤汀都人所立，但创立以来， “敷德泽于南邦，商贾同沾乐利”。15 舟等人所建立，其碑记中提到嘉庆 23 年即1819 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我

《呷国青云亭条规簿》，引自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南方学院出版，1999），页10 – 19。 13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页 526。 14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0 – 532。 15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4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天福宫由陈笃生和薛文

215

第二辑商会

唐人自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16 恒山亭碑记则记： “叻州者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包络山川，控以武垄，商贾于兹，千仓万箱”，乃有钟灵毓秀，人众之盛云云。17 林孝胜深刻的论证了新加坡和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商人组成的领导集团。马六甲商人在1819 年新加坡开埠以后多到新加坡发展事业，他们也是新加坡最早的一批华社领袖与商业精英，其中包括薛文舟和陈金声等人以及他们的子孙辈。18 因此，十九世纪以前，在没有士大夫阶级的社会， “商人成了最重要的社会阶级”。19 宋鸿祥在更早的时候已描绘了新加坡富有的华人规定须穿着袜子，以示跟低层的华人有所区别，说明他们自觉作为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已经形成。20 在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长达百多年的马新两大商埠的华人社会中，社会领袖多是 “绅商”，他们对神庙、学校与义山的建设不遗余力。

“建立天福宫碑记”，道光叁拾年立，1850 年。碑文追述新加坡是唐人所共建的，嘉庆二十三年时英人才到来。此碑记见丁荷生、许源泰合辑，《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 1819 – 1911》（上册）（广西桂林：NUS Press Singapore 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17），页132 – 135。另，新加坡开埠时期就迎来中国的商船。从1821 年到 1831 年之间，来到新加坡的中国商船不少，带来瓷器、丝绸和茶叶等商品，由此也促成人口快速增长。参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 47 – 60。本段参考本书〈第二章：移民与早期贸易〉的〈第一节：乘风破浪下南洋 —— 早期华族移民浪潮〉，由崔贵强撰写。 17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2），页 57 – 63，221 – 231。 18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28 – 62，91。 19 邱继来，《马华文学史前史：20 世纪以前碑铭与传教士文本研究》（中国：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19），页 24 – 25。 20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p. 153. 颜清湟引述宋鸿祥书中说的例子，证明1869 年富有的华人商人有自我的阶级意识。（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134）新加坡华人商业社会的形成可参考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 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出版，2024），页 29 – 33。李博士这本专著很详细的讨论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工商角色以外的许多社会和公共事务的投入与贡献。

216

综上看来，对十九世纪中叶或更早以前的海峡三地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华商而言，作为一种社会阶级的商贾，21 他们不时通过对丧葬和寺庙等的社会公共事务的赠予与领导，来证明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认可（“功德”）。

二、二战前后马来西亚华商与商会的社会参与（一） 20 世纪前后商人组织与商会的创立及其商人意识与社会责任过去的研究厘清了华人传统商业公会或基尔特出现的年代比商会更早。22 华人商人组织是以同业公会开始的，后来才成立商会。马来西亚各地的中华商会一般在 20 世初才创会，有些则是在更早之前的工商俱乐部或同业公商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各州中华商会则多在二战结束后成立或复会，历史不算太早。23 过去学者多注重新马华人社会的方言帮群结构与组成特 24

色。林孝胜分析十九世纪早期新华社会，也是一个帮权社会，但他也重视最早来自马六甲的第一代移民是漳泉人为主，并且多是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不独马来亚及海峡三邦的早期华人社会是商人领导的社会，东马特别是砂拉越的开发，各移民方言帮群中的领导阶级也是商人。参考田英成，《砂朥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第二版）（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1）。 22 今堀诚二认为华人社会最早的团体虽包括各种同姓、同族、慈善、地域、教育团体和寺庙等等，但仍以商业基尔特组织为核心。他认为海峡三地即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形成是以商业基尔特组成的。今堀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加（原文如此，应是“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页1 – 15 。林孝胜不同意今堀诚二对青云亭是商业基尔特的看法，但商人与商业团体是新马华人社会最有力量的阶层是历史事实，并且也是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阶层。林孝胜〈青云亭与十九世纪新华社会〉，收在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 49 – 59。 “今堀诚二这个命题颇有商榷之处”见页 56，但作者引述今堀的原文却是《马来亚华人社会》一书讨论槟城的页 95 – 128，其引述页码应该是误植。 23 拿督黄昆福，《马华商会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74），页 39。 24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1 – 29。

217

第二辑商会

商人，各帮群中仍以商人作为主要的领导阶层。他甚至论断说，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新华社会是一个商人阶级凌驾其他行业的社会，而漳泉商人又执各途商的牛耳”。25 林孝胜的论断一样适用于马来亚早期的华人社会。基于新马本地特殊的殖民社会有利于商业与经商，华人传统的社会关系与所谓儒家价值也有利于推动本地商业的发展，华商在努力赚钱之余，也有如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那样，强调义与善的概念，是一种关怀和爱护社会的行为，尤其是自明朝商业文化兴起后许多成功商人以儒贾自居，天理中自有仁义的义利相通的伦理观念并行不悖。26 从荷英时期的马六甲到独立建国的华人方言帮群的社会结构中，商人一直是马来西亚华社最重要的领导阶层，商人阶级才是华社的精英。独立以后，商人的方言帮群色彩淡化，更重视商人的特殊身份，强调儒商的商业利益与责任伦理价值并重，清楚表明商人自身的社会角色。但是，商人的自身认同与社会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独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商人的身份与精神面貌有了不同的变化。新马两地的华商与商会在二战以前的组织方式是以各州商会作为会议轮值主席。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二战前叫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创会于 1921 年 7 月 2 日，并以轮任大会主席方式召开会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创会于 1906 年，跟约莫 1903 – 1912 年海峡三州府及几个州属的中华商会各别成立的年代相当。二战前，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历届大会主席包括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或副会长的林推迁、林义顺、陈敬堂、薛中华、林开国和李俊承。二战结束后，1947 年英属巫来由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28 – 62； 91。 26 文平强，《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吉隆坡：创价学会暨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出版，2018），页87 – 108。 25

218

中华总商会大会主席正名为第一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就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李光前。27 一般上，商会的成立宗旨乃是互助合作下协助商人处理商业经济难题，同心协力，共同创造财富。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主席林有道的致词中，提到会议的宗旨是促进各商会之间的了解交流，切磋工商农业及各行业的大事，同时也强调并非为逐私利而合作，而是为彼等所依赖的大众谋取利益而群策群力。这乃是“三重任务:即对自己、对大众及国家之任务。”28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的背景，是在清廷设立商部后，出任南洋商部大臣的张弼士先后在槟城和新加坡倡议组织商会下，在 1906年初于新加坡同济医院创立的。29《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试办章程》第一章商会宗旨，开宗明义阐述了士、农、工、商组成各自的组织（“会”）。作为南洋总汇之区的新加坡华商“尤为南洋各籍之冠；兹诚联众华商为一气”，情谊惬洽，利兴弊革，公益政令，无不调和善尽云云。30 由此看来，新马商会最初的组织形态，除阐明立会利益外，对社会大众利益也有所担当，清楚的表明商人组织的社会责任。3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届会长包括林义顺、薛中华和李承俊都是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任内出任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历次大会的大会主席，而后来也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林推迁（第 1 次大会，1921 年 7 月 2 日，时任副会长）、陈敬堂（第 5 次大会，1923 年 7 月1 日，时任副会长）和陈开国（第11 次大会，1927 年 1 月 8 日，因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复选，委派会董陈开国代表，他被选为大会主席) 则分别以副会长和会董身份代表出席当时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大会主席。详见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编委会，2021），页 38 – 51。 28 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100。 29 陈丁辉博士，《臻品典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馆》（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馆，2022），页 62 – 69。 30 转引自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出版，2024），页 235 – 245。 31 黄子坚、陈妙恩、傅向红、邓婉晴、林汉聪，《领航与创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115 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2021），第五章：走在社会的前沿，页 139 – 191。

219

第二辑商会

（二）独立前后商会的角色与主要活动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商会本质是处理工商经济事务的机构。虽然如此，历年商会主要领袖也不少具有政治身份的，乃至曾担任政府的内阁部长。当商会领袖同时担任立法议员或政府职务时，他是否必须辞去商会职务，在早期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冲突或矛盾。商会历史上，1921 年最早受委联邦议会官委议员的是朱嘉炳，他那时也是雪州中华商会的副总理；1924 年来自森州的甲必丹黄益堂则是第二位受委议员。1930 年代，代表马六甲华人商会的陈祯禄和几位海峡峇峇华商进入海峡殖民地议会担任议员，他们都是英国殖民政府委任的官委议员。32 二战后独立前的1951 – 1952 年第一次吉隆坡自治议会选举，当时雪隆中华商会董事的李润添、翁毓麟、陈光汉、陈志雄和谢有吉，以及李孝式长子李剑桥六人成功被选为市议员。最出名的则是李孝式在1953 年11 月受英国驻马最高专员委任为联合邦立法委员会的铁路及海港阁员，相当于部长职务。次年内阁改组，他再次受委担任交通部长，仍然保留中华商会会长的职务，直到同年 9 月才辞去商会会长职，并在1957 年独立后担任内阁的第一任财政部长。33 战后的1946 年至1948 年之间，各州总商会纷纷成立。李孝式在协助推动国家独立之前已受委马来亚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官方成员。他在从事政府公务前曾说： “华人有句话说，人要先赚钱，然后再从政 …… 人绝不能为了赚钱而从政。”34 1946 年，马来社会极力反对给予非马来人公民地位的马来亚联邦计划，英政

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116 – 117。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158；Tan Miau Ing, In Service of A Natio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Tun Sir Heny Lee Hau Shik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25), pp. 204-205, 212 – 213. 34 Tan Miau Ing, In Service of A Natio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Tun Sir Heny Lee Hau Shik, p.154. 32 33

220

府改以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替代。当时中华商会联合会努力协调异议的各方，要求英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审查马来亚联合邦计划，但遭到拒绝，于是总商会与当时两个主要的人民政治力量即人民力量中心及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发动总罢工。1947 至1948 年之间，人民力量发动两次总罢工，35 但第二次罢工因英政府的压力而取消，商会的各别董事及李孝式以个人身份受委非官方议员进入议会。李孝式则在 1948 年提出成立马华公会的构想，为华人争取政治权益。36 1954 年至1957 年独立前，总商会在推动争取华人公民权运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1956 年 4 月 27 日，全国华社领袖代表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举行马来亚联合邦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共获得 454 个团体和一千余名代表热烈出席，大会选出15 名代表包括过半的商会董事，并委派 3 人代表赴英请愿。虽然请愿并不成功，但“凡在马来亚出生之男女均为马来亚当然之公民”的出生地原则，37 让本土出生的华人即刻可以成为公民，也促成并加速了国家迈向独立之路。38 独立以后，华社领袖开始关注并投入马来亚本地的事务，减少对中国原乡事务的参与。商会也一样，更多关心马来亚与华社的事务。郑良树分析了雪兰莪大会堂自二战前后张郁才时代经洪启读时代，到1975 年的李润添时代的三位总理或会长任内的大会

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144 – 146。 Tan Miau Ing, In Service of A Natio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Tun Sir Heny Lee Hau Shik, pp.154 – 178. 37 编委会编，《教总 33 年（1951.12.25 – 1985.4.8）》（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 399 – 401；钟伟前，《董总 50 年特刊（1954 – 2004）》（加影：董总，2004），页 773 – 780；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 159 – 160。 38 二战后至1969 年 513 事件以前，华商与商会参与华社重大活动请参考《附表 1：二战后商会参与华社重大活动表》。这时期的华商与商会在争取华人申请公民权运动与争取国家独立运动中都扮演领导的地位，许多华商领袖也是华社与建国第一代精英。 35 3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堂活动是有明显变化。张郁才时代涉及本地华侨与中国事务（侨

221

第二辑商会

务）占了其业务活动的 72%，本地政治和华人事务才占 28%。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1950 – 1958 年之间的洪启读时代，他领导的业务中侨务占 36%，本地政治和华人事务提高至 64%。李润添时代的 1958 年至 1975 年之间，他任内的大会堂业务已经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的侨务了，本地政治事务高占 62.8%，本坡华人事务则占 37.2%，明显可见本地政治与华人事务已是取代华侨时代的侨务，其重要活动都与本地相关。39 而这三位领袖，都是全国中华总商会的主要董事，李润添同时还是雪隆中华商会的会长。

三、 “513事件”以后的华商与商会对政治与社会态度的转变 1969 年马来西亚经历了 513 种族冲突事件以后，40 1970 年代的华人社会处于“风雨如晦”及“浪涛汹涌”的窘境。41 许多商人领导的华团与商会对 513 事件以后紧张的政治与族群关系开始产生不同的反应与应对方式。513 种族冲突以后联盟改组成

以上分析引用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二年来的贡献（一九二三—一九七五）〉，编委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77），页121 – 133。 40 513 事件是一件历史悲剧，它的成因主要是政治与种族关系造成的，也是执政的联盟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使然。参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513 解密文件》（吉隆坡：人民之声出版，2007），第4章：外国对大马政权更换的评价，页 77 – 93。政府的白皮书竟将这次冲突跟人民抗日军和马共在二战后的被宣判非法的紧急状态挂勾，说是共产党卷土重来引发本次族群冲突。（全国行动理事会，《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吉隆坡：1969 年。）重组后成立的国民阵线政府在事后推出新经济政策，相当彻底的改变了华社与华商的政经文教地位。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重组的改造政策。可参考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作者自印出版，1984），页147 – 173。 41 513 事年后参加华文教育运动，后来跟沈慕羽先生分别领导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与教师联合总会的林晃升先生，在1983 年为沈先生七十大寿华诞纪念刊写的序文中的用词。他形容他在 513 事件后，才从商业转向关注华文教育工作，并跟沈先生并肩作战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林晃升〈从沈慕羽先生七十华诞说起〉，收入教总《晚节飘香 ── 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教总，1991）。原文发表在《星洲日报》1983 年11 月 9 日。

222

国民阵线，开启了巫统在国阵的独大与政治霸权时代，表面的联合政府实际是以巫统作为支配性政党与国家统合主义的巫统霸权模式，42 华社深陷多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有学者认为，巫统以党团治国，马来西亚政府就是基于巫统而组成的，巫统决定了国家的体制，而政府则是遵循巫统的意愿与需求，实施巫统决定的政策。43 事件之后，国民阵线的新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NEP）。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们不打算特别引述。虽然如此，对 513 事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无论提出重大的社会重组或公平分配经济蛋糕的消除贫穷宏图也罢，有学者认为其本质就是一个向华人征税，补助马来人的政策，也造成了国家经济体制的发展难题。44 新经济政策扶持土著工商业与消除贫穷的目标并不算成功，打击华商与华人资本和产业发展却是政策的政治绩效之一。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华商与商会的角色与应对华社事务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 1970 – 1990 年代商会的社会参与：支持十五华团的时代到其解体 513 事件以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在1975 年反对令的资本与全职员工条件，减轻华商企业的压力。1978 年，中总

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 1955 – 1995》（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1998），页 96 – 146；祝家丰，〈国家统合主义巫统政治支配权与大马华团的政治参与：从抗衡到归顺之路〉，收在祝家华、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吉隆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联合出版， 2007），225 – 253。 43 John Funston,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A Study of UMNO and PAS (Kuala Lumpur: Heinemann, 1980), p. 224. 44 叶兴建《“新经济政策”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18），页 201 – 239。 4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政府提出的工业协调法令，并成功让政府调整中小企业遵循该法

223

第二辑商会

召开全国华人经济大会，议决促请政府检讨实施了近十年的新经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济政策，纠正政策偏差，同时探寻集中资源进军大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方式与竞争力。45 1981 年，马来西亚国会通过社团修正法案，想要迫使全国社团必须选择是政治性或联谊性团体，目的是禁止非公民参加政治性团体，同时被判有罪或受限制的人士不能担任任何社团职务，并赋予社团注册官可以决定社团类型及撤销社团注册权力。政府想通过法令来限制社团活动，约束华团领袖对政治表达不同意见或反对的态度与行动。当时不仅华团召开代表大会反对该法令，律师公会及安华依不拉欣为首的大马回教青年运动等四十八个社团也先后示威及提呈备忘录抗议。在这个法令下，华团在选择是联谊或政治团体的立场肯定会左右为难。当时许多华社领袖呼吁华团应该选择成为政治团体，全国性的华团如中华大会堂及中华总商会等也纷纷通过会员大会选择修章成为政治团体，并与董教总合作推动华团注册成为政治性国体，以避免让社团注册官代为决定，日后将可能失去参与政治活动或政治表态的权力与合法地位。这个法案后来在各方的抗议及反对下并没有强制实行，但已让华团和华社对政治问题保持更敏锐的意识了。这便是促成1980 年代十五个主要华团对华社与国家公共课题的合作共识与契机，并成功催生了1985 年的《华团联合宣言》的发布与相关工作的开展。虽然华团宣言最早的签署团体并没有当时的中华工商联合总会（中总），但至少有七个州属及地方商会联合签署。46

45 46

224

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189。《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最早的签署团体共有 27 个，并没有当时的中华工商联合总会（即后来的中总），但至少有七个州属及地方商会联合签署。见《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一九八五年）》（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85）。本文华团宣言引自钟伟前主编《董总 50 年特刊（1954 – 2004）》（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2004 年12 月），页 957 – 963。

1980 年代的商会与华团大致上还是保持高度合作的状态，不仅各有代表进入国家经济理事会，经常也配合各大华团对国家经济以外的华文教育与文化政策一起发声，仍然不时签署或联署华社重大的公共意见备忘录，主要的有1983 年全国华团联合提呈给文化部的《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 年 1 月 3 日隆雪中华工商总会联合十四华团提呈选区划分意见书和 1978 年支持独大运动。47 整个1980 年代，华商与商会不时配合董教总反对华小实行“3M 制”，48 支持保护三宝山，等等。从 1985 年到 1988 年之间，各州中华商会与总商会领袖支持十五华团先后成立了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团关心教育部修改 1961 年教育法令行动委员会、全国华团文化基金以及到 1987 年因支持反对政府委派不谙华文的教师出任华小高职事件，参加天后宫大集会，等等。49 1980 年代应是以董教总、雪华堂与各全国性大会堂和华团共同组成十五华团领导核心为主的社会运动力量，是华社对民主人权、文化教育政策和民族大团结的大方向达致高度共识的时代。基于执政的华基政党的弱势，董教总提出通过三结合到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等口号，号召一批青年才俊加入国阵华基政党，企图在议会中发声，积极的政治参与以改善华社的困境。必须指出，1970 年代至1990 年代华团主要的领导多数仍然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隆雪中华工商总会大厦落成暨 91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1995)，页135 及145。 48 “3M 制”是指教育部为让小学生掌握读、写、算的三项基本能力，于1980 年编订小学新课程，1982 年开始推行。这个新教学制度中除了华小的华文和算术外，其他科目都要用马来文编写，音乐科目则一半选用国语歌曲，教师教学指南也用国文编写等，引起华社的高度关注与反对。见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 303。 49 华小高职事件是指1987 年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的教师出任校长、副校长和下午班主任等四个华小主要行政职务，引起华教及全国华团的抗争。相关系列事件背景可以参考詹缘端〈林晃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无名英雄〉，收入林水檺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页 327 – 368。 4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是华商，他们同时是商会与华团和华校的领袖，身份多重，他们

225

第二辑商会

关心族群平等、语言文化教育的基本权益，乃至于推广马华文学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与慈善的社会公益，等等。然而，发生1987 年华小高职事件以后，因国阵政府最大党的巫统内部党选，派系竞争极为激烈，执政党将政治矛盾转移，借用华社抗议华小高职的天后宫大集会的紧张氛围，突然对朝野政党、文教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进行大逮捕的茅草行动，并冻结三家新闻媒体的出版，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50 茅草行动应是随后左右并改变了华团社会动员与积极参政模式的一大变局，它让许多华团领袖从此倾向解去政治化，在马哈迪基于经济全球化理由与 2020 宏愿的经济倡议下，华团领袖欣然响应经济挂帅的政治宏愿，于是， “解去政治化” （depoliticise），中立而不干预政治变成是许多华团与华社领袖的口头禅，甚至主张内部协商政治云云。51 随着各州中华大会堂创组的全国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华总）的成功注册，华社产生了一个表面上足以代表全国华人民意的总机构，十五华团大合作的时代就走入历史了。

（二）商会参与 1990 年国家经济政策的研讨与效果 1970 年代到1990 年之间，商会对华社大事的投入与行动大致是被动式参与的。进入 1990 年代，华社在新经济政策结束前响应政府要求，参加国家经济的讨论与政策建议。1989 年开始，政府要求全国各界对即将推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建议，并广邀

祝家丰，《风雨如晦六十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研究论集》（新加坡：策略信息研究中心与智行学会联合出版，2022），页 9 – 10。 51 “解去政治化”是时评作者张景云对当时华社与华团领袖的政治立场的解读，它竟成了 1990 年代以后许多华团领袖的主要立场。见张景云〈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收在何启良编著《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页 98 – 104。

226

各界人士和社团代表出席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以便共同草拟 1990 年国家经济政策。华社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参与，开始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当时在十五华团的基础上，董教总结合隆雪中华大会堂三大机构联合提呈《1990 年国家经济政策备忘录》。但是，因为官方机密法令的限制，使受到 4000 多个华团委托的董教总代表不能公开会议的内容，以及人力资源组否决董教总的基本意见，使董教总毅然退出经济理事会议。52 当时，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联合媒体推出民意调查，非常积极的响应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是这项民意调查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效果，时评甚至认为从问卷的问题抽样和调查方式都不科学，也不具代表性，但达到宣传效果。53 总体而言，1990 年代以来，商会依然关注华社的华文教育课题。1990 年和1993 年，中总特别拨款各十万马币予大事兴建中的南方学院与董教总教育中心创办的新纪元学院。针对 1998 年底爆发的雪州立百病毒的猪农受害者联合众多华团发起全国筹款运动，并成功协助筹得 493 万马币。1998 年丹斯里林源德出任中总会长，他设立了人道援助基金，并将慈善救济工作扩展到周边国家。为进一步落实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中总在 2015 年成立慈善公益组，制度性推广公益活动与慈善捐助。54 虽然如此，1990 年代华社面对重大的课题包括马哈迪政府事件。2000 年代初，白沙罗华小被勒令关闭及小学数理英化政策等，华社重要团体多联署反对抗议，但商会多退出不参与。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0），页 46 – 52。 53 何启良，《面向权威》(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页 24 – 27。 54 中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页 322 – 33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推出 1996 年教育法令与宏愿学校计划、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

227

第二辑商会

四、2000 年以后商会与华团的互动与消长关系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进入 2000 年，华商与商会一面积极扩大对国家经济事务的参与，对国家经济转型提出建议外，一面则更多投入对中国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商务组织或社团的倡议，这些相关业务构成 2000 年至今华商与商会的重大业绩，除了经济事务外，华商与商会明显减低对本地华社公共事务的参与。

（一）1999 年华团诉求事件与商会立场的改变 1999 年 8 月 16 日，鉴于第十届全国大选在即，全国性与各州属 11 个华团共同发布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大选要求一共获得全国 2098 个团体联署，其内容仍然是以全国文化备忘录与华团联合宣言倡议的华社基本权益为主。但是，这次是基于大选的华社诉求却没有获得号称全国华团最高代表的机构即华总以及当时的商联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的简称，即后来的中总）的支持与联署。两大总会的不联署在华社掀起了巨浪，华社民意沸腾，于是两大机构先是表示对部分内容有异议，后来又宣称“认同而不签署”，也表示“无法赞同提出时机及表达方式”。他们认为大选前提出诉求是情绪化、针对国阵、为难马华。55 虽然如此，朝野政党包括国阵在经过权衡利益后，多数表态原则上认同。随着大选结束，国阵重新掌权，巫青团在诉求一周年庆后发起到雪华堂抗议示威，并威胁诉求工委会收回诉求。事情演变到 831 国庆节，时任首相马哈迪在国庆献词中指责诉求工委会是共产党，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澳玛乌纳，举国震惊。马哈迪首相在 9 月15 日后在布城接见了要诉求工委会代表，他只是重申大选前接受是基于选举压力，避免失去华人的选票云云。在马来

228

谢春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訴求资料汇编（1999 – 2002）》，页 3。

舆论多次指责与压力，诉求工委会最终跟巫青团谈判，被迫接受搁置（put aside）七项涉及马来特权的条文，而非华文媒体则解释为收回或删除。56 诉求事件过后，除了慈善与经济事务外，商会几乎淡出华社的公共议题，特别是政治事务与种族争议性课题，但是，商会一些领导人又在不同层次上参与政府事务。57

（二） 2018 年政权轮替以后，商会领导进入政府体制及其影响 2008 年 308 和 2013 年 505 两届全国大选，巫统不断流失马来人的支持，华裔选票全面转向支持反对阵线。2013 年大选结果，国阵第一次失去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更严重的是，同时丢失了五个州属的政权。58 到了 2018 年全国大选，国阵被选民唾弃，希望联盟第一次成功执政，马来西亚实现了自独立年代 1957 年以来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巫统为主的国阵沦为在野党团。59 关于 2018 年马来西亚大选后的政治转变与族群关系的研究很多，本文仅关注华商与商会在政权轮替以来的一些变化。前述中华商会历来领袖出任政府官委议员及部长不算少见，但他们是因为政治与政党身份加入政府，或是以商会代表身份加入政府是有所区别的。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谢春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訴求资料汇编（1999 – 2002）》，页 6 – 11。 1999 – 2000 诉求事件是多数华商与商会跟华社最具共识和最大利益的华文教育运动方向开始脱节的关键事件。往后的几件大事如吉隆坡义山迫迁事件与白小事件和数理英化政策，商会基本是三缄其口的。详见《附表 3：1999 年诉求事件后商会对华社大事立场列表》。 58 王国璋，〈第13 届全国大选：过程、议题与影响〉，收在吴彦华、潘永强主编，《未完成的政治转型：马来西亚 2013 年大选评论》（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页 3 – 17。 59 潘永强，〈调适能力、精英互动、协商式转型：马来西亜 2018 年大选〉收入潘永强主编，《未巩固的民主：马来西亜 2018 年选举》（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9），页 3 – 18。

229

第二辑商会

中总 2021 年至 2024 年总会长丹斯里卢成全在任内的 2023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年受委上议员。他在更早前的 2018 年第一次希盟执政时即出任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主席。2025 年 3 月，安华政府进一步委任他出任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便协助政府推动马中经贸合作。卢先生原来不隶属任何政党，而是因商会领袖及名义出任官方与半官方职务。马中商务理事会是在马哈迪和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见证下于 2002 年成立的官方经贸单位。2012 年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但受贸工部管辖，仍然具有半官方的地位。 2024 年中旬，中总去函林连玉基金，正式退出林连玉基金的创始会员籍，并停止委派代表出任林连玉基金董事会的当然董事。相关新闻见报但未有说明理由，个中原因引发一些猜想。这是否意味着商会对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华社与华教课题采取防犯或预防的措施呢? 自从 2018 年希盟第一次执政到 2023 年安华领导团结政府以来，马来西亚政府不少官营机构与重要部门首长竟延续过去希盟反对激烈的政治委任方式，政府陆续委任在籍的议员或党要担任非政治部门的首长职务。近来从反贪会或联邦大法官的延长与委任都倍受批判，甚至律师公会发动游行陈情。以民间团体领袖的身份加入政府并领导相关机构，一方面可以专业身份协助政府的合理化说词解套，但另一方面仍然不能不让人有公私利害冲突的风险与顾虑。宏观而言，商会与许多华团对政治参与与社会动员的立场与态度或心态的转变，导致1980 年代十五华团营造的华社对国家社会议题的诸多共识的崩解，特别是华商与商会群体逐步悖离华社担忧的国家伊斯兰化与华教发展的基本共识，对华商资本与产业链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的打击，甚至于被解构替代。华社与华团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大漩涡中其实是同一条线上的蚂蚱。自从 513 事件以来，华商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是节

230

节败退的，60 同时华商经营的许多中文媒体不断被打压关闭或收购，能幸存至今的中文媒体越来越少。61 华商面对的困境依然是针对非马来人的阻碍性经济政策和低效率的政府机关。不亲善的市场政策譬如1976 年的工业协调法令至今仍然限制了华人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规模，尤其是规定公司必须要有一位土著股东才能竞投政府工程，也直接造成1990 年代以后华资出走国外。62 商会领袖受委官职进入政府经贸机构肯定是必须代表政府与反映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立场，而不是反映华社或商会的主张。2025 年开始，政府强硬推行电子发票（E-INVOICING），不仅落实到各商业行业，连社团都未能幸免，中总等商会仅能提出建议延后实施或调整提高企业资本达到 100 万以上才须遵循政策的应对方式，基本上是无力反对。2024 年落实最低月薪从 1500 提高至1700 以及外籍劳工必须缴纳公积金的政策，雇主反对无效，商会也仅能低声接受。相关政策会陆续出台，华商、商会与华社势必要大费周张，勉力应付。

结语华商与商会从早期历史以来既已扮演参与华社公共事务与社

1999 年政府强制全国银行大合并计划后形成八大家银行集团，许多华资为主的银行一夕之间都被兼并了，剩下表面是华资的大众和丰隆银行两家。见方志伟〈马来西亚银行业的发展与挑戢〉，收在饶兆斌总主编、连惠慧主编《当代马来西亚：经齐与金融》(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16)，页 261 – 290。 61 在 2001 年华社14 个全国性团体联署公开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时评人组织反收购工委会，没有任何商会参与。虽然如此，当时华团领袖也是商会的领导如颜清文和林源德等曾倡议私人合资收购商报，但功败垂成。（钟伟前主编，《董总 50 年特刊（1954 – 2004）》，页1133 – 1135） 62 甄义华，〈处身于全球经济中的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国家与经济〉，饶兆斌总主编、连惠慧主编，《当代马来西亚：经齐与金融》，页187 – 21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会伦理的角色与职能，商人与商会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领导阶级。

231

第二辑商会

商人与商会对自身的社会职能有高度的认知与自豪感，并愿意为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国家社会出钱出力。二十世纪至二战前后，商人无论投入原乡的革命与社会救济是不遗余力的，乃至于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动员社会力量，筹赈祖国与本土抗日等等活动，高度反映商人精神及其社会责任伦理。独立前后，华商与商会更加重视本地的政治运动，一些领袖加入政府议会，积极推动申请公民权运动，使华人快速完成认同本土与政治身份的历史转变，对新独立的国家与国族建构做出贡献。在 513 事件以后，华商与商会对华社的公共议题虽然也有所支持，对特定重大的种族政治争议开始变得被动。特别是在 1987 年茅草行动以后，华商与商会鲜少主动参与华社公共利益活动与议题，尤其是到了1999 年和 2000 年的大选诉求事件以后，商会基本不太针对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动员运动表态。到了 2013 年和 2018 年大选以后，商会领袖应邀出任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表面上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加深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同时却不参与或退出重要的华团组织，反映了商会组织立场的变化，对政府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未能做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232

附录附表 1：二战后商会参与华社重大活动表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华社向日本政府索赔五千万俸纳金

中总通过议决案呼吁政府赔付保险及战争损失。向日本政府索回五千万俸纳金。

未见行动，直至1965 年再次索赔。

1947 年英殖民政府颂发马来亚联邦建议书，雪兰莪中华商会提出的意见不被接受，因而发起总罢工运动。

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

1950 年移民统制法案

雪兰莪中华总商会联合雪州 50 个华团反对，16 位官委华议员也全力反对。

华团反对1952 年教育去令

配合华社，反对巴恩报告书及1952 年教育法令。

1954 年申请公民权运动，反对1954 年联邦民选白皮书的选举不公条文

商会撤回两位代表议员商会成员担任各种委员会的代表全部辞职。

1956 年 7 月全马华人注册团体代表争取公民权代表大会

商会配合华团对里特制宪调查团提呈备忘录，表达华人对独立的意见，特别是华人申请公民权的一些基本原则。

华社对申请公民权的共识对推动争取马来亚独立产生直接和正面作用，促进了华人的政治认同转向。

反对1961 年教育法令

董教总及华社共同反对改变国民型小学为国民小学的 21 条 2。全国商会支持。

国民教育最后目标是部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

1965 年向日本政府追讨二战血债

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鉴于二战日本占领期间屠杀无辜人民的虐政，时任会长陈光汉呼吁日本政府赔偿血债，获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各族商会的支持，并正式拜会东姑首相。

经两国政府交涉结果，日本政府以两艘价值 2500 万元之轮船作赔偿，称作亲善赔偿，但华社未得分毫。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序

233

第二辑商会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234

序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1959 年全国华华文教育大会宣言暨 1965 年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争取华文地位致首相备忘录

全马注册华团支持华文教育暨支持华文作为官方语文运动。

10.

1969 年 513 事件

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关注国会通过紧急（必须权力）法案，并协调维护粮食等必需品供应与稳定物价。

备注

各别华团给予受难家属抚恤金等，政府公布的白皮书归责马共幕后操控事件。

附表 2：1969 年 513 事件后商会参与华社重大活动表序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1967 年12 月董教总发起创办独立大学运动

1978 年 12 月，雪中华总商会公开支持创办独大，并致函时任首相胡先翁。全国各地华团及几乎各州商会签署支持创办独立大学，签署单位共有 4238 个。

1978 年独大有限公司起诉政府。

1973 年独中复兴运动，董教总提呈华教总要求

全国华团响应，各州商会也表示支持。

独中董事会原本以商人为领导核心。

1976 年工业协调法令

政府未向工商界咨询，国会通过去令，引起强烈反应。商会与华团一致反对苛刻条列。

25 万资本及 25 名雇员的制造业公司须申请制造执照，部长有权批准及拒绝或撤销，连执照之转让与产品都须经批准，华社认为侵蚀自由企业的制度。后来资金豁免提高至 250 万，仍然影响巨大。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1981 年 3M 计划

中总通过内部争取与协商，获得马哈迪保证不会令华小变质成为小学。

由董教总及各州中华大会堂发起的反对华小 3M 课程计划，要求与教育部对话，但未获响应。

1982 年吉隆坡大蓝图计划

全国中华总商会与马华公商联合会、董教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八大华团联合提呈吉隆坡大蓝图备忘录。

连同董教总、雪华人行团总会及马华和民政党联邦直辖区联委会联合提呈。63

1983 年国家文化备忘录

隆雪及全国总商会没有加入联署，但柔佛、彭亨、马六甲、吉打和玻璃市中华总商会是发起的联署十五华团。64

全国十五华团联合提呈给文青体育部，并跟部长对话，反对国家文化政策以马来文化及伊斯兰为中心，其他文化沦为附属。

1985 年选区划分意见书

隆雪中华总商会联合十四个华团提呈选区划分意见书予选举委员会。

32 个国会选区及两个州选区的界线不符合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要求修正。

1984 年全国华团保留三宝山联合声明

全国总商会最终与华社达致保留义山，维护完整的历史古迹之共识。

甲州商会开始立场模糊，全国总商会则提议共同发展，辟成旅游中心。最终州首长宣布三宝山为历史文化保留区，并成立基金进行美化。65

1985 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

七州商会参加：马六甲、彭亨、吉打、玻璃市、沙巴、隆雪与柔佛中华商会。

全国共 27 个华团联合发起，由华社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共同草拟。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教总 33 年（1951.12.25 – 1985.4.8）》（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1987），页 614。 64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教总 33 年（1951.12.25 – 1985.4.8）》（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1987），页 615 – 623。 65 陈亚才编，《留根与遗恨：文化古迹与华人义山》（吉隆坡：大将事业社出版， 2000），页 49 – 5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序

235

第二辑商会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序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10.

1987 年10 月天后宫大集会，反对华小高职事件，华团提呈备忘录给总警长

董总主席也是雪兰莪中华商会副会长林晃升被捕，他被捕的理由都与反对大专法令、国家文化政策、华小高职等华教工作有关，与商业无涉。

104 或106 人在10 月 27 日茅草行动大逮捕被扣留，多数是反对党领袖、华教人士及非政府组织领袖，也有不少地方人物或公司职员。

中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黄文彬在大集会前正式发表支持华团抗议大会的五项议决案，并支持全国罢课。 11.

反对1985 年综合学校到与1995 年宏愿学校计划

在董教总号召全国华团反对下，两项学校计划都未能成功，改成学生交融计划。

各地商会各有表态反对，特别是马华公会也改变了支持政府的立场，让教育部做了计划调整。66

12.

1990 年十五华团提呈《关于检讨教育法令的备忘录》

董教总与十三州中华大会堂联署，响应教育部草拟新教育法令的政策，未有商会参与。

检讨教育法令的两份文件都是由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草拟。争议是教育部宣称要废除现有华小董事部的三分之一。67

13.

1998 – 1999 年立百病毒事件

由隆雪中华大会堂及中华商会发起，共筹募了一千余万善款协助灾黎。

隆雪中华商会会长林源德出任全国华团脤济养猪业灾黎联合委员会主席。中华大会堂会长则是商会前会长颜清文。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2003），页 323 – 335。 67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检讨马来西亚教育》（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前言。

236

附表 3：1999 年诉求事件后商会对华社大事立场列表序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1999 年12 月华团对第十届大选诉求

最初华总与商联会（中总）都表示反对诉求，全国行总与小贩总会也拒签署。经多方面倡导，在大选前，诉求被朝野政党广泛接受。2000 余华团共同签署，国阵政府三大华基政党领袖在1999 年 9 月代表政府原则接受要诉求。

由隆雪中华大会堂与董教总为首的发起单位成立诉求工委会。 2000 年初大选后，国阵再度执政，开始秋后算账。首相在 2000 年 8 月 30 日国庆献词中指责诉求是共产党。68

2000 年吉隆坡八大义山迫迁事件

由雪隆中华大会堂与董教总和广东义山与广西会馆董事会联合发起反对搬迁，组成捍卫与美化义山工委会。商会基本不参与。

7 月，政府宣布搁置设划。

2001 年白小（白沙罗华小）保校抗争事件

替阵全力支持，马华无力响应，雪隆及全国商会未有表态，仅巴生中华总商会表态支持保校。

董教总、雪隆董联会以及原校家协和董事等共同组成保校委员会，并与雪华堂等发起救救白小运动。白小保校运动历八年的抗争，最终 2009 年 1 月 5 日重开，但易名为中华小学。

2003 年马哈迪政府推行数理英化政策

董教总与多数华团达致共识反对政策。反对党民主行动党也表态反对，但主要商会没公开参与。

此政策最终在纳吉担任首相后，时任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废除。

董教总发起印裔与马来团体如马来作家协会 GAPENA 联合反对政策。

谢春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訴求资料汇编（1999 – 2002）》，页 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37

第二辑商会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序

重大活动

商会立场

备注

2001 年 5 月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

205 个华团联合反对收购案

商会领袖林源德、颜清文、陈友信以及董教总领袖郭全强与胡万铎等 8 位华团领袖组成财团，献议收购南洋商报百分之；72.35% 股份。6 月 24 日马华特别代表大会强硬过通收购案。

2013 - 2025 年国家教育蓝图

16 个华团包括华社研究中心发起针对教育部发布的国家教育蓝图提出审查及反建议报告，没有商会参与。69

14 个全国华团发表七点共同声明反对，但没有商会参加全国 22 个华团青年团联合发起黄丝带运动，反对马华收购南洋商报及中国报

2008 年 308 大选后，马来西亚迈入两线制的政治趋势，公民社会运动崛起，董教总因新纪元事件而分裂，华团领导力明显衰退，商会更专注于工商事务，基本未对公民课题表态。 2012 年 - 2013 年之间，董教总单独行事，前后发动五次抗争活动，但是以个人签名请愿活动方式进行，未见大华团的联合或联署，签署人介于 2000 - 10000 之间。

注：以上三个附表由作者根据各种报告书及特刊整理而成。

238

2013 – 2025 年教育大蓝图项目研究小组，《改革国民教育：2013 – 2025 年教育蓝图（初版）的评析与建议》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出版，2013），封底。

参考文献 2013 – 2025 年教育大蓝图项目研究小组，《改革国民教育：2013 – 2025 年教育蓝图（初版）的评析与建议》。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出版，2013。陈丁辉，《臻品典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馆，2022。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2 。陈亚才编，《留根与遗恨：文化古迹与华人义山》。吉隆坡：大将事业社出版，2000。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廿二都曾溪保绥德乡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未刊本。李氏族谱原刊记录至同治年的十七世族人，光绪后至辛亥年增补至十九世孙辈。何启良，《面向权威》。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何启良编著，《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4。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检讨马来西亚教育》。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0。黄子坚、陈妙恩、傅向红、邓婉晴、林汉聪，《领航与创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115 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2021。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隆雪中华工商总会大厦落成暨 91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1995。今堀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加应会馆扩建委员会， 1974。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513 解密文件》。吉隆坡：人民之声出版，2007。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6 年。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李秉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1906 – 1942》。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2024。李万千，《求是集：李万千文选（1980-2000）》。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2001。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从历史和阶级角度看：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吉隆坡：Suara initiatif Sdn. Bhd., 2017。

239

第二辑商会

林水檺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商会与商人精神的历史转型初探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33 年（1951.12.25 – 1985.4.8）》，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晚节飘香 ── 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1。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百年历史特刊编委会，2021。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马中情谊谱新章、中总凝汇创辉煌：马中建交周年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成立 68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中总出版，2014。拿督黄昆福，《马华商会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74 年。潘永强主编，《未巩固的民主：马来西亜 2018 年选举》。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9。邱继来，《马华文学史前史：20 世纪以前碑铭与传教士文本研究》。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19。全国行动理事会，《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吉隆坡：1969 年。饶兆斌总主编、连惠慧主编，《当代马来西亚：经齐与金融》。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6。田英成，《砂朥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1 年第二版。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年。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1955 – 1995》。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1998。文平强，《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暨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出版，2018。吴彦华、潘永强编，《未完成的政治转型：马来西亜 2013 年大选评论》。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谢春荣主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资料汇编（1999 – 2002）》。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工委会（要求工委会），200 年。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作者自印出版，1984 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一九八五年）》。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85 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部暨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77。

240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7。叶兴建，《“新经济政策”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吉隆坡：南大教育与豆究基金会，201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论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年。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2003。钟伟前主编，《董总 50 年特刊（1954 – 2004）》。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2004。祝家丰，《风雨如晦六十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研究论集》。新加坡：策略信息研究中心与智行学会联合出版，2022。祝家华、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吉隆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联合出版，2007。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十二期，1998。 Franke, Wolfgang and Chen Tien Fan (ed),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 KL: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2.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 Franke, Wolfgang and Chen Tien Fan (ed),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I. KL: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5. 傅吾康、陈铁凡合辑，《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 Funston, John,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A Study of UMNO and PAS. Kuala Lumpur: Heinemann, 1980.

Tan Miau Ing, In Service of A Natio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Tun Sir Heny Lee Hau Shik. KL: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25. 陈妙恩《为国奉献的一生：李孝式》。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25 年。英中双语版。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23.

241

第三辑

企业与人物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 “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 以美国新闻处（USIS）档案为中心的讨论李培德 *

引言过去学界对胡文虎的研究多集中于 1920 至 40 年代，很少触及 50 年代，特别是韩战爆发后，在亚洲地缘政治大变下的胡文虎，讨论更少。素有“万金油大王”之称的胡文虎（1882 – 1954），从1930 年代起在香港经营报业和药业，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开拓大陆市场。不过，到了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随后亚太局势急变，胡文虎不得不重新部署在香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市场策略。1950 年代初胡文虎与广州市人民政府的财务纠葛成为“星系报业”撤出大陆市场的导火线。这边厢丢失了大陆市场，那边厢马上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可见胡文虎能够灵活变化，会因应形势的转变来调整经营策略，让自己不立于危墙之下。 1954 年，胡文虎借口赴美医病，实则探讨开拓美国市场的可后全面围堵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和民主，由于胡文虎拥有横跨东南亚和香港的星系报业，遂成为被拉拢的对象，希望把星系报业纳入西方自由世界阵营。本文主要

* 李培德博士（Dr. LEE Pui Tak），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本文是于拙稿〈1950 年代文化冷戦下における香港華人商人：胡文虎を事例に〉基础上加以润饰修订和增补从台湾和美国收集的资料而成，该文收录于《戦後日本と中華圈の人物交流史》（东京：东洋文库，2024），页 219 – 238，感谢评论人徐兰君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对笔者进一步修缮本文甚有帮助。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能性，由于美国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于韩战爆发

24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利用在美国和台湾收集到的档案资料，其中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保存的美国新闻处档案最为详细，探讨在冷战初期胡文虎撤出中国大陆市场后，在美国亚太新战略下如何在香港和东南亚重新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部署“星系报业”。

一、胡文虎的“跨界”网络胡文虎（1882 – 1954）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缅甸仰光，是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侨。胡文虎崛起于1920 年代，他的商业王国包括药业和报业，盛极于1930 年代。如果要评价胡文虎于事业上的成功，最能以“跨界”两字来形容，包含以下五方面的意义：一者，用人不拘一格，从来不受制于某一个政治立场，也不计较血缘，就算是自己的子女，都能破格重用，在胡文虎的11名子女中便有四名是收养的，而且日后都成为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养女胡仙和养子胡蛟的参与，他的事业很可能因本人离世而中断。二者，不束缚于业缘上的限制，胡文虎最先以销售虎标永安堂成药起家，进而经营报纸，成药和报纸是表面上两个不同的行业，但胡文虎利用报纸来宣传成药，大卖广告，让虎标深入民心，而且销售报纸可以每天吸取大量现金，对于以寄售、代售形式发展的成药经营大为有利。三者，超越地理上的空间边界，胡文虎最先以新加坡为发展事业的基地，在东南亚特别是英属殖民地圈大力推广虎标永安堂成药，成为广受东南亚华侨欢迎的“万金油大王”，但当市场扩展速度减慢或在遇到竞争对手时，胡文虎便开始转移香港，利用香港的有利位置，开拓更大的中国大陆市场，不过最终也没有墨守于新加坡或香港，到了冷战初期，他虽然撤出大陆市场，但又迅速在台湾设厂，并部署开拓北美华人市场，他的步伐从来没有停过。四者，超越族群的界限，把自己的社会资本无限增值。胡文虎是福建永定人，他一方面活跃于福建社群，另一方面却在发展客家网络，这种双重的

246

族群身份，为他增加不少社会资本，对拓展市场和延伸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有效，正如著名商业史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对他一生事业所作的总括， “利用客家网络来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生存于客家人的世界，”1 可以说甚为贴切。以上各点，可充分表现胡文虎的对网络利用的灵活性，非常善于跨界和跨地域。回应前文所说，报业能够帮助宣传，不仅是虎标永安堂旗下的产品，还有胡文虎个人慈善事业的社会形象构造，同时又是制造舆论的利器，胡文虎自然是悉心经营。从下表1可以清楚看到，胡文虎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从缅甸仰光向新加坡和香港转移，先是中国大陆，继而是东南亚，都可见到“星系报业”的影子。于 1918 至 1949 年期间，胡文虎先后创办或接办 19 份报纸，其中7 份在东南亚，4 份在香港，8 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一个庞大的跨国性报业王国。1932 年，胡把公司的总部迁去香港，毫无疑问，目的是为开拓大陆市场作准备。可以说，新加坡和香港分别成为胡文虎开拓东南亚和大陆市场的重要跳板。值得留意的是，这两个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英国殖民地，一直是胡文虎于政治和法律上的庇护场，同时发挥了资金、人才、物流集散的网络枢纽作用，胡文虎与当地政权亦维持良好关系。1938 年，胡文虎获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举荐，获得英国政府颁授 O.B.E. 勲衔，不过他于当时的主要商业和社会活动，已经不在新加坡而转移到香港了。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8 – 15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4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表 1：星系报业于东南亚、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分布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年份

东南亚

1918

缅甸《仰光日报》†

1923

缅甸《缅甸晨报》（后转让）

1928

新加坡《星洲日报》*

1929

新加坡《星华日报》

香港

1931 1935

汕头《星华日报》新加坡《星中日报》

厦门《星光日报》

1937

广州《星粤日报》；重庆《星渝日报》

1938

新加坡《南洋总汇报》《星岛日报》*；（接手）《星岛晚报》*；《星岛晨报》

1939

槟榔屿《星槟日报》

1947

广西《星西日报》#；云南《星南日报》#

福州《星闽日报》；上海《星沪日报》#

1949 1950

中国大陆

《虎报》（英文）曼谷《星暹日报》、《星泰晚报》；新加坡《星洲虎报》（英文）

1952 1960

古晋《前锋日报》《星岛画报》

资料出处：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页 230 – 239；〈胡文虎先生传〉，《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彚编》第16 辑（台北：国史馆，1998），页176 – 179；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华人研究国际学报》4 卷1 期（2012 年 6 月），页 53 – 74。注：† 非独资；# 受战事影响没有正式发行；* 一直维持至战后

248

胡文虎是福建客家人，在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于 1930 年代，他大力推动在英属马来亚，婆罗洲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成立客属团体。2 不可不提的是，胡文虎有意识地把客属总会设于香港和新加坡，以之统摄世界各地的客属分会，充分利用两地的交通网络枢纽作用。正如论者所提到的，胡文虎利用自己的报纸，大事宣扬客家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在东南亚和香港的客家人社会中建立自己客属社团领袖的地位。3 在这个意义上说，崇正总会显然是胡文虎发展社团网络的起点，利用香港和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的枢纽作用，号召国际客属人士团结。他以国际客属团体领袖之地位来巩固他于亚太地区的商业网络和文化影响。不过，到了1950 年 6 月韩战爆发，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重新洗牌，胡文虎原来所依赖的“跨界”网络受到严重考验，在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之间，他不得不作出选择，重新制定他的市场发展策略。对于胡文虎来说，这个选择是包含多重意义的，包括地理空间的移动和政治立场的取舍，而这些抉择都会直接影响星系报业于日后的发展。

二、胡文虎撤离中国大陆 1945 年 8 月二次大战结束，战后重建对中国来说虽然是刻不文虎仍未打算放弃大陆市场，相反，还准备投入大量资金，一方面在上海和福州办报，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主要为华南地区）增设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甚至在福建、湖南投入巨资，开采煤

元一，〈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50），缺页码。张容嘉，〈客家群体的形成：胡文虎与其客家社团〉，《客家研究》第 7 卷第 1 期（2014 年 6 月），页 202 – 203；205 – 20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容缓，但极度通胀和国共内战一直令投资者裹足不前。不过，胡

24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矿。4 根据胡文虎当时的计划，由他号召香港及海外福建华侨，筹集资本，成立投资公司，在战后打起建造“新福建”和开发海南的两面旗帜。5 很可惜，1948 年开始的极度通货膨胀，中国经济陷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令所有计划都没法顺利推行，胡文虎本人亦蒙受不少损失。6 有意思的是，胡文虎就算处于这种极度恶劣的投资环境，也不改变他惯于高调自我宣传的风格。例如于1946 年11 月14 日在《星光日报》公开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将军写给他的信，信中谓：先生（胡文虎）踊跃捐输抗建大业，实多利頼乃者。敌寇败降，欣闻安返星洲。战后国内彫蔽，百端待理，仍盼继续出力，引领海天，曷勝翘企。兹乘吴同志建勋访问荷印侨胞之便，特致拳拳，并希珍重，顺颂勋绥。7 同年 11 月 18 日，胡文虎亲赴上海，准备进京拜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务求以海外侨领身份，向主席报告最新海外华侨社会状况。8 可以想见，胡文虎一直希望在大陆市场大展拳脚。

〈本报董事长胡文虎先生关心本省实业建设闽西一带矿产即将开采〉及〈胡文虎谈开发煤矿湖南亦有开采煤矿计划〉，分别载《星光日报》（厦门）1946 年 5 月 18 日及1946 年 7 月 5 日；〈侨领胡文虎将开发闽省煤矿〉，《侨声报》（重庆）1946 年 7 月 13 日，收入萧德洪、蒋东明主编，《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辑（华人华侨问题专辑）第15 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页 209；211 – 213。 5 〈胡文虎拟投资十亿积极开发海南〉，《星光日报》（厦门）1947 年 3 月 2 日，收入前揭《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245。 6 胡文虎对战后严重通胀极为不满，反驳自己因为爱国，才于1939 至1942 年期间存入位于国统区和香港的14 家中国银行分行共三千余万元国币，但受战后通胀影响，最后只值十数元金圆券，还要受限价销售药品影响，损失可谓是双重的，见〈胡文虎昨发表讲话指摘沪台硬性限价〉，《星岛日报》（香港）1948 年10 月1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288 – 289。 7 〈白部长致函胡文虎〉，《星光日报》（厦门）1946 年11 月14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223。 8 〈胡文虎飞抵上海将晋京谒蒋主席〉，《星洲日报》（新加坡）1946 年11 月18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227。

250

同年 12 月，厦门市记者公会揭露胡文虎曾于战时以华侨代表身份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见面的事实，呼吁政府应该秉公办理，不可让胡逍遥法外，任由他洗脱汉奸罪名，事件经由军统控制的《立人日报》发酵，大事渲染。9 虽然受到汉奸嫌疑的滋扰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都没有令胡文虎放弃大陆市场。真正让他起戒心的，反而是1949 年人民政府所推出一系列的新经济措施。根据目前资料显示，胡文虎对人民政府（称为“共产政府”）一直印象不好。胡文虎认为在新政权下，人民生活欠佳，政府强收私产，甚至强迫群众购买政府公债。有关这些事情的报道，屡屡出现于 50 年代初胡文虎旗下的《星岛日报》。10 有意思的是，这些被经常报道而又令胡文虎不满的事情，却恰恰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基本上说，以下三件事让胡文虎与内地新政府关系变为纠缠不清，停滞不前：一者，虎标永安堂广州分行被查封；二者，胡文虎被强迫购买公债；三者，胡在国内的存款被充公。根据胡文虎对《星洲日报》记者所说，永安堂广州分行于 1950 年 4 月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查封，被羁押职员 3 人，并追缴积欠税款 8 亿元，胡文虎当时人在新加坡，只可派身在香港的儿子胡好处理。为了拯救被羁押的员工，胡文虎虽然不同意有积欠所得税未缴，但愿意以捐款名义缴付8亿元，连同先前缴过的 2 亿元，合共 10 亿元。最令胡文虎不满的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坚称胡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声讨胡文虎媚敌〉，《立人日报》（重庆）1946 年 12 月 18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237；张继汝，〈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3期，页 89 – 94。 10 〈广州永安堂大厦被占用胡文虎昨发表声明指出粤总工会未经合法手续遽为占用并拆招牌绝对无理〉，〈穗民房厂店又一批被共迫害一部分以合营方式吞并〉，〈今日的广州生活：人人的衣服都千疮百孔褴褛补缀〉，〈大陆人民抗缴中共经建公债认购额虽已达九万二千亿实际还只搾二万餘亿元〉，分别载 1952 年 1 月 1 日、1954 年 8 月 12 日、8 月14 日和 8 月17 日《星岛日报》（香港），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文虎缴纳的 8 亿元是税款及 1 亿 6 千万元滞纳税款罚款，与他自

25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己所说的不符。11 其实，战后于不同时期开设的永安堂分店一直亏损，包括广州、汕头、上海、福州、厦门，总金额几近 200 万港元。12 胡文虎认为，这笔由新政府坚称的营业所得税纯属子虚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乌有。在永安堂广州产业被封和职员被羁押事件发生前，人民政府曾派人到香港与胡文虎商讨以认购胜利公债形式相抵积欠税款。1950 年1 月 9 日，胡文虎致函广州市长叶剑英，表达自己对胜利公债的看法：顷阅报，知悉政府为救济贫难同胞，举办冬令救济，嘱令工商捐款，及广州市慈善団体联合办事处，已认捐米二万斤，文虎素抱取之于社会者，应用之于社会之宗旨，实行已数十年，兹为响应政府号召，已令广州永安堂代为认定冬令救济捐款米二万斤。又中南区友人来港见告，政府为免除发行通货过多，举办折实胜利公债案，国民党多年至通货膨胀弊政，已洗劫全国同胞资产，压榨人民，使盡成赤贫，遂有现时商业萧条，社会不景之现象，文虎对救济社会，既已多年尽力，兹于政府展开新政，自当竭诚拥护，率先倡导，已令广州永安堂，即日首先认购二万分，略表提倡。13 以上提到的“二万分”，很可能就是上文提到先前缴付的 2 亿元，即每份价值 1 万元。在胡文虎看来，超过这个底线的缴纳就

〈虎标永安堂发表声明穗分行交款八亿经过〉，《星洲日报》（新加坡）1950 年 5 月 4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305 – 306。 12 〈胡文虎再发表谈话谓穗当局如能证明逃税事实愿以港币一百万元交穗当局〉，《星洲日报》1950 年 4 月10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302。 13 这封信的原文登录在1950 年 4 月10 日《星洲日报》，同上注，页 299 – 300。 11

252

是无理强迫认购了，他是不会接受的，也就因为他拒绝购买，遂有产业被封和职员被羁押的事件先后发生。14 1950 年 6 月，韩战爆发，冷战帷幕拉起，由于胡文虎一直不满人民政府没收永安堂产业，由此萌生撤离大陆市场的想法。由他经营的《星岛日报》、《星洲日报》所发表的“反共”言论，受到当时左派报纸的反击，包括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泰国的《全民报》。15 1953 年，胡文虎毅然飞往台湾亲自拜见蒋介石主席，16 并决定在台湾设厂生产永安堂药品，这样在策略上的迅速调整完全是胡文虎惯性所为。

三、胡文虎开拓北美市场与美国对他的统战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上围堵，经济上封锁，文化上抵制，于意识形态上大事宣传“反共”。由于香港毗邻大陆，又是亚太地区的网络枢纽，因而对香港极为重视。对于胡文虎来说，过去香港是星系报业和虎标药品开拓大陆市场的跳板，但当这跳板被美国视为围堵中国的桥头堡时，胡文虎不得不调整策略。

据学者所指，1950 年代初，新中国为了吸引海外华侨投资，虽然采取的都是宽大政策，但人民政府成立伊始，很多政策无法落实和统一，见袁丁、庄泽虹，〈冷战时期中国的侨务政策（1949～1966 年）—— 以地方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 年 5 期，页14– 22。 15 〈胡文虎控香港大公报要求赔偿三百万港币〉，《现代日报》（槟城）1950 年 2 月 5 日；〈胡文虎，你的看法错了！〉，《全民报》（北京）1950 年 6 月17 日，收入《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第15 册，页 298；307 – 308。 16 不过，在国史馆保存的侨务或外交档案里，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访问纪录。笔者曾翻查最近公布的蒋中正日记，亦没见到有关的记载，显示胡文虎与台湾方面的关系有点微妙，不知道为何要隐藏，参考吕芳上、源流成总编辑，《蒋中正日记》1953 年（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 – 24 年）。不过，1954 年 5 月 19 日，胡文虎拍电祝贺蒋介石连任总统则有档案可查，见台北国史馆藏总统府机密要室档案，编号 002-090104-00002-342， “胡文虎电贺蒋中正连任就职”（1954 年）。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25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1953 年 8 月，美国政府将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从国务院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级机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文化推广工作。一般来说，在每个驻外使馆都设有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以下简称“美新处”），为美国进行正面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心战活动。主要利用报刊、广播、图书、电影、新闻、展览、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等打起宣传攻势。据学者所指，设于香港的美新处，不仅是经费充足，每年有数十万美元之谱，而且人手甚多，美籍雇员 11 – 13 人，华籍雇员 63 – 64 人，而且主脑人物都是大使级别，可见其受美国政府之重视。17 美国利用香港进行“反共”宣传和文化统战，过去未被学界重视，注意力多集中于“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18 虽然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但忽略了其他具重要文化统战价值的人物。香港被美国政府视为有高度统战价值的主要亚洲城市，1950 年代初香港除有 200 万的华人居住外，还有100 万从大陆逃港的难民，加上香港是通往东南亚的主要交通枢纽，1200 万的海外华侨自然成为美方的统战对象。在香港的美新处负责规划对海外华人的宣传工作并制定政策，成为向东南亚华侨提供汉语宣传材料的制作、编译和印刷中心。19 这种以“反共”为本， “亲

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机构研究（1949 – 196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 4 期，页13 – 14。 18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四篇水平甚高的论文，参考：赵绮娜，〈冷战与难民援助：美国“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1952 年至 1959 年〉，《欧美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页 65 – 108；Madeline Y. Hsu,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humanitarian relief, 1952-1962,” in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0, 2014, pp. 137 – 164; Meredith Oyen, “’Thunder without rain’: ARCI, the 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and the U. S. response to Hong Kong refugees,” 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6, No. 4, 2014, pp. 189-221;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Priscilla Roberts & John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1 – 159. 19 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机构研究（1949 – 1964）〉，页14。 17

254

美”为副的宣传有以下五个特点：1）削弱共产主义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力；2）阻碍任何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3）团结和促进反共势力组织的发展；4）让东南亚华人了解美国自由民主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来源；5）对中国大陆进行情报收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于亚洲的传统、价值所不能接受的部分，美新处对亚洲人民的宣传并尽量给予援助。20 以上是美国在香港推行文化冷战的动机，对象范围广泛，包括学生、教师、社会箐英、传媒关系者、商人和工人。由于胡文虎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传媒大亨，又是社团领袖，事业横跨香港和东南亚多个国家，自然成为美方的头号目标。 1951 年 9 月 10 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马康卫（Walter P. McConaughy）21 致函美新处，对胡文虎包括他个人、身边的得力助手、星系报业目前的实力和将来可能的发展，做了以下详细的分析：第一，肯定胡文虎是目前东南亚最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侨商人之一。第二，在胡文虎旗下的六份中文报纸，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曼谷的《星兴日报》、《星泰晚报》；雅加达《中星日报》（部分持股）；两份英文报纸，香港英文《虎报》和新加坡英文《虎报》。胡文虎在但缺乏统一的中央管理，各份报纸各自为政，编辑方针掌控于当地总编手中。 20

赵绮娜，〈美国对华人之反共宣传活动：1950 年代的香港美国新闻处〉，《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页 8 – 12；貴志俊彦、土屋由香，〈文化冷戦における米国の広報宣伝活動とアジアへの影響〉，貴志俊彦、土屋由香编，《文化冷戦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东京：国际书院，2009），页 23。 21 马康卫（1908 – 2000）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于 1948 – 50 年任美国驻上海领事；1950 – 52 年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1952 – 66 年先后为美国驻缅甸、韩国、巴基斯坦总领事及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1966 – 74 年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国际华侨社会早已形成一个单独由他个人拥有的跨国报业集团，

25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第三，在香港的英文《虎报》不太赚钱，但有反共（antiCommunist）、靠拢自由世界（pro-free world）的倾向。《星岛日报》虽有盈利，但有微妙的亲共（pro-Communist）立场，这两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完全取决于两位总编，《虎报》是袁伦仁，《星岛日报》是林霭明。林是机会主义者，希望在大陆接收香港时能被中共接受。胡对他们二人是采放任态度，为自己旗下的报纸不设固定立场，但对财务则管控较严。第四，胡文虎经营报业主要是两大动机，一是为赚钱，二是为自己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最好是做到两者兼备。胡对政治兴趣不浓，不过最近他有靠拢自由世界的倾向，因为中共已禁止输入永安堂药品和在广州没收胡的个人产业。第五，根据袁伦仁的汇报，有多种方法可令胡文虎更加接近自由阵营，一是联合所有报纸，成立一个由中央控制的报业连锁集团，由反共人士负责管理；二是实施人事重组，确保不脱离自由阵线；三是联合不同报纸，实施网络广播，因为增加资讯可以吸引广大海外华侨的注意；四是将编辑制度化，防范被个别编辑人员把持报纸以制造偏袒的言论；五是进一步把报业集团覆盖东南亚的其他城市，例如马尼拉、仰光等。第六，袁伦仁认为胡文虎已具经营连锁报业集团的财力，只要政策得当，大可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可提高他的个人知名度，又能令他靠拢美方阵营。第七，袁伦仁对胡文虎的影响已超过林蔼明，林显得过度 “骑墙”（fence-sitting），经过严密评估后，认为胡文虎如能成功访美，可助袁击败林。22

256

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ong Kong, 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 of the USIS, 1951 – 60, Box 6, U.S.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以下简称为美国国家档案馆藏驻港总领事馆档案）。

从以上可见，美国驻港总领使馆可谓完全掌握了胡文虎的所有动态和背景资讯，对他如此重视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他手上持有多份中英文报纸，如果能组成一连锁集团，对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将发挥巨大的宣传作用，让美方阵营的影响直达东南亚；二是他还没有正式投向自由阵营，虽然与中共有过争执，以他重视利益和个人知名度的个性而言，很难确保他不再有一次改变立场的举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影响“星系报业”的两名关键人物，即林蔼明和袁伦仁，他们都是站于报业集团的第一线，能够影响胡文虎的抉择。说胡文虎受美方重视，长期于上海工作的美籍律师阿乐满（Norwood F. Allman, 1893 – 1987）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同样认为胡文虎对美国来说，是具有高度的统战价值，主要因为在胡手上有多份报纸，足以影响东南亚和香港华人社会的舆论，不可忽略。23 至于胡文虎是否有过组织连锁报业集团的倾向，采取中央管理、中央广播的新模式，由于资料缺乏，笔者无法证实，但是按照美方的推断，只要能够控制胡的两名得力助手，在巨大利益前提下，估计胡文虎不会拒绝，应该是能做到美胡两方双赢的圆满结局。袁伦仁于 1930 年代已在上海任《大美晚报》编辑，于战时又当过战地记者，与美国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有过合作关系，他

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阿乐满文书（Norwood F. Allman Papers），第 7 号箱，文件夹 Aw Boon Haw（胡文虎）。至于阿乐满在上海获得的情报如何向美国政府转达，美方的相关部门是否有听从建议，利用星系报业进行有利于西方世界的宣传，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考证。 24 有关袁伦仁（Yuan Lun Zun, 1909 – 2004）的个人背景，对了解冷战时期香港所处的特别地位，很有帮助，他不仅曾任虎报主编、亚洲基金会顾问，更是著名电影导演邹文怀岳父，可惜学界对报纸、基金会、电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多。 2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于战后来港。24 由于具有专业编辑资格，英语精湛和良好的美国

25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关系网，当胡文虎筹办英文虎报时，便邀请他出任总编。25 袁伦仁于战后香港的新闻界十分活跃，又出任“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顾问，26 在今后美国对胡文虎进行统战的过程中扮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林蔼明是《星岛日报》主编，在他加入之前，他的前任包括金仲华、程沧波、吴占美都是走“中间偏左” 路线。27 林蔼明加入后，并没有改变如上文提到的“微妙的亲共立场”，28 这对于美新处，能够拉拢胡文虎之余，同时去除林霭明，是实现文化统战的最佳预设结果。 1954 年 7 月17 日胡文虎飞抵洛杉矶，翌日到达波士顿，正式展开他第一次赴美的旅程。他对外界说此行目的是治理多年来的胃病，不过却被美方视为拉拢他投入自由阵营的大好机会。当胡文虎抵达美国后，袁伦仁便开始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逐一彚报他的最新状况。同年 7 月19 日，袁伦仁致函美新处，彚报胡文虎抵美后的情况：胡文虎十分称赞美国使馆能于 24 小时内发出入境签证，他觉得自己是受到“贵宾” （VIP）级的对待。胡对美国印象甚佳，对美国的态度改变了不少，他赞赏美国能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并对美式生活和美国这个发达国家

据学者卢玮銮所指，袁伦仁于复旦大学毕业，曾任《字林西报》记者，1933 年任《大美晚报》中文版编辑，战时任美军战地记者，1950 年代赴美，曾任职美国国际社和合众社远东部。见叶灵凤著，卢玮銮策划、箋，《叶灵凤日记》第三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页 227 – 228。 26 有关亚洲基金会于亚洲文化冷战的角色，参考市原麻衣子，〈冷戦期アジアにおける米国の反共支援と冷戦後民主化支援への影響：自由アジア委員会·アジア財団を事例として〉，上智大学大学院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科国際関係論専攻『コスモポリス』第 8号，2014 年 3 月，页 27 – 33。 27 容若，〈胡文虎请中共介绍报馆总编辑〉，《明报月刊》46 卷 8 期，2011 年 8 月，页 101 – 103。 28 《中国新闻》杂志曾刊文分析被称为“尾巴报”的香港《星岛日报》所采取的“假中立”立场以欺骗读者，见〈“万金油”报团“新闻外交”〉，《中国新闻》1133 期，1951 年 3 月 27 日，页11 – 13，收入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长侍从室档案，编号 129-030000-1243， “胡文虎”，1954 年 9 月 4 日。

258

感兴趣。这次访问对改变胡文虎的思想很有帮助，包括对自己儿女、孙儿在美国接受教育，加深了对美国坚守民主体制的认识。29 为了协助胡文虎，在胡访问美国期间，袁伦仁本人亦亲赴美国，表面上是协助，实质上是监察，向美方随时彚报最新的胡文虎动态。此外，更出谋献策，务求把胡拉到美方自由世界的阵营。为此，袁向美新处作了以下的建议：要祝贺美方成功赢得一个重要的友人。建议应给胡文虎更多的“好感” （goodwill），例如给他延长三个月的逗留期限；当他身体好转后，可安排他参观美国各大城市和当地的主要报业集团。30 两日后的 7 月19 日，袁伦仁再度致函美新处，进一步提出对胡统战的看法，有点针对胡的个人心理和家庭成员对美的印象，特别是其中的以下几点，最值得留意：首先，确认胡文虎是于 7 月17 日星期六抵达美国洛杉矶，翌日到达波士顿，住 Kenmore Hotel, 490 Commonwealth Avenue，距离 Lahey Clinic 两条街，一直有 Dr. Arthur Wu陪同。其次，称胡文虎为“老人”（Old Man），31 是否暗示美方要懂得猜度老人的心理，没有说得清楚。讨对其子女、孙儿是否应在美国接受教育，对美国坚守民主体制的认识等。

袁伦仁致美新处函，1954 年 7 月19 日，收入美国国家档案馆藏驻港总领事馆档案。袁伦仁致美新处函，1954 年 7 月19 日，收入美国国家档案馆藏驻港总领事馆档案。 31 这里没有说明处于岁暮之年的胡文虎，在访美前失去了两名儿子的心境，一是1951 年胡好飞机意外身亡，二是1952 年胡山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29 3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第三，肯定这次访问对改变胡文虎的思想很有帮助，包括探

25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第四，揭露胡文虎对四子胡一虎在美国养成不吃米饭和不懂得使用筷子的习惯不满，怀疑是否应该继续让女儿胡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上文提到胡文虎于1950 年与广州市人民政府的税务和财产纠纷，胡文虎虽然不满，但在当时和随后的数年，他本人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直到1954 年 8 月14 日，即在胡文虎仍在美国访问期间，他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访问时公开宣布自己“反共”。32 有意思的是，胡文虎虽然是美方对香港文化统战的重要目标，但不等如说对他评价很高。1954 年 8 月 5 日，时任总领事的赫灵顿（Julian F. Harrington）致函美新处，批评胡文虎为人保守、作风守旧，教育程度低，不暗英语等。他怀疑胡文虎于赴美前曾立下遗嘱，把身后事业和遗产交由太太（没有具体指出陈金枝的名字）、女儿胡仙、媳妇陈秀容（三儿子胡好妻）共同管理。33 显然，美方关心的不是胡文虎个人，而是他手上持有的星系报业，今后将落入胡家谁人之手。很可惜在胡文虎尚未宣布他是否会在美国展开他的新闻事业之际，不幸于 1954 年 9 月 4 日因心脏病发在夏威夷病逝。

四、结语 1950 年 6 月，韩战爆发，正式揭起冷战帷幕，对于素以 “跨界”成功的胡文虎来说，他一直想通过香港来开拓内地市场，把他的虎标成药和星系报业发扬光大，就算面对 40 年代末

〈胡文虎告美记者对共党决难妥协如非征服他们就被他们征服〉，《星岛日报》（香港）1954 年 8 月14 日。 33 赫灵顿致美新处函，1954 年 8 月 5 日，收入美国国家档案馆藏驻港总领事馆档案。赫灵顿的估计几乎是百分百准确，胡文虎是于 1953 年 12 月 19 日立下遗嘱，见胡文虎遗嘱，香港政府历史档案馆收藏档案，编号：HKRS144-6A-1518，1956 年。

260

中国内地的严重通货膨胀，都没有打消过发展大陆市场的决心。可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胡文虎在税务、财产保护等问题上屡与广州市人民政府发生冲突，让他开始对大陆失去信心。胡文虎是“跨界”的人物，用人不拘一格，在他旗下的《星岛日报》编辑班子，在中国变天以后，仍然坚持“中间偏左”路线，在他看来，万一香港地位出现问题，内地要收回香港，《星岛日报》仍可能被内地接受，胡文虎聪明之处是尽量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说胡文虎是“跨界”便是这个道理，他从来不把自己锁定在某个政治立场上。二次大战后亚太地区的政治生态出现巨大转变，一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飞跃的发展，二是过去不少原来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三是美国决心阻止共产阵营在东南亚扩散，同时要把中国围堵起来，香港被视为最适合进行“反共”宣传的中心，一方面在香港收集有关大陆的各种情报，另一方面针对东南亚1200 万华侨，香港 200 万华人和逃离自大陆的100 万难民，向总数1500 万的华人进行意识形态的大外宣。处于这样的背景下，胡文虎和他的星系报业顺理成章成为香港的美新处要施行文化统战的对象。美国在香港推行的文化冷战，主要由驻港总领事馆统筹，由美新处负责执行。由总领事进行的对胡文虎的调查未必全部准胡从不把自己固定在任何“唯一”的一个政治立场，这是他“跨界”的目的所在，是懂得玩弄政治而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说胡文虎是机会主义者，一点不为过。包括胡的总编林蔼明和袁伦仁，甚至是继承他事业的养女胡仙、养子胡蛟，何尝不是在等待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黄金机会？袁伦仁的角色更为微妙，一方面是胡的手下，另一方面向美方提供大量情报，在文化冷战时期的香港和对胡文虎统战过程中由他所扮演的角色，甚值得重视。美国在香港推行的文化统战，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在 50 年代中后期更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确，例如说胡对政治不感兴趣显然是不正确的，正如上文所说，

26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不断改良优化，演进为“人对人”（person-to-person）的战略，邀请更多的香港文化箐英访问美国。34 对于胡文虎来说，1950 年代虽然是他岁暮之年，但他在离世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前做了多个影响星系报业的重要决定：一是于1953 年，他毅然亲赴台湾拜见蒋介石，并决定在台湾设厂生产永安堂药品，进一步开发台湾市场；二是立遗嘱，让女儿胡仙和太太陈金枝成为遗产的执行人，基本上是继承他的事业，事实上，胡仙并没有辜负所托，星系报业从1960 年代起在美国多个华埠开枝散叶，成为海外华社的最主要的中文新闻集团；三是出访美国，见识所谓西方自由世界，同时也成为美方的统战目标。笔者认为，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作为胡文虎的继承人胡仙于今后所维持的“跨界”策略，如何游走于左右阵营之间，为星系报业争取最大的利益，充分发挥胡家“跨界”精神的精粹。

参考文献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ong Kong, 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 of the USIS, 1951-60, Box 6, U.S.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阿乐满文书（Norwood F. Allman Papers），第 7 号箱，文件夹 Aw Boon Haw（胡文虎）。台北国史馆藏总统府机密要室档案，编号 002-090104-00002-342， “胡文虎电贺蒋中正连任就职”（1954）。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长侍从室档案，编号 129-030000-1243， “胡文虎”， 1954 年 9 月 4 日。香港政府历史档案馆收藏档案，编号：HKRS144-6A-1518，胡文虎遗嘱（1956）。

262

这些菁英计有：香港足球名将李惠堂、华侨日报经营者岑才生、新闻学者张国兴等，笔者都有兴趣逐一发掘材料，撰写专文讨论。

报纸和其他已刊资料：《立人日报》（重庆）《全民报》（北京）《侨声报》（重庆）《星光日报》（厦门）《星岛日报》（香港）《星洲日报》（新加坡）《现代日报》（槟城）叶灵凤著，卢玮銮策划、箋，《叶灵凤日记》第三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页 227 – 228。吕芳上、源流成总编辑，《蒋中正日记》（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 2023 – 24年）。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彚编》第 16 辑（台北：国史馆， 1998）。萧德洪、蒋东明主编，《厦门大学海疆剪报资料选编》第 2 辑（华人华侨问题专辑）第15 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论文和书籍：元一，〈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50），缺页码。市原麻衣子，〈冷戦期アジアにおける米国の反共支援と冷戦後民主化支援への影響：自由アジア委員会·アジア財団を事例として〉，上智大学大学院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科国際関係論専攻『コスモポリス』第 8 号，2014 年 3 月，页27 – 33。

李培德，〈1950 年代文化冷戦下における香港華人商人：胡文虎を事例に〉，村田雄二郎等编，《戦後日本と中華圈の人物交流史》（东京：东洋文库，2024），页 219 – 238。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张容嘉，〈客家群体的形成：胡文虎与其客家社团〉，《客家研究》第7卷第1期（2014 年 6 月），页195 – 220。张继汝，〈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页 89 – 94。袁丁、庄泽虹，〈冷战时期中国的侨务政策（1949～1966 年）—— 以地方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 年 5 期，页14 – 2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华人研究国际学报》4 卷 1 期（2012 年 6 月），页 53 – 74。

26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赵绮娜，〈冷战与难民援助：美国“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1952 年至 1959 年〉，《欧美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页 65 – 108

冷战初期胡文虎对﹁星系报业﹂重整的构想

赵绮娜，〈美国对华人之反共宣传活动：1950 年代的香港美国新闻处〉，《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页 8 – 12。容若，〈胡文虎请中共介绍报馆总编辑〉，《明报月刊》46 卷 8 期，2011 年 8 月，页101 – 103。貴志俊彦、土屋由香，〈文化冷戦における米国の広報宣伝活動とアジアへの影響〉，貴志俊彦、土屋由香编，《文化冷戦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东京：国际书院，2009），页11 – 29。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机构研究（1949 – 196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 4 期，页12 – 22。 Cochran, Sherm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su, Madeline Y.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humanitarian relief, 1952 – 1962,” in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0, 2014, pp. 137 – 164. Oyen, Meredith. “’Thunder without rain’: ARCI, the 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and the U. S. response to Hong Kong refugees,” 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6, no. 4, 2014, pp. 189 – 221. Peterson, Gle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Priscilla Roberts & John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1 – 159.

264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 以新加坡儒商陈立发的创新中药为例杨妍 *

一、引言商业史的经典之作——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筛选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早期活跃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五位药商为个案，揭示这类文化中介人对消费文化的塑造和传播，分析中国与东南亚消费文化的生产机制和运作逻辑。1 无独有偶，医学史研究亦愈发重视历史上药商的角色和能动性。其对中医药知识实践和大众医疗观念的形塑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讨论明清时期药业发展和药品贸易如何影响知识的建构和药物的使用、药商设计的广告如何影响公众身体观的形成和普及、商人群体在19 世纪以来的华南地区地域医疗文化形成中产生的影响。2 两个领域的研究均指出，药商不仅是逐利的

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1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4 期（2011），页 1 – 40；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 – 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1988），页 141 – 194；梁其姿，《南方的想像：环境、身体、疾病、全球化共构下的近世华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25）；Liu Xiaomeng, The Medicinal Marketplace: Commerc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Vernacular Knowledg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202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杨妍博士（Dr. YANG Yan），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高级研究员兼雲茂潮中

26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市场竞争者，也是生成医药知识、形塑医疗实践、建构相关文化的“文化企业家”。3 这些多重身份相辅相成，有助于药商获得商业成功和医药正统的权威地位。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本文以新加坡当代知名中药企业创办人兼董事长陈立发先生为个案，比较当代药商和历史上的前辈在不同制度、市场与社会中的定位和策略，分析其在新的时空语境下所呈现的差异与超越，如何跨越更广的族群和世代。陈立发等创办的科艺公司迄今已有 57 年历史，是新加坡建国后成立的最大规模的本地中药制造与销售企业，曾在 2008 年获颁“新加坡金字品牌奖之悠久品牌奖”，近十年来的年营业额平均达新币一千万元以上。4 科艺除了拥有“梅花牌”、 “KEYI”、 “IngreLife”等自制产品品牌，也以引进“北京同仁堂”、 “云南白药”、 “东阿阿胶”等中国老字号驰名。5 其更具代表性的跨文化实践在于，科艺自 2000 年代初已研发推出清真中药，在穆斯林世界打响声名，堪称领先全世界的创举。科艺除了药品制造和销售，也设有中医诊所提供商业和慈善性质的诊疗，还开办中医药学院，为中医师、社会公众和青少年进行中医药知识（包括推拿、养生）的教育和培训，同时举办社会活动灌输强身健体的重要性。这些创新，均使陈立发成为进行对比的绝佳个案 —— 如何在国家监管制度、多元族群社会结构、新加坡西化教育趋势、中医药全球化传播等新情境中扮演新时代的文化中介人。

266

Christopher G. Rea and Nicolai Volland eds., 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 – 65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5). 陈立发除了创办经营科艺公司（简称科艺），也和北京同仁堂合作在新加坡设立“同仁堂科艺合资公司（简称同科）”。科艺与同科均为私人有限公司，业务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无须公开。本文引用的相关商业数据由陈立发先生提供。因个人年龄原因，陈立发已于 2024 年11 月将科艺脱售予中国的仲景宛西制药集团。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8 月 20 日；〈关于科艺〉， https://sciencearts.com/zh/about-us-c/who-we-are-c/，浏览日期：2025 年 7 月 21 日。

而陈立发不仅是成功企业家，更是新加坡社会赫赫有名的华社领袖。除了担任与中医药相关的新加坡中国医药保健品商会会长，他的社会职务还包括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老板联谊会副主席、潮阳会馆会长、义安公司董事、中华总商会董事、潮州总会董事、新中友好协会董事、新加坡中国商会董事等。为表彰其对新加坡公共事务与社会发展的贡献，新加坡总统于 2010 年为陈立发颁发 PBM 公共服务奖章。陈立发也乐于与社会公众分享其经验和感悟，多次进行公开演讲，并著书立言，希望鼓励世人终身学习、自我提升。陈立发将自己对社会的奉献、对文化的推动，归因于自身作为“儒商”理应遵循的规范。 “儒商”是陈立发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 “儒”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企业经营理念 —— 诚信经商、造福民众，也反映在他致力于推广修身齐家母慈子孝的华人文化，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有的承担和贡献。这一儒商的自我定位，对他的商场策略、经营方式有何影响？儒商的定位使得个案更具价值和意义，凸显出其与一般药商的差异，呈现出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商业发展和消费文化塑形。将陈立发的创新放置在医疗史的讨论中，这一案例不仅能够丰富药商多重角色和能动性的讨论，展现商业力量对中医药技艺实践的流转演变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提出一个新的讨论问题 —— 其儒商的定位能否类比为医者中的儒医，是否属于一个化、意识宣导，对儒学传播方式的借鉴，决定了其商业成功，使其比一般药商发挥了更强的影响力，也因此对中医药知识实践的传播流变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和儒医群体的策略类似，儒医通过儒学的考据、文本操作的优势、儒家道德的强调，来建构自身的身份，使其区别于一般医者，从而获得正当性、地位和权威。陈立发建构的儒商身份，相较其他药商，致力于养生保健观念的教育和传播，将自身对儒家的理解实践与中医药的推广销售结合，将医药知识普及、家庭与社会责任、医疗保健消费等融为一体。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特别的身份群体？他们对儒家规范秩序的强调、对民众的道德教

26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这类的药商在整个社会技术网络之中和其他行动者（法规制度、生产设施、医师、社群领袖、不同族群的消费者等）相互作用，共同重构了具在地特色的中医药实践，印证了中医药本土化和国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际化一体的适应力和活力。本研究使用的材料按主题分为四类，一是陈立发先生的回忆录 6 和笔者对其进行的长期多次访谈；二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对科艺和陈立发的报道与评价；三是科艺公司的资料，包括各种文书、记录等；四是笔者对公司和门市的实地考察，以及对消费者的采访。7

二、同仁堂的本土化将中国中医药界的传统老字号引入新加坡，并通过本土化改造使其符合新加坡社会的制度和人群的需要，是科艺能够在本地医药产业中异军突起的原因。从对同仁堂的引入与合作、对中国产品的筛选与再加工，可见陈立发作为文化中介人如何在中国大品牌和新加坡消费者之间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所推动的药物成分、剂型、品种与推广方式上的本土适配，显示了在制度规范、市场逻辑与日常实践的共同作用下的再造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消费习惯。

（一）新加坡版“大活络丹” 科艺创办初期以医用耗材（如棉花、纱布、药水瓶、火罐等）的批发转售为主要业务。1980 年代，在陈立发的引领下，

268

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新加坡：陈立发科艺私人有限公司，2015）。科艺及同科的公司数据与内部文件（如会议记录、年度报表、销售数据等）因涉及商业机密、管理权与资料归属权等问题，大多无法公开。本文所引的公司经营状况和当年的内部运营情形主要依据陈立发先生和相关人员的口述，并结合其他可公开查询的资料进行交叉印证与必要补充。

科艺逐步完成业务重心的调整与再定位，确立以中医药相关产品与中医诊疗为业务核心。当时的科艺在中医药界是一间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和当时业界的“四大金刚”8 —— 本地四家中成药贸易公司的规模相差甚远。1980 年代中期，陈立发决定要和中国的药物供应商直接联络，以便赚取更高利润、扩大公司规模。由于缺乏人脉背景，他只好通过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广州交易会）来与中国的企业建立联系。在广交会的场合，陈立发接触到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等中国老字号的中医药品牌。然而，这些大品牌声名赫赫，许多新加坡的中医药企业趋之若鹜，希望能成为其在新加坡的代理商。相比之下，科艺毫无竞争优势。陈立发以对“大活络丹”9 这一中成药的修改、整个过程中展现的创意和远见，令北京同仁堂的管理者刮目相看。大活络丹是同仁堂的明星产品，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功效，适用于中风、偏瘫等症状。这些症状正是本地人群在西医治疗收效甚微而转向使用中药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这样的招牌产品却不能进入新加坡市场，因为新加坡政府在1978 年推出“黄连禁令”，将黄连列为《毒药法令》（Poison Act）下受管制的毒品，禁止进口、销售或制造黄连及含黄连成分的产品。10 本地其他企业皆已放弃，而陈立发与众不同，转向同仁堂提出修改配方，劝服同地人群服务，体现中医药的特殊价值。

四大金刚是指 1960 至 1980 年代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四家中成药生产与销售公司，包括中南药业有限公司、金山有限公司、裕丰参茸药行、中国提炼药业有限公司。 9 〈产品介绍：同仁大活络丹〉，https://cm.tongrentang.com/menu318/detail/118.html ，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10 日。 10 有关新加坡的黄连禁令及其缘起与影响，笔者在拙作中已有探讨，杨妍，《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 ——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1867 — 2013）》（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25），页 57 — 61。 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仁堂为新加坡市场量身定制没有黄连成分的“大活络丹”，为当

26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新加坡市场对于有三百多年历史、销量过百亿元的北京同仁堂而言微乎甚微，这样的提议对同仁堂没有吸引力。陈立发并不放弃，他耐心地与同仁堂接洽，终于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契机 —— 同仁堂于 1993 年开始致力于国际化，并更换成年轻的管理层来主导国际商业布局。新接任的同仁堂出口公司总经理丁永铃是一位年富力强、敢于尝试的领导者。陈立发向其阐释，同仁堂国际化的关键是必须适应当地的法规制度，新加坡可作为一个试验起点。丁永铃一方面被陈立发的理由说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带领公司转向新的发展路径。双方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磋商后，终于达成一致，由科艺提供新加坡的合规框架与具体要求，由同仁堂进行药物研发、测试以黄连替代物来研制新加坡版的“大活络丹”。经过一系列药物测试和疗效评估后，改造版“大活络丹” 功效达到原产品的 95% 水平。这意味着研制成功，可以投入量产。大活络丹终于在新加坡上市，吸引了中医药界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被媒体报道为“使绝迹多年的北京大活络丹重新在本地市场出现”11，成为科艺的拳头产品，显著提升了科艺的知名度。12 科艺也正因此得到同仁堂的信赖，从此成为后者在新加坡的唯一销售代理和合资伙伴。同仁堂的优势在于其品牌效应，科艺的长处在于其对当地市场法规的了解和已有的多种销售渠道，双方都认定，两者结合是双赢的局面。事实也确实如此。

（二）公立医院的百草知识园科艺和同仁堂的合作不止停留在药品的经销。双方各出资 49% 和 51%，在新加坡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艺合资公司（简称同科），于 2004 年以旗舰店的方式开幕运营。合资公司的重点业务 11 12

270

郑理，〈北京同仁堂制药经验丰富〉，《联合晚报》，2000 年 7 月12 日。相关销售数量未能公开，但据陈立发和消费者透露，这一产品在当时引起市场轰动，至今仍是人们记忆中的科艺明星产品。

是提供中医治疗，先后开设了五个中医专科门诊中心，其中三家位于本地公立西医医院内，这是本地中医药界从未有过的成就，也是中医药国际化的里程碑，收效超出了双方预期。13 当时的社会新闻大幅报道： “能跨过严格门槛，在（政府）医院里设立诊所，可以说是让中医药有了不同的形象。”14 过去，本地的中医药诊所均设在邻里社区、商场或作为慈善机构，未能进入公立医院，主要因为新加坡的官方医疗体系仍以西医为主流。15 2000 年中医立法后，由卫生部促成，公立的西医医院开始聘请中医师在疼痛管理中心或综合医学中心，提供针灸服务，未有中药治疗。2004 年，中医师注册的过渡期结束，政府对本地中医药的业界状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有国会议员提出是否应使中医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5 年，时任卫生部部长许文远宣布，政府将为本地中医药注入强心剂：一是开放公立医院，允许在公立医院开展中医的全科服务，包括中药施治、拔罐等；二是开放引进中国的中医专才，允许其在本地就业，为国人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16 这就使得科艺等公司，能够通过竞标方式进入公立医院营业，一方面塑造了中医药的专业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科艺在业界和社会的地位。当时在亚历山大医院（Alexandra Hospital）开设中医保健中心的竞标十分激烈。同科面临的两个对手实力雄厚。一个是本地会企业。陈立发最终胜出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其对推广中医药文化的投入与热忱，显著超越了一般公司的业务经营。在投标过

〈关于我们〉，https://tongrentang.com.sg/index.php?route=information/about，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1 日。 14 赵恺健，〈外来中医品牌本地扎根〉，《联合早报》，2012 年 7 月 2 日。 15 杨妍，《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 ——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 1867 — 2013）》，页 21 — 101。 16 “MOH Budget Speech”, https://www.moh.gov.sg/newsroom/moh-budget-speech2005-(part-2)---putting-top-brains-to-work/, accessed on 18 Sept 202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知名基金会投资的公司，另一个是与新加坡政府有密切合作的社

27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程中，科艺团队并非以一般的工作节奏应付差事，而是全身心投入，带着社会使命感来阐释、推广中医药相关知识与业务，力图为社会民众建立对中医药价值的理解与认同。同科不仅推出医疗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服务，更是在医院里设置了“百草药园”，种植100 多种药材，供病人和民众参观了解。亚历山大医院建于英殖民时期，最初作为英国军队在新加坡的军用医院（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Singapore）而设立。其整体空间与景观营造体现了20世纪早期英国医院建筑与医疗环境设计的典型取向：通过大面积花园绿地、喷泉与雕塑等景观要素，塑造相对清幽、接近自然的院区氛围；并在建筑与场地布局上强调通风、采光与环境舒适度。此类设计不只服务于医疗机构的功能性需求，也内嵌了当时公共卫生与疗养理念中对“疗愈环境” （healing environment）的重视。花园式医院作为病人日常活动与适度运动的空间，除了有助于其身体机能恢复，也在心理层面提供支持与安抚，加速病人的康复。考虑到与医院环境相融，同科在院内引入并栽植中草药植物。此举一方面传承了医院的设计理念，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添加了文化推广的意涵。同科为每种植物设置标牌，介绍草木的中医药属性与药用价值，将植物景观的可感性经验与本草知识的传播结合起来。院区景观不再仅是促进身心舒缓与康复的环境资源，也成为承载中医药知识与文化意义的展示媒介与传播场域。这一做法可视为陈立发推动中医药本土化的一种创造性实践 —— 使中医药的知识体系与象征符号得以与公立医院原有的环境逻辑和景观语言相互衔接，潜移默化地推广中医药文化，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从而为中医药消费的正当化提供依据。

（三）与消费者的互相影响本土化不仅仅是对外来事物进行改造与调适，还包括如何对外来者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从而使其与本土的社会文化相合。

272

中国的中药产品和知名品牌如此之多，将哪些引进新加坡？这是本地药商作为中介人的重要工作，这取决于他们对消费者偏好的了解和对本地市场的把握。当陈立发踏上广交会的舞台，不止是中国药企来选择他，也由他来决定与哪些药企合作，引入哪些产品。影响陈立发决策的因素往往十分复杂，包括经济利润、社会责任、市场反应、公司战略、产品质量、双方默契等多个方面。17 陈立发最看重的是品牌在本地消费群体中的知名度和产品对本地人群的适用性。陈立发怎样评判品牌的知名度？这由他的个人阅历和生活圈决定，并没有做过充分的公众调研。陈立发于1945 年在新加坡出生，父母在 20 多岁的年纪从中国潮汕过番而来。陈立发从小在华人乡村（Kampong）长大，父亲患病早逝，母亲靠种植瓜果和养殖家禽扛起养家重任。家中经济窘困，但仍秉持华人注重教育的理念，紧衣缩食，送唯一的男丁陈立发去华校读书。他先在大士村的裕群小学读书，后考入华侨中学。两所学校皆是当时典型的华校，以华语教学、教导中华文化，强调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据陈立发回忆， “六年的小学教育潜移默化地奠定了我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和人生信念根基。”18 因此，陈立发对中医药并不陌生，神农、华佗、李时珍，他耳熟能详，从小听老师在课堂提起。19 由于负担不起医药费，平日他的跌打损伤都靠自己学来的家庭、学校、生活的乡村、交往的朋友，都有着与中国、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印记。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老字号中药品牌对陈立发来说并不陌生。而东南亚的华人社群里一直有着进口和使用中成药的惯习。从早期的《叻报》《南洋商报》《星洲日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9 月17 日。陈立发，〈“功狗论”到捕山猪〉，《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136。 19 陈立发，〈回首三国〉，《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134。 20 林任君，〈初识陈立发〉，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 222。 1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中草药知识救治。20

27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报》到合并后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中成药的广告每日见报，五花八门，从未间断。 “六味地黄丸”、 “牛黄清心丸”、 “白凤丸”、 “银翘散”、 “片仔癀”这些都属于华人社群中家喻户晓的产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品。除了亲友的推介、广告的宣传，陈立发还提到一些日常故事在他生活圈里的深远影响，这使得他在选择进口哪些中国品牌和产品时了然于心。云南白药便是其中一例。陈立发对云南白药的印象，源自他对越南战争的记忆。这场象征两个阵营对抗并深刻影响东南亚的战争，令他和他这一代的老华校生记忆犹新。据陈立发的回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云南白药的故事。越南战争中，中国对越南的主要援助是中成药的供给。云南白药是其中的主力。其止血止痛和促进愈合的功效显著，成为战地急救的重要药品，被越南军队广泛使用。陈立发特别提到越南共产党烈士阮文追在新马一带广为流传的故事。21 阮文追是一位越南共产党党员，在1963年接受组织命令，伺机暗杀到访胡志明的美国国防部长和新任美国驻越南大使。计划失败，阮文追被捕，坚强不屈，隔年被公开处决，是第一位被公开处决的党员，年仅 24 岁。行刑过程被拍摄并到处传播，更使其成为民族英雄、社会主义的世界英雄。据称，阮文追被捕时，身上除了枪支弹药，还有一个神奇物品，吸引了美军注意。后来美军查出，这颗红色药丸是由云南白药生产的保险子，被称为“救命丹”。战争中，保险子用于在枪伤刀伤、出血量大时快速止血，有显著的麻醉效果和强效的镇痛作用，也可用于治疗骨折、带状疱疹、烫伤等多种病症。22 当时新马一带争相传阅根据阮文追的英雄

21 22

274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9 月17 日。〈保险子〉，https://www.yunnanbaiyao.com.cn/view/ynbyM/4/167/view/2073.html，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

故事改编的口袋连环画和故事书，对于这种细节更是绘声绘色。但这些作为宣扬共产主义的小书被政府严查销毁，因此目前难以找到。23 这种与信念相关的英雄故事的社会流传，影响了那一代华校生和华人社群对云南白药的印象形成，云南白药成为中国的象征、奇迹的象征。民众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因种种原因（如车祸受伤等）使用后亲身体验疗效，便再口耳相传，使得这种药物有了更神奇的光环。尽管一开始的故事真假难辨，但民间早已普遍流传，云南白药的品牌效应已经产生，无人在意是否是传闻。同仁堂的知名度也和大众传播有关。北京同仁堂的产品广告早在1920 年代便出现在新马地区的华文报章。24 科艺代理其产品后，有关同仁堂的舞台剧《风雨同仁堂》25、电视剧《大宅门》26 在新加坡的上演播放，也使得品牌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其百年老字号的正统性更加深入民心。这些节目的引入和药商没有关联，是作为一种本地华人的精神娱乐，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人们对品牌的认识和信任，是无心插柳式的免费宣传。因此，当同科中医诊所在全岛开业时，人们对于同仁堂从中国引进的中医师期待已久。陈立发在引进中国医师方面尤为审慎，只选择有突出技术和代表性成就的国家级专家，其薪金是本地医师的一倍以上。这些外籍医师不仅承担诊疗服务，还负责培训科艺的本地医师，将他们的经验在地化传授。他们还在科艺中医药学院开设面向本兼多职。27

〈数种出版物宣布为禁书〉，《星洲日报》，1967 年 1 月 1 日；胡亮宇，〈书写第三世界文化英雄， “全球六十年代”视野中的“阮文追时刻”〉，《文艺理论与批评》，第一期（2021），页 64 — 76。 24 〈中医陈两亭内外科广告〉，《南洋商报》，1926年11月27日。 25 〈京剧《风雨同仁堂》今明参与艺术节演出〉，《联合早报》，2000 年 6 月13 日。 26 电视剧《大宅门》自 2001 年 6 月起在香港电视台播出，2002 年 12 月又登陆新加坡电视台，两地的播出均对新加坡观众产生影响，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181930/，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 27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1 2 月 9 日。 2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地中医师和公众的课程，兼具继续教育与社会推广功能，可谓身

27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引进并非一成不变、一劳永逸。陈立发要求市场营销部定期开会，根据销售业绩、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来淘汰更新品类和数量。28 科艺还会根据新加坡本地市场的需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求，对来自中国的药材进行再加工或分装。科艺所选择的原材料供应商为江阴天江药业（简称天江），该企业是中国首个通过国家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生产规范）认证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为“中华之最”。29 选择和天江这样的业界顶级企业合作，能确保原材料的质量达到新加坡卫生科学局（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HSA）的高标准。有了这样的基础后，科艺根据本地人群的生活节奏和用药习惯将成药生产为胶囊状，并在原材料的分量上按照本地的法规要求进行制造分装，确保相关成分和污染量不会超标，使其能够通过 HSA 的检验，成功得到当局批准在市场销售。30 原材料的选择与后续再加工过程，正是中药实现本土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通过剂型、口感与使用方式等调整，贴合当地消费者的习惯与偏好；另一方面也需在来源可追溯、质量标准、标签与广告合规、（如有）清真认证等方面，回应并满足当地监管制度的要求。

三、清真中药的创造与营销全世界范围内，科艺是第一家申请并获得新加坡回教理事会（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 MUIS，简称回理会）颁发“Halal（清真）”证书的中成药企业，笔者将这类产品定义为“清真中药”。这种实践不仅开创了融合中医药理论与回教教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9 月17 日。〈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https://joind.investchn.com/news/detail/id/48832.html，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1 日。 30 卫生科学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相关的法规、标准与流程要求，〈中成药产品批准申请指导原则〉（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CPM），https://www.hsa.gov.sg/chineseproprietary-medicines/overview，浏览日期：2025 年 9月 20 日。 28

276

法、制度要求的交叉品类，更在战略预见性上较中国本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后在穆斯林世界布局提早了十多年。31 陈立发对清真中药的构思、研制和广销，是再造中医药的经典案例，反映了中医药作为一种活着的传统在传播全球的同时正不断进行的本土化创新。这个发明不仅要归功于他个人的创意和社会网络，也有赖于他和消费者之间的密切互动和交互影响。

（一）为何清真：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 1998 年卫生部对新加坡民众身体状况的普查结果给了陈立发灵感。这是卫生部第二次进行大规模的全国人口健康普查（National Health Survey），每六年一次，调查数据在报章媒体和卫生部出版物上公开。这使陈立发能从中得到大众（即潜在消费者）身体状况的资讯，并有效利用。根据1998 年的调查显示，马来族中高胆固醇的比例高达 35.6%，显著高于华族（23.9%）和印度族（24.4%）。32 这对陈立发而言，不只意味着商机，更引发了他作为“儒商”兼济天下各族同胞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中医药的疗效、对民众健康的保障，不应只限于华人群体，更应该惠及全部族群，包括我国的马来同胞，甚至是周边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马来社群。这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市场和商业机会。位占据结构洞（structural hole）位置的关键人物耶亚华（Jaffar Kassim）发挥了无可取替的作用。耶亚华是当时唯一一位有着华校背景的马来裔新加坡人。他的父母是马来人，却十分推崇华人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方式。因此，耶亚华从小被父亲送到华校读

〈马来西亚关注“一带一路”青睐中国清真食品〉， https://www.yidaiyilu.gov.cn/p/3614.html，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18 日。 32 Ministry of Health,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8, Singapore (Singapore: Epidemiology and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p. vi.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如何进入马来社群？这要依靠陈立发的个人社会网络。一

27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书，从传统华校黄埔中学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仅精通中英马来文三种语言，对中华文化也有着深刻认同和感悟。他是华社中的活跃领袖之一，也担任南洋孔教会的董事，推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广儒家思想，积极促成儒家思想和回教教义的对话。他在马来社群中也是领袖，从1978年开始在回理会服务，于 2003 年卸任，期间一直积极推动跨族群的互动互助，为种族和谐、相互理解而努力。陈立发和耶亚华相识于微时，志趣相投，在青年时期已成为好友。工作后，两人积极参加华社活动和其他社会服务，常有合作，共同回馈社会。陈立发希望中医药能惠及马来社群的想法，得到了耶亚华的赞赏和支持。33 后者在马来社群的社会网络和影响力帮助科艺走入马来社群。有耶亚华的助力后，陈立发结识了马来裔的政治领袖再诺（Zainul Abidin Rasheed）和回理会的宗教领袖。再诺不只是国会议员，也是高级政务部长和社区领袖。回理会是新加坡政府法定机构，负责处理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事务，包括回教堂的管理。这些人脉为科艺和马来社群之间搭建了桥梁。由社区领袖介绍，科艺得以和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这样的基层组织合作，在民众俱乐部（Community Club）免费为公众提供血液检测的服务，或进行免费的中医药知识讲座，惠及所有族群。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参加这类活动的民众里，马来人很少。因此回理会向陈立发提议，能否请科艺到回教堂举办活动，在马来民众熟悉的场所令更多人受惠。34 回理会的工作人员有些本身就有使用某种中草药的习惯，相信中医的疗法有效。对于一般马来民众而言，草药医疗（Jamu）和食疗也是日常惯习。无论是伊斯兰医学还是本土的马来医学，都有服用草药改善身体状况的做法，也有拔罐、按摩、坐月子等

33 34

278

耶亚华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2 日。洪才翔，〈中医讲座走进回教堂〉，《联合晚报》，2004 年 5 月 22 日。

方式。中医里冷热寒凉的概念对马来群体并不陌生，他们也将植物分成冷热两类，概念相似。科艺 2004 年在回教堂举办首场中医药讲座时，特意以马来语、而非新加坡更普遍使用的英语进行，获得了百多名出席者的热烈反应。35 除了需要药效显著，能否被马来群体接受还牵涉到宗教信仰的问题。在和马来社群互动增多的过程中，不少民众向科艺的销售人员询问，这些药品或保健品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清真标准吗？确定其中的成分和生产加工过程都符合教义的规范要求吗？从宗教角度考虑，穆斯林能够放心服用吗？回理会也提出顾虑：制药过程中，是否会由于交叉污染出现有违回教规定的其他成分呢？这些疑问引发了陈立发对中药在多元宗教社群中适用性的思考，使他下决心要探索和研发“清真中药”来因应穆斯林消费者的需求。这样的适配工作，恰恰突出了陈立发作为跨文化、跨族群的中介人的重要角色。

（二）如何清真：企业与监管者的互动解决这些疑虑的最简单方法是申请清真认证。但是，当时全世界并没有清真中药的概念或先例，每个国家对清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陈立发认为，新加坡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系统规范、条例明确清晰、步骤公开透明，申请认证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制度化站即可查询。37 针对产品（product）的清真认证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原材料成分须符合 Halal 标准且提供相关证明；二、须聘请一定

洪才翔，〈中医讲座走进回教堂〉。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8 月 20 日。 37 “For business: Singapore Halal Certification process, types of Halal certification schemes and Hal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HCA)”, https://www.muis.gov.sg/halal/for-business/, accessed on 20 Sept 202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程序。36 新加坡的清真认证由回理会负责，条件标准都在官方网

27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数量的穆斯林员工接受培训（Halal Competency Assessment）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务；三、公司须遵从质量管理体系（Hal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的十大原则要求，囊括各个环节如采购、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储存、加工过程、设备清洗、包装、运输等。38 科艺根据官方列出的要求，进行了充分准备，并邀请回理会负责认证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提出建议和指导。陈立发根据回理会工作人员的专业意见，挑选了一些原材料符合要求的产品展开认证申请。从开始准备到认证完成，前后大约一年时间。而筹备清真认证的过程也是一场对生产、制作、包装、运输等细节更规范化的改进工程，包括厂房和生产线的管理、记录和检验体系的整改等。清真的合规要求包括了要符合 GMP 认证，而 GMP 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体系）中也可纳入清真的条款。这两个认证尽管并不直接相关，但有一些交叉影响。两个认证一同进行，相对省时省力，能够事半功倍。因此，陈立发同时交给团队推进，终于在 2007 年同期获颁了 GMP 和 Halal 认证。科艺的产品全都获得 GMP 证书，而 19 种中成药或保健品（之后增多为 39 种）得到了Halal证书，也是新加坡获得清真认证最多的中医药企业。39 得到认证是第一步，宣传科艺得到认证是更重要的第二步。2007 年是陈立发在马来社群中拓展中医药影响的第四年。他于 2005 年开始，和回教团体合作推出“穆斯林健康生活方式推广路演（Muslim Healthy Lifestyle Road Show）”，一方面为马来民众提供免费胆固醇检测、赠送科艺的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活动讲座普及医学常识与保健知识，包含中医药的内容。宣传认证

“Resources Halal forms, circulars and list of Singapore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cheme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https://www.muis.gov.sg/halal/for-business/resources/, accessed on 19 Feb 2026. 39 科艺公司《科艺产品目录（Product Catalogue）》，由陈立发先生提供，整本宣传册图文并茂，共 27 页，由科艺公司定期修改、印刷，在各门店免费发送。 38

280

便是在 2007 年第三届的路演活动上。这一活动的重头戏是为科艺同时获得 GMP 和 Halal 认证开幕（Certification Launch）。认证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每一两年须更新一次，确保持续符合条件。如若有任何产品和生产线变动，应主动呈交修改申请。回理会也开展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合规。出于商业竞争等原因，目前无法了解科艺清真中药的销售业绩金额，但据公司员工和笔者采访的消费者透露，清真中药显然成为科艺的优势，成功打开新市场，因此必须不断维持，延续这一优势。40 其他新加坡的中成药和保健品公司之后也研发清真产品，但品类数量仍不及科艺。41

（三）推广清真：中介者们的协作清真中药不只是技术上的发明，也是一种新生活方式和自我医疗需求的创造和灌输。换言之，陈立发提供的不只是中成药和保健品，而是为新消费者群体 —— 马来社群介绍一种前所未有的使用中药保健品的习惯。这样的典型案例是最受马来社群欢迎的产品： “中华祛脂红曲胶囊”。该产品的销量和盈利无从得知，但据陈立发和门店销售员透露，此乃科艺的明星产品，公司一直向所有门店和全新加坡超过 75% 的中药行提供该产品。42 红曲最关键的作用是调节血脂、尤其是降胆固醇。红曲是常 K），其化学结构与常用的降血脂西药洛伐他汀（Lovastatin）相同，却比洛伐他汀的副作用低，可长期服用。卫生部普查结果显示，马来族群的胆固醇平均偏高，因此红曲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

未具名马来裔消费者在科艺门店接受采访，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6 日。另外两家新加坡社会知名度较高的中医药企业余仁生（Eu Yan Sang）公司和永健（Wen Ken）药业私人有限公司也生产销售较多的清真产品。 42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2 日；门店销售员陈女士访谈，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 28 日。 4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用的活血化瘀类药材，其中含有天然的莫纳可林 K（Monacolin

28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产品。陈立发曾在回教堂和民众俱乐部的活动中免费发送红曲胶囊。胶囊并不便宜，48 新元共 60 粒。如若想达到降血脂的目的，每天须服用四粒，一瓶只够半个月的用量。活动一般赠送两瓶，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满足一个月的用量。许多马来民众除了得到免费赠药，也会接受免费的血液检测，了解自己的胆固醇水平。而服药一个月后，他们往往选择去公立医院自己付费检测，因为这样的检测比较对他们而言更可信。事实证明，他们的血脂确实明显降低，这种亲身体验便是最好的广告。科艺每次活动赠送的量相当大，有 50 位以上的民众愿意尝试，能送出100 多瓶。陈立发坦言，这是一笔较大的投入型支出，当时市面上其他公司没有类似的做法。43 对于马来民众而言，效果显著并不能彻底说服他们，还要有相关的解释说明，令他们能够理解并信服。陈立发通过个人社会网络，找到了另外两位文化中介人，共同完成了知识转译传播的工作。一位是来自中国的中医药界首席科普专家金世明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印尼的通晓马来文的中医协会会长刘强华医师。金世明曾任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以通俗易懂、学通古今、生动有趣的讲解风格驰名，在中国进行中医药科普宣传时就广受好评。44 刘强华是印尼当地知名中医师，曾在 1970 年代接受厦门大学的中医函授课程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医药学识，并且能用马来文流利表达，自如切换成马来族群通晓的名词和概念。45 陈立发同时邀请二人飞来新加坡为马来社群进行免费讲座。有时因条件所限，陈立发也会转而邀请本地通晓华文的马来同胞为金教授翻译。通过这些文化中介人的相互协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8 月 20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 金世明〉， http://gdszxyjhxh.org/site/society/259/info/2016/306.html，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16 日。 45 爱伦，〈雅加达中医药学院第 1 3 届毕业典礼简朴隆重举行〉，《国际日报》， 2018 年 5 月 4 日。 43 44

282

作，本地马来民众对中医药知识和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中医和马来医学等传统医学之间的共性，也使得马来民众理解起来更快，接受度更高。除了解释中医药效用的逻辑，有些讲座只介绍养生保健之道。这样的知识并不涉及任何药物，而是一种健康理念的训导，把健康与中医文化强调自然和谐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自然和谐的宇宙观符合马来文化的观念认知，有助于中医文化潜移默化的推广。两者核心一致，使得一种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得以被接受并内化。其是华人的传统，同时也是适用于马来人的。因此，诸如红曲米等中草药制品，其使用可在跨文化的解释与实践中，转化为马来人的自我照护与疗愈习惯，创造出消费需求。红曲胶囊的命名设计也值得一提。相比科艺其他的中成药和保健品，红曲胶囊并没有在包装盒上标上拼音和主要成分的英文名称。这个明星产品除了中文名称之外，写着“Zhonghua Sciencery Capsules, Reduces Bad Cholesterol”。后半句是科艺产品包装的常见操作，介绍产品的主要功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但前半句中的“Sciencery”一词，并未出现在其他任何产品上。这是公司创造出来的词汇，令人直接联想到科学（Science），但又不是科学。 “-cery”这样的后缀既能让人想到“grocery（杂货）”，又能联想到“sorcery（巫术）”。这样充满想象空间的读。红曲胶囊因此既是带有科学意味的，但又不是确切严格的科学，既能在杂货店里购买，又有着巫术般的疗效。从表面来看，科艺成功开辟了新市场，从中获得商业利润。但对陈立发而言，这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是出于对马来族群的关怀和照顾国民的社会责任。陈立发对马来社群的帮助，不只体现在身体健康的照料，还包括长期以来主导对多间回教堂的大米捐赠。陈立发目前仍是新加坡较大规模的佛教团体居士林（Singapore Buddhist Lodge）的林长，曾担任副林长多年，作为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词汇是陈立发的市场营销团队故意为之，可令消费者进行不同解

28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李木源前林长的副手。李木源担任林长期间，居士林已开始向回教社群免费捐赠大量米粮，这一善举已坚持了 16 年，每年都在马来社群的斋戒月来临前。46 陈立发认为，这种跨族群的互助友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爱，对宗教团结、社会和谐而言格外重要。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新加坡社会中的种族宗教和谐来之不易、且相当重要，因此更需要悉心维护。由此可见，陈立发对马来社群健康生活的关怀与这种捐赠善举是理念一致的。清真中药在新加坡的成功，促使陈立发考虑是否应该迈出国门，惠及更广的穆斯林社群，例如马来西亚、印尼、中东国家等，毕竟这些国家的体量较新加坡而言更为庞大。然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清真标准和认证要求，有些地区的清真认证受益于一些合约而相互认可，但是基于当地要求及市场保护，得到了新加坡的清真认证，并不意味着在海外市场畅通无阻。当时，陈立发并不能顺利地将产品正式引入马来西亚或印尼。不过，据陈立发和本地消费者反映，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亲朋好友也知道科艺的产品，在当地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购买。科艺的门店也常有周边国家的人士前来批量采购。47 陈立发也曾和中东国家的销售商谈判，包括卡塔尔、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和迪拜。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些谈判未有成果。

四、学院与社会活动的多重作用随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转型和华校的消失，新加坡的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变化，中华文化习俗包括中医药对于新一代民众而言不再是日常惯习。面对这一新代际的受众，陈立发需要将传统重

“Badan agama Buddha sumbang 30 tan beras kepada Masjid Ba’alwie”, Berita Harian (Singapura), 23 February 2026. 47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8 月 20 日；未具名印尼消费者在科艺门店接受采访，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8日。 46

284

新召回，使“中华传统（包括中医药文化、华语教育、华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在新世代中养成，通过多种类型的医药教育和人生哲理课堂的方式，来促成中医药消费的正当化与常态化，孕育新的消费人群。受到儒家兴学的启发，2008 年，陈立发在科艺大厦创设了“科艺中医药学院”（简称学院）48。民间中医学院的创办，对于海外中医来说习以为常。新加坡中医在官方立法之前的运营模式就是自办学院，进行中医药教育培训。49 陈立发曾经是同济医药研究学院的第二届学员。作为儒商的自我要求，他的个人兴趣就是不断学习、提升自我，经常参加不同机构（包括西医院、清华大学总裁班等）的短期进修。因此，建立学院开设课程对他而言驾轻就熟。

（一）医药文化的因材施教与按需传播科艺的总部是一栋六层楼高的独立建筑，包括诊所（一楼）、办公室（二、三楼）、生产厂房 / 仓库（三、四、五楼）和礼堂（六楼）。这栋大厦由陈立发在 1992 年购入，市价已翻数倍。得益于这样的免费场地，科艺从 1990 年代开始在顶楼礼堂常年举办免费中医药保健及专题讲座（中文），通过报章、电台、网站和个人网络宣传。每月举办两三场，每场吸引逾百名听众，有时座无虚席、达到两三百人。这为科艺日后筹办学院做好早期这些活动的讲者大部分以同科聘请来中国名老中医为主，作为其工作一部分。讲座观众分两类：一类是本地中医师，另一类是没有专业背景的一般民众。对于中医师而言，学习中国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https://www.sa-college.sg/, accessed on 21 February 2026. 49 杨妍，《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 ——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1867 – 2013）》，页181 – 229。 4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铺垫，使其积累经验、了解不同人群的需求和期待。

28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方面的经验和最新疗法，能够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对于民众而言，有些课程专业度高，有些则偏向科普介绍。他们都能从中积累一些基础，形成自己的观念和判断，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他们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的医疗观念和对中医药的理解。陈立发举办活动的目的并非为推销产品，而是希望提升本地中医药专业水平，使本地人群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并且通过宣传中医药文化，培养民众通过中医药养生保健的意识。50 民众对中医药的理解正是通过这些渠道方式形成。有了这些认识，听众便可能转换为潜在消费者和传播者，主动选购他们认为合适的产品。无论是针对中医师还是一般民众，都有助于扩大科艺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将其塑造成行业权威和高水准的象征，有助于形成对品牌的好感与信赖。科艺有时也在活动现场摆放新产品，更像是信息补充与服务延伸，而非活动的重点。而科艺的诊所和药店正在讲堂的一楼，有兴趣的观众包括中医师都会主动询问、选购。有了初期的成功后，陈立发在 2008 年注册成立学院、设有网站，由专人负责日常运作。学院有清晰的架构和分工，包括董事层（陈立发任总裁兼董事）任命总经理、学术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总经理负责管理：1、学习与发展部门，包括教师与课程评估员，负责课程设计、教授等；2、行政与运营部，包括行政、财政、人事、后勤。51 学院尽管工作人员较少，但对公司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陈立发将其定位为“四匹马车”之一，与市场营销部、制药生产部、医疗保健中心并列，构成企业发展的四大支柱。52 这一布局凸显了学院在整个运营战略中的重要性

〈关于我们：使命与愿景〉，https://www.sa-college.sg/zh/，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3 日。 51 〈学院架构〉，科艺公司记录，查询日期：2025 年 9 月17 日。 52 邹文学，〈从风浪里走来的陈立发 —— 畅谈科艺发展经验〉，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174。 50

286

和对其资源投入的力度。制度化运营后，学院活动被清晰规划为三类，分别对应明确的受众群体，体现了因材施教和按需传播的特点。前两类属于常规化课程体系：其一为 CEP（延续教育课程，Continual Education Program），面向中医师与相关从业者，强调专业进修与能力提升；其二为 GEP（普及教育课程，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面向一般民众，以健康教育与知识普及为核心。第三类为“定制课程”，根据特定机构或客户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内容与形式更具针对性与弹性。在学院的努力下，前两个课程成功整合到新加坡政府的制度体系中，在专业性方面受官方认可，在资源方面得到政府津贴补助。参与者不仅获得制度性承认，还享有相关的优惠。这意味着课程的价值有所提升，但参与成本却降低。CEP 受卫生部承认，算作强制性中医继续教育项目的学分。新加坡每位注册中医师每年必须累积一定学分才可继续执业。CEP 课程有些是邀请中国的知名中医师或教授开讲，有些是与中国中医药大学合作、组织游学团到中国参与课程。53 GEP 包括推拿、美容、药膳等更实用的技能课程，避谈晦涩理论。根据科艺目前公开的课程记录，主题分类的数量和比例见图一。54 CEP 和 GEP 课程都属于政府认可的培训课程，可使用政府发给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教育补助金（SkillsFuture 学分）来付费。学院每年平均为数千人进行培训，他们的专业素养，可谓一举多得。55

“Continual Education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sg/continual-educationprogramme/, accessed on 22 Feb 2026. 54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sg/general-educationprogramme-3/, accessed on 22 Feb 2026. 55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12 月 9 日。 5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其中还包括科艺自己的员工，如产品推销员、门店经理等，提升

28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已公开的部分讲座主题（2015 – 2022 年）统计一览图图表来源：笔者根据科艺公司网站公布的历年讲座新闻整理制图。56

前两类课程都基本以中文授课，第三类定制课程则按客户需求决定授课媒介语。57 这类课程同样被融入国家制度中，与政府推动的母语和文化教育契合。这类课程内容是和客户（包括企业、会馆、学校）共同商定，根据客户的兴趣来塑造传播不同的中医药形象，推广广义的中医药文化，包括武术点穴、食疗饮酒、香囊制作、药材的化学酸碱性等。58 面对新一代对中医药缺乏认识、对中华文化也不甚了解的学生，学院先询问受众的水平和诉求，再和学校一起为学员量身设计趣味性、实用性和互动性强的半天课程。科艺也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实地考察和现场尝

“TCM Happening: News”,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 accessed on 7 Jun 2026. 57 例如和新加坡安德逊中学（Anderson Secondary School）合办的英文中医药课程，吸引了来自 6 所小学的 81 位学生，“What’s up, Sinseh?”, The Straits Times, 28 June 2011. 58 “List of Past Events (Not Full)”,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 accessed on 23 Feb 2026; “Schools Programme”, “Corporate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 sg/general-education-programme-3/, accessed on 23 Feb 2026. 56

288

试，以便学员亲身感受，使他们从之前全然不知，转为因接触而产生好奇和兴趣。以 2014 年科艺与义安公司合办的学习营为例，活动吸引了 11 所中学包括南洋女子中学、莱佛士女中、辅仁中学、颜永成中学等的学生报名参加。活动主题为“医说民俗”，通过互动式学习包香囊、做月饼、包饺子等，介绍四季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与节气，以及富有本地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是四季游戏站和品尝民俗小吃。学生从中学会辨别各种药膳，并对生活中的食材效用有新的理解。59 为中学生举办此类活动，将中医药置于中华文化、民俗传统的脉络中加以阐释与体验式呈现，一方面使青少年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一方面培养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令他们意识到中医药对日常保健的帮助，配合学校希望达到的文化教育、关照学生身心的多重目的。学院在设计课程时，也考虑到参与者的现实需求，例如针对中学生的生活习惯，给他们提供如何保护视力、对抗学习考试压力、保证睡眠质量等知识介绍，将中医药保健引入他们的生活。60 学生在参加完这类课程后都能产生兴趣， “感觉中华医学很奥妙，学也学不完。”61 这些课程从不涉及科艺的产品介绍，也不会现场陈列科艺产品，但都对科艺这个品牌起到了间接而有效的宣传作用。即便部分课程不以推广中医药文化为核心，而是以学习华文、提升对华华语、中华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往往会为中医药的接受与信任建立认知基础。学生受访时表示， “这个学习华文的方式非常有趣，也非常有用。

潘万莉，〈科艺办学习营向中学生传授中医知识〉，《联合晚报》，2014 年 6 月 5 日。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9 月17 日。 61 陈能端，〈走入“武林”认识中医〉，《联合早报》，2012 年 3 月14 日。 62 林诗慧，〈通过认识中医药和食疗激发中学生学习华文兴趣〉，《联合早报》， 2010 年 4 月17 日。 59 6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文的兴趣为目的，学生依然可能成为潜在的受众。62 他们在学习

28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我们可以将课程上所学到的中医药名词用在作文里。我们也对李时珍和华佗等中国历史人物有更深的认识。”63 换言之，当他们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中医药的信任也更可能随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之加深 —— 这种信任并非源于产品推介，而是通过文化的累积与知识框架的搭建，促成对中医药的认识与评价， “有利于青少年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医德、武德的精神。”64 这样深入民心的间接影响，帮助陈立发进行了跨世代的文化传播。原本对中医药不了解的新代际人群，开始改变观念，相信中医药值得消费。

（二）消费成为责任：儒家的个人、家庭与社会消费教化并不止于制造“值得消费”的认知，更在于把消费纳入更高层级的道德规范、责任叙事之中：中医药消费被提升成为对个人自身、家庭乃至社会应尽的责任和必要行动。科艺大厦门前有一个三米长的标牌写着“以卓越的服务、关爱您的健康”。 “仁者爱人”是陈立发的行为规范，他以提供中医药服务来实现他的儒家理想，关爱所有人的健康，为社会国家承担起照顾民众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也将这样的理念通过活动传达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形成、认同这样的意识，将中医药保健与个体自我照护、家庭责任（父母子女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与公共福祉（国泰民安）相连结，使得中医药的消费被解释为对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负责，变得道义正确、合理正当。在个人层面，学院面对公众和学生的课程宣传时，将“强身健体”与“修身养性”并置、等同，儒家的“修身”被重新诠释为对身体健康的主动照护。65 受众在此框架下接受了一种规范性认知：保健养生不再是可选的生活方式，而被建构为个体应当履行

林诗慧，〈通过认识中医药和食疗激发中学生学习华文兴趣〉。宋艺、张琦，〈“医说武林”学医练咏春〉，《早报逗号》，2012 年 5 月 2 日。 65 宋艺、张琦，〈“医说武林”学医练咏春〉。 64

290

的自我责任与实践。在家庭层面，课程介绍称： “本系列课程将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指导系统性学习基础中医学，掌握常见病的自我调理，逐步提升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水平。”66 因此，学习中医药不止裨益自身，更有助于“齐家”—— 照顾家人，成为一种道德正当的家庭责任。对齐家的教化不只停留在学院的课程宣传，作为社会闻人的陈立发，还以科艺为平台，举办了许多与中医药完全无关、规模更大、社会影响力更广的活动。这些活动主题各不相同，但都宣扬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强调其当代意义和普世价值。举办这些活动和陈立发自身的信念有关，是他人生智慧的分享，是他自认作为儒商的社会责任和价值。通过这些价值观的推广，他在新世代的新加坡社会中， “复兴”了一套家庭为重的文化秩序和道德观念。这些活动既帮助他和科艺提高社会声望、确立权威地位，又使整个社会养成了古今皆宜、各族适用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古为今用，也与中医药源远流长、在当代社会历久常新的观念一致。 “母亲节欢乐会”是陈立发实践和宣传家庭伦理的最佳案例。科艺从 1995 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欢乐会，目的是弘扬孝道、回馈社会。规模较大时达到千名子女和他们的母亲同场，包括各个族群，政府部长作为主宾。活动有时与某个社区的民众俱父亲早逝，由母亲苦苦挣扎将他们姐弟养大。勤俭拼搏的母亲，是他最重要的人生导师。他对母亲充满无限的感恩。68 陈立发的母亲是每次活动的主角、和部长同桌，直到她在101 岁时辞世。

〈实践养生班海报〉，学院开设的一系列课程海报，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2 日。 67 李晗，〈千人齐庆母亲节傅海燕大展歌喉〉，《联合晚报》，2011 年 5 月16 日。 68 陈立发，〈人生境界〉，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 14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乐部合办。67 母亲节庆祝对陈立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他从小

29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对陈立发而言，母亲节活动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表达对母亲感恩并宣扬“百善孝为先”的机会，华人所重视的孝道与伦理纲常，可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新加坡社会各族群推广。母慈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子孝、家庭和睦，社会才能更美好。其次，活动传递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理念，是陈立发的心声，也是他的愿景 —— 希望人们都有回馈社会的胸襟与情怀。通过活动，陈立发灌输了道德观念、价值观，重塑了社会秩序，也建构了他个人及科艺的社会形象，在更大范围内（不止是参加中医药活动的人群）产生积极影响。这类活动的参与者正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而这些群体同时也是产品的潜在消费群体。活动中，科艺的产品作为赠礼送给各族母亲代表。子女在孝敬母亲的过程中，可通过购买保健产品，帮助长辈调养身心，身心都能得到满足。正是孝道的灌输和实践，从而促成了这种道德化的消费。另一类活动是社区运动，包括爬山、跳舞、太极、毕克球等。除了太极之外，其他运动与中医药推广无关。这些活动也由部长或社区领袖率领，与民众俱乐部合作，作为社区的大型民众活动，开放给各族居民，往往全家老少共同参加。因与国家鼓励的全民健康契合，因此得到社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陈立发组织这类活动的初衷是实现他的个人理想 —— 关怀国人健康、回馈社会、服务民众。69 但值得深思的是， “身体健康”在活动的推行中，其不再是现代社会应承担的公共责任，而被解释成更接近传统社会的个人养生修身、变成个人负责的生活方式，从而培养个体保健养生的习惯和需求。保健在社区层面的普及不是知识传播或推广，而是一种观念的教化：由个人养生形成全民健康，尽到促进社会和谐安定乃至国家发展的责任。这种个人养生观的灌

292

〈关怀国人的健康支持民众体育运动〉，科艺公司宣传墙，笔者参访日期： 2025 年 6 月 6 日。

输，既是儒家“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宣导，也无形中为保健消费提供了正当性、间接推动中医药的日常消费。除了以上的社会活动，陈立发践行儒家理念的路径还包括了与中小企业主的长期、定期分享。他曾是新加坡中小企业互助团体 —— 老板联谊会（The Bosses Network）的核心成员。该会是一个开放性团体和学习平台，每月在科艺讲堂举办企业经验分享讲座，备受企业人士欢迎。笔者曾参加过其中数场，人数较多时达百多人，皆是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70 加入这个组织并积极服务，也是陈立发的个人经历所致。陈立发在中学后就因家境原因无法深造，未曾接受正规大学教育。当时新加坡的社会条件也使得民众普遍学历较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在他眼中，学习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学院教育，学习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君子当自强不息、修身养性、不断提升。这种对学习的定义是受到他所习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他将儒家观念内化形成的人生体悟。他在学校的时间极短，强调自己在社会“摸爬滚打”中练就自身，坚信“终身学习”是企业家处身立地的优秀素质。71 因此，他作为老板联谊会的中坚力量，鼓励其他企业家持之以恒地修身养性。老板联谊会的定期讲座是学习渠道之一。联谊会的讲座除了教授实用性强的商场策略如税务减免、广古论今、以史为鉴”。他坚信，这些传统重读给与了现代社会人们智慧和谋略，是他商业成功的原因。与更多企业家分享，是陈立发将儒家文化强调的社会责任的执行，令更多人能从中掌握创业

笔者在 2011 年11 月至 2013 年10 月期间，以《联合早报》实习记者身份参加并报道过数次中小企业经验分享讲座。 71 陈立发，〈有志者事竟成 —— 从捕捉螃蟹中培养信心〉，《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 204。 7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告营销等，还包括中华历史文化故事的分享，陈立发称之为“谈

29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和管理的宝贵知识，并对社会产生更大贡献。72 这种文化灌输对本地中小企业家的思维观念和管理方式起到了一定影响。这些长期互动也使得陈立发在华社与商界的道德声望显赫，汇聚广泛人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脉资源，赢得各界普遍信任。这种传统儒商形象，同时有助于塑造科艺的品牌形象和文化正当性——推崇传统、推广传统，与科艺所做的业务（中医药）性质一致。随着社会对传统的接受与强调，这一形象将转化为潜在消费者的亲近与信任，进而转化为对相关产品服务的需求。

五、结语将药商陈立发和华人历史上的前辈相比，其充满创意的种种策略，凸显了新时代东南亚本土“文化中介人”的角色和能动性：在当代中医药全球化的背景中，他将来自中国的“传统” 中医药与当地监管制度、新的社会人群、跨族群新市场等嫁接适配，重塑中医药的形态、意义和消费正当性，实现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展示出药商如何与其他行动者一道形塑新加坡社会中的中医药认知与实践，包括改造同仁堂大活络丹、合办同科进驻公立医院、发明推广清真中药、量身订造学院教培课程、组织面向社会的文体活动等。而他的灵感和做法，与其“儒商”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受到儒家思想和办学传统的影响，陈立发并不只是将医药事业作为生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推广传承、社会教化，同时也是他照顾苍生、广济天下的责任。他根据社会情境和当地制度再造了传统中医药的本体与形象，也通过办学和活动，建构人们对中医药的认知，将中医药相关的知识文化和意识灌输到新一代的新加坡人、跨族群的穆斯林世界，创造、教化新的需求。中医药消费

294

陈立发，〈坚忍不拔、勤奋苦学〉，《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 66。

不仅是购买商品，更与个人养生、家庭孝道及社会责任等道德价值观相连结，变成道义正确的必要行为。陈立发已然达到了“义利两全、义利统一”73 的状态，而他在社会公益层面的持续贡献也证实了他对儒家关怀的实践。这使得陈立发的个案更具特别意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商人如何建构自己的道德形象与行业权威地位？他们的理念和方式，确实与一般药商有所分别，而这恰恰奠定了他们的商业成功和医药正统。近现代以来，药商中的儒商群体，和历史上的儒医是否存在策略、行为、影响方面的共通性，尽管他们出现的语境截然不同，但仍值得更进一步的发掘和讨论。

参考文献爱伦，〈雅加达中医药学院第 13 届毕业典礼简朴隆重举行〉，《国际日报》，2018 年 5 月 4 日。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产品介绍：同仁大活络丹〉， https://cm.tongrentang.com/menu318/detail/118.html，浏览日期： 2025 年 9 月10 日。北京同仁堂科艺合资公司，〈关于我们〉， https://tongrentang.com.sg/index.php?route=information/about，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1 日。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新加坡：陈立发科艺私人有限公司，2015。

陈能端，〈走入“武林”认识中医〉，《联合早报》，2012 年 3 月14 日。豆瓣，《大宅门（2001）》，豆瓣电影，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181930/，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

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 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7 卷，第 2 期（2018），页 151 – 160；周生春、杨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4 期（2010），页 152 – 15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陈立发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5 年 8 月 20 日、2025 年 9 月17 日、2025 年12 月 9 日、2026年1 月12日。

29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 金世明〉， http://gdszxyjhxh.org/site/society/259/info/2016/306.html，浏览日期： 2026 年 2 月16 日。洪才翔，〈中医讲座走进回教堂〉，《联合晚报》，2004 年 5 月 22 日。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胡亮宇，〈书写第三世界文化英雄， “全球六十年代”视野中的“阮文追时刻”〉，《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 期（2021）。页 64 – 76。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 – 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 期（1988）。页141 – 194。〈京剧《风雨同仁堂》今明参与艺术节演出〉，《联合早报》，2000 年 6 月 13 日。科艺公司，〈关于科艺〉，https://sciencearts.com/zh/about-us-c/who-we-are-c/，浏览日期：2025 年 7 月 21 日。科艺公司，〈关怀国人的健康支持民众体育运动〉，科艺公司宣传墙，笔者参访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科艺公司，《科艺产品目录（Product Catalogue）》，陈立发先生提供，共 27 页。科艺公司，〈学院架构〉，科艺公司记录，查询日期：2025 年 9 月17 日。科艺中医药学院（Science Arts TCM College），〈关于我们：使命与愿景〉， https://www.sa-college.sg/zh/，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3 日。科艺中医药学院，〈实践养生班海报〉，学院开设的一系列课程海报，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2 日。科艺门店销售员陈女士访谈，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 28 日。梁其姿，《南方的想像：环境、身体、疾病、全球化共构下的近世华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25。李晗，〈千人齐庆母亲节傅海燕大展歌喉〉，《联合晚报》，2011 年 5 月16 日。林任君，〈初识陈立发〉，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 221 – 223。林诗慧，〈通过认识中医药和食疗激发中学生学习华文兴趣〉，《联合早报》， 2010 年 4 月17 日。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 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7 卷，第 2 期（2018）。页151 – 160。潘万莉，〈科艺办学习营向中学生传授中医知识〉，《联合晚报》，2014 年 6 月 5 日。〈数种出版物宣布为禁书〉，《星洲日报》，1967 年1 月1 日。宋艺、张琦，〈“医说武林”学医练咏春〉，《早报逗号》，2012 年 5 月 2 日。

296

王沥慷编，〈马来西亚关注“一带一路”青睐中国清真食品〉， https://www.yidaiyilu.gov.cn/p/3614.html，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18 日。未具名马来裔消费者在科艺门店接受采访，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6 日。未具名印尼消费者在科艺门店接受采访，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8 日。卫生科学局，〈中成药产品批准申请指导原则〉（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CPM），https://www.hsa.gov.sg/chinese-proprietary-medicines/overview，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投促中国，〈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https://joind.investchn.com/news/detail/id/48832.html，浏览日期：2026 年 2 月 21 日。杨妍，《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 ——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1867 – 2013）》。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2025。耶亚华先生访谈，采访者：杨妍，2026 年1 月12 日。云南白药集团，〈保险子〉，云南白药门户网站， https://www.yunnanbaiyao.com.cn/view/ynbyM/4/167/view/2073.html，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4 期（2011）。页1 – 40。赵恺健，〈外来中医品牌本地扎根〉，《联合早报》，2012 年 7 月 2 日。郑理，〈北京同仁堂制药经验丰富〉，《联合晚报》，2000 年 7 月12 日。〈中医陈两亭内外科广告〉，《南洋商报》，1926 年11 月 27 日。周生春、杨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4 期（2010）。页152 – 158。邹文学，〈从风浪里走来的陈立发 —— 畅谈科艺发展经验〉，收于陈立发《谈古论今悟人生：一个儒商的真情告白》。页166 – 177。

“What’s up, Sinseh?”, The Straits Times, 28 June 2011. Bian H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Cochran, Sherm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u Xiaomeng, The Medicinal Marketplace: Commerc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Vernacular Knowledg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202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Badan agama Buddha sumbang 30 tan beras kepada Masjid Ba’alwie”, Berita Harian (Singapura), 23 February 2026.

29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 “For business: Singapore Halal Certification process, types of Halal certification schemes and Hal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HCA)”, https://www.muis.gov.sg/halal/for-business/, accessed on 20 Sept 2025.

当代华人药商传统再造知识生产消费教化

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 “Resources Halal forms, circulars and list of Singapore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cheme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https://www.muis.gov.sg/halal/for-business/resources/, accessed on 19 Feb 2026. Ministry of Health, “MOH Budget Speech 2005 (Part 2) – Putting top brains to work”, https://www.moh.gov.sg/newsroom/moh-budget-speech-2005-(part-2)--putting-top-brains-to-work/, accessed on 18 Sept 2025. Ministry of Health,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8, Singapore. Singapore: Epidemiology and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ealth, 1999, p. vi. Rea, Christopher G. and Nicolai Volland eds., 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 – 65.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5.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https://www.sa-college.sg/, accessed on 21 February 2026.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Continual Education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sg/continual-education-programme/, accessed on 22 Feb 2026.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sg/general-education-programme-3/, accessed on 22 Feb 2026.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List of Past Events (Not Full)”,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 accessed on 23 Feb 2026; “Schools Programme”, “Corporate Programme”, https://www.sa-college.sg/general-education-programme-3/, accessed on 23 Feb 2026. Science Arts TCM College, “TCM Happening: News”, https://www.sa-college.sg/news-2/, accessed on 7 Jun 2026.

298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叶祖意（1890 至 1950 年代）黄裕端 *

一、前言槟城峇峇商人曾在十九世纪的槟城区域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二十世纪初却见证了他们的衰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槟城华人经济实力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一个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 —— 新客华商。有别于峇峇，新客华人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迁入槟城的，他们的人数达数十万之多。其中一些人在商业上表现优异，成为了著名的商人、资本家和企业家。叶祖意的崛起就是槟城的成功新客商人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他建立了一个涵盖商品贸易、银行业、房地产、榨油业以及股权投资的庞大商业帝国。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叶祖意的财富迅速累积，他被誉为槟城的“商业钜子”。1 他杰出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归因于节俭、勤奋、诚实和冒险精神，而是其广泛的商业网络和企业治理充分伙伴关系；而企业治理则是包含了规则、关系，制度和程序，影响着如何带领、经营管理及控制企业。凭借网络及治理运用，叶祖意不但能有利地获取信息、支持和资源，而且还能够有效地调动、整合内外部资源，抓住有利时机，确保他的企业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得以生存、扩展与盈利。那么 * 黄裕端博士（Dr. WONG Yee Tuan），马来亚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1

“Penang’s ‘King Midas’ Dies at 84,” Malay Mail, 27 May 195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发挥了效用。其中，商业网络包含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商业

29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叶祖意是如何建立起他的商业网络？他怎样在经营多样企业中结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二、从流动理发师到杰出的商人和企业家

合网络与治理？这两者的结合又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本论文将对此疑问作出清楚的阐述。

叶祖意（见图 1）于 1885 年从福建南安移居槟城，为了谋生，最初从事流动理发师。2 通过接触顾客，他逐渐积累了经商知识并建立了重要的商业联系。五年后，他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取名“万兴利”，主营糖、米、面粉、盐、油和茶等基本商品。3 随着业务的发展，万兴利逐渐转型，专注于少数几类商品的专业化经营。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糖成为了叶祖意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他凭着卓越的商业眼光，选择投资在国际和区域市场上价值非凡的这大宗商品。

叶祖意资料来源：《光华日报》，1952 年 5 月 27 日

300

C. S. Wong, “A Malaysian “Rags-to-Riches” 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ers, vol. 2 (1966), p. 77.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the Story of Yeap Chor Ee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9), p. 64.

（一）糖甘蔗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被引入马来亚，为了满足西欧和北美对糖日益增长的需求。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马来亚的糖种植几乎全部集中在威省南部。1877 年，华人种植者将种植范围扩展至霹雳州吉辇县。到 1888 年，吉辇县的华人庄园已增至 21 个，总面积达16,400 英亩。4 甘蔗种植的扩展主要得益于1890 至1920 年代间糖价的不断上涨。槟城出口的糖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颇高。例如，槟城出口到香港的糖价在 1880 – 1889 年间为每担 4.00 元，1890 – 1899 年上涨至 5.00 元，1900 – 1909 年更涨至 5.50 元，而三年后则飙升至每担 8.30 元。5 暹罗西海岸、苏门答腊和亚齐也是槟城糖的重要市场。 1890 – 1899 年间，暹罗西海岸和苏门答腊的糖价分别为 5.26 元和 5.56 元，而亚齐的价格为 7.00 元。从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槟城出口到这三个市场的糖价在 6.00 至 7.00 元之间波动，而在战争期间糖价飙升至每担 8.00 至 9.00 元。6 马来州属的糖价同样很高。1914 年，吉兰丹的糖价在多个地方（如哥打巴鲁、巴西马等）达到了每担11.50 至 12.17 元。7 吉打州的糖价也在1916 年至1919 年间从每斤12 分上涨至 52 分，涨幅高达四倍。鉴于此，叶祖意经营的糖出口贸易在这一蓬勃发展的市场中获利颇丰。1919 年，万兴利从新加坡进口了 9,282 担白糖和 2,262 担和缅甸等地。

5 6 7

James C.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 – 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 157. 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s 1890 – 1912. 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s 1900 – 1916. Kelantan 1142/1914, ‘Enquires of Hon C.S. as regards present (war) price of sugar in Singapore & whether Java is still restricting export’, 1957/049361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红糖，这些糖不仅供应给槟城，还销往吉打、霹雳、苏门答腊

30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二）大米除了糖之外，叶祖意还在大米贸易中获利丰厚。大米作为槟城转口贸易的核心商品之一，虽然槟城也有大米种植，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但产量不足以应对其迅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到 1830 年，大米成为重要的进口商品。1828 – 1829 年间，进口到槟城的商品中有 7.02% 为大米，吉打和加尔各答的大米分别占总进口量的 50.49% 和 24.20% 。8 但自 1860 年代起，仰光成为槟城大米供应的主要来源，缅甸大米的大量涌入带动了这一趋势。缅甸大米主要转口至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内陆地区，那里的苦力大量涌入，进一步增加了大米需求。大米是成千上万在锡矿和种植园工作的苦力的主要食粮。因此，东南亚的大米贸易规模庞大。叶祖意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迅速洞悉这一商机，扩展了万兴利的业务范围，建立了分店，购置了船队，并在缅甸建造了自己的米厂。9 从 1900 年到 1913 年，仰光进口到槟城的大米价格为每担 3.57 至 5.04 元，这些大米随后以更高的价格转出口至苏门答腊、霹雳、雪兰莪和暹罗西海岸（见表 1）。表 1： 1900 – 1913 年槟城出口至霹雳、雪兰莪、苏门答腊和暹罗西海岸的大米价格地区

大米价格范围（每担）

霹雳

$3.73 – $5.33

雪兰莪

$3.93 – $5.79

苏门答腊

$3.86 – $5.20

暹罗西海岸

$3.68 – $5.64

资料来源：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s 1900 – 1913.

302

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 1780 – 1830 (Singapore, Denmark: NUS Press & NIAS Press, 2007), p. 98.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7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 – 1918 年），槟城出口到周边地区的大米价格持续上涨。到 1918 年，霹雳、雪兰莪、苏门答腊和暹罗西海岸的大米价格达到了每担 5.90 至 6.20 元。1918 年 10 月，由于作物歉收和投机性购买，缅甸向海峡殖民地出口大米的数量大幅减少，印度甚至要求海峡殖民地政府禁止缅甸大米的再出口。10 此限制措施引发了严重的焦虑，并迅速推高了马来亚的大米价格。鉴于大米价格的持续上涨，叶祖意无疑从中获利颇丰。然而，1919 至1921 年的大米贸易极有可能为他带来了最丰厚的利润。在东南亚爆发的大米危机期间，叶祖意成功从英殖民政府获的进口大米的准证。11 作为持证的大米进口商，叶祖意得以在《粮食管制令》实施期间从仰光进口大米。1919 年，万兴利从仰光和新加坡进口了 27,558 袋（48,502 担）和1,572 袋（2,776 担）大米。12 这些大米不仅销售给槟城的批发商和零售商，还被转出口至马来联邦、吉打、马六甲和暹罗西海岸，以获取更高的利润。槟城出口到马来联邦和暹罗西海岸的大米价格分别为每担10.23 元和 7.61 元，而在马六甲，每担大米的价格甚至高达17.30 元。13 通过将每担 8.52 元进口的缅甸大米以 17.30 元的价格出售到马六甲，叶祖意获得了 50% 的利润率。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Paul H. Kratoska,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Rice Crisis of 1919 – 192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4, no.1 (Feb., 1990), p. 125. 11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12 March 1919, p. 319. 12 Penang Daily Imports & Exports, No.9-No. 306, January-December 1919,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13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9, Vol. II. 10

30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三）锡与农业商品不同，锡作为西方工业高度依赖的金属商品，在 1914 年出现了价格的急剧下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随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着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经济动员转向战争准备，并对区域和国际航运实行了限制，导致锡贸易和价格的下降。从 1912 年到1914 年，槟城出口到欧洲国家（如英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锡数量和价值出现了明显下降（见表 2 和表 3）。表 2：1912 – 1914 年槟城出口至欧洲各国的锡（以担计）国家

1912

1913

1914

英国

394,677

375,776

364,250

奥匈帝国

10,929

14,800

9,672

法国

14,795

21,281

21,103

德国

4,203

2,521

6,808

意大利

10,927

11,430

9,252

资料来源：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s 1912 – 1914.

从锡市场的低迷中获利叶祖意可能通过《槟榔日报及海峡纪事报》得知欧洲锡市场的低迷。1914 年1 月 5 日的《槟榔日报及海峡纪事报》指出，美国的锡贸易疲软以及锡市场的严重下滑导致锡价格大幅下跌。14 这些报告很可能已经被翻译并传达给叶祖意。察觉到锡市场的变化和新兴趋势后，叶祖意发现了从即将到来的市场低迷中获利的机会，便将锡锭囤积在他的仓库中。1913 年12 月 30 日，万兴利首次从雪兰莪的瑞天咸港进口了321.76担锡。15 当时槟城的锡价 14 15

304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5 January 1914, p. 3; 10 January 1914, p. 3. Penang Daily Imports & Exports, No.302, 30 December1913,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p. 2.

为每担 73.44 元。到1914 年 7 月，万兴利已经储存了13,121.49 担锡锭。16 一年后，英国政府对锡出口实施了禁令，锡价继续低迷。随着禁令的解除，西方国家对锡的需求大幅上升，推动锡价飙升。1918 年，槟城出口到西方的锡价格高达每担 150 至 160.77 元（见表 3）。叶祖意能够自由选择将库存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市场。如果他将所有库存出售给美国，他可能在一年内获得高达101 万元的暴利。表 3：1918年槟城出口至西方各国的锡价（每担价格）国家名称

价格（美元 $）

法国

150.00

意大利

155.23

英国

158.06

美国

160.77

资料来源: 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8.

（四）银行业由于积极参与商品贸易，叶祖意意识到银行业在商贸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槟城的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商人和企业需要快速变现的能力以及资金和信贷的支持。然而，当时的西方银行道。17 为了弥补这一缺口，1918 年叶祖意在万兴利设立了银行部门，开始经营存放款项及提供贷款服务。18

Penang Daily Imports & Exports, No.302, 30 December 1913 – No.172. 30 December 1917.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17 John H. Dra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alaysia, c.1800 – 1990: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and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79;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70. 18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70. 1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主要服务于欧洲人，本地社区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钱庄等传统渠

30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叶祖意的银行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新加坡华商银行（The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Ltd）的合作。华商银行成立于 1912 年，由新加坡最杰出的福建商界人士创办。19 李俊源出任主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席，林秉祥则担任副主席兼总经理。董事会成员还包括陈若锦、林文庆医生、殷雪村医生、陈齐贤、陈祯祥、萧荣珍、杨清海、张顺仙和石清歧。例如，李俊源是李清淵的儿子，而李清淵是李清淵公司（Lee Cheng Yan & Co.）的创始人，这是一家以贸易和代理业务为主的企业。李俊源在父亲的企业中接受了系统的商业与金融训练。1911 年，他接手家族公司，全力推动其发展与壮大。除此之外，他还曾多年担任海峡轮船有限公司与南英保险有限公司的董事，为这些企业的管理和扩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在1912 至1916 年间担任华商银行在槟城的代理，20 叶祖意及其员工积累了银行业务的经验，并与新加坡的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人脉帮助叶祖意在槟城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业务。万兴利银行最初为公司的客户提供透支和短期融资贷款，随后扩大至更多的客户群体，尤其是本地的贸易商进口商、出口商以及代理商。参照槟城1919 年至1940 年的贸易总值（见表 4），大体上槟城的经济运行保持稳健成长，由此可以合理推断，万兴利银行的经营状况稳定，且始终保持盈利。尽管 1930 年代初的贸易总值下降和经济环境不稳定，但万兴利银行很可能依赖强大的资本储备度过了难关。在见证了经济衰退和新加坡银行合并后的挑战后，叶祖意决定对自己的银行业务进行重组。于是，叶祖意聘请了林可能担任经理。

Tan Ee-Leong, “The Chinese Bank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VI, Pt. I (1953), p. 117. 20 The Singapore & Straits Directory for 1915 (Singapore: Fraser & Nevea, Limited, 1915), p.94. 19

306

表 4：槟城1919 年至1940 年的贸易总值（单位为百万元）总值 ($)

1919

391.8

1920

539.3

1921

223.1

1922

274.1

1923

404.2

1924

452.8

1925

633.2

1926

668.2

1927

611.0

1928

538.7

1929

356.6

1930

244.5

1931

163.9

1932

118.7

1933

133.6

1934

188.2

1935

208.4

1936

245.1

1937

344.5

1938

229.8

1939

285.2

1940

407.7

资料来源： P. P. Courtenay, A Geography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72), p. 20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年份

30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林可能是林文庆博士的三子，曾在英国获得商业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并自1930 年起担任槟城和丰银行的经理。21 1935 年，林可能加入万兴利担任经理，协助将万兴利改组为有限公司，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并将其更名为万兴利银行有限公司。该银行的注册资本为 $5,000,000，分为 50,000 股，每股100 元。叶祖意担任董事会主席，并任命他的三个儿子 —— 连成、金和、福和 —— 以及侄子垂沃和女婿吴福寿为董事。22 银行的股份分配给叶祖意本人、他的妻子、儿子、侄子和女婿。作为有限公司，万兴利银行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的银行，并加入了马来亚银行交易所协会。23 该银行继续为贸易商、进口商、出口商和代理商提供透支和短期贷款。林可能的专业知识，促使万兴利银行迅速扩展了服务范围，包括与日本、爪哇和纽约建立联系，开展外汇交易业务。24 虽然只能参考到 1939 至 1940 年的银行利润记录（283,130 元； 363,222 元），但从这一点看出万兴利银行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在二战期间，万兴利银行照常营业。例如在 1944 年，银行提供了 156,500 元贷款给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客户。25 由此可见，万兴利银行业务为叶祖意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从 1947 年到 1951 年，银行收入稳步增长，贷款和预付款也在 1950 年到 1952 年间大幅增加（见表 5）。

Directory of Malaya 1930 (Singapore: E. A. Ribeiro & CO., Ltd., 1930), p.5-E；陈维龙，〈在马来西亚注册的本地银行〉，《南洋文摘》，第 6 期（1972），页 387。 22 Ban Hin Lee Director Minute Book, 23 October 1935 to 24 June 1968, p.6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ies). https://oa.nus.libnova.com/view/91449/ban-hin-leebank-directors-minute-book-23-october-1935-to-24-june-1968. 23 Tan Ee-Leong, “The Chinese Bank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VI, pt. I (1953), p. 131. 24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167. 25 Ban Hin Lee Bank Director Minute Book, 23 October 1935 to 24 June 1968, p. 47. 21

308

表 5：万兴利银行收入与贷款及预付款概况（1947 – 1952 年）年份

收入

贷款与预付款

1947

$752,599

–

1948

$863,260

–

1949

$1,166,965

–

1950

$1,495,290

$9,171,705

1951

$1,914,850

$15,573,823

1952

–

$19,460,202

资料来源：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1056 Sub File 7 (2001/0069277 National Archive of Malaysia); Tan Ee-Leong, “The Chinese Bank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p.131.

贷款和预付款的显著增长，主要是由于槟城与其附近的邦国对资金的需求激增。例如，1949 年，万兴利银行向印尼革命军拥有的亚齐贸易公司提供了100 万元贷款。26 可以推测，万兴利银行可能向当时正在与荷兰争取独立的印尼革命军提供了大笔资金。

（五）房地产投资拥有着商品贸易积累的大量资本，叶祖意不仅投资了银行业，还将目光转向了房地产领域。1920 年，他买下了乔治市火车头街沿线的大块土地，之前这片土地属于航运巨头兼商人柯计了一座集办公楼和仓库于一体的建筑群，作为他的商业总部。1925 年，努丁遗产拍卖时，叶祖意作为主要买家之一，购得了 243 间店铺、6 座大型住宅（带有广阔庭院）、一片橡胶园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 – 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8), p. 271. 27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103. 2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孟淇。27 随后，叶祖意聘请了知名建筑事务所 Stark & McNeil 设

30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以及多块种植椰子、果树和稻田的土地，总值超过 70 万元。28 此后，叶祖意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大量购置房地产，尤其是在乔治市。到 1952 年，他已成功收购了价值约 367 万元的土地和房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产，其中最为值钱的地块位于火车头街、大街和海墘路，总价值达 67 万元。29 除去乔治市的房地产，叶祖意还在峇六拜购得约 1,315 英亩的庄园土地，其中最大的一块为 323 英亩 3 朗，价值12 万 9 千 6 百元。30 叶祖意如此大规模投资房地产，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这与当时槟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与某些殖民城市不同，槟城对非欧洲人购买土地没有法律限制，殖民当局采取了相对自由的土地政策，允许亚洲移民自由买卖和拥有土地。此外，槟城并没有类似马来州属的“马来保留地”政策对非马来人拥有土地的限制。31 在二战前，槟城的工业发展相对落后，殖民政府对本地制造业的扶持十分有限。因为马来亚长期被视为英国商品的消费市场，英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转移技术，以建立能够与其本土制造业竞争的工业基础。最终，当地的资本投资机会受到限制，导致大量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32

（六）榨油业 1935 年12 月，叶祖意收购了位于槟榔河河口的万华利公司的榨油厂。工厂经过现代化改造，配备了一整套最新的榨油设备和一台 330 马力的杜依兹柴油机，并由受训的欧洲工程师管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24 September 1925, p. 6. E.D.C. F600/53, Part 4,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30 E.D.C. F600/53, Part 1,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31 David Baillargeon, “Spaces of occupation: Colonial enclosure and confinement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73 (2021), p. 27. 32 Goh Ban-Lee, “Urban Landownership by Capital in Penang,”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published PhD Manuscript, 1981), p. 15. 28 29

310

理。33 叶祖意涉足榨油业并非偶然，而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投资，旨在满足本地和国际市场对椰干和椰子油日益增长的需求。椰子是东南亚数百万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广泛用于食品、饮料、烹饪油及其他家庭用途。早在1880 年代，槟城就已是椰干和椰子油的供应中心，产品出口至新加坡、马六甲、吉打、霹雳、缅甸南部和暹罗南部。3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对椰子油的需求急剧上升，主要由于欧洲人造黄油工业开始大规模使用椰子油作为基础原料。这一需求激增无疑刺激了椰干和椰子油的价格上涨。1914 年，椰干和椰子油的价格分别为每吨 25 英镑和 41 英镑 9 先令，但到 1918 年，这一价格已经飙升至 45 英镑 10 先令和 74 英镑， 1920 年代进一步涨至 56 英镑 8 先令和 92 英镑 15 先令。35 看到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叶祖意果断投资榨油业。1949 年 12 月 31 日，万兴利榨油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分为 10,000 股，每股 100 元。36 叶祖意持有最大份额的股份 —— 4000 股，他的四个儿子和女婿各持1000 股，而他的妻子和孙子各持 500 股。到 1950 年代，万兴利榨油有限公司已成为槟城四大榨油厂之一。叶祖意的椰干主要来自其在峇六拜的椰子种植园，偶尔也从霹雳和苏门答腊进口。他不仅拥有椰子园和榨油场，还成三家榨油厂共同控制了槟城 85% 以上的椰子油产量。值得一提的是，1952 年至1954 年间，椰干和椰子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分别

The Straits Echo, 1 February 1937, p. 11. H. L Coghlan, Coconut Industry in Malaya (London: Malay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19), p. 6. 35 Wong Yee Tuan, “Before Palm Oil, there was coconut oil……” Penang Economic Monthly, issue 02, no. 11 (February 2011), p. 47. 36 E.D.C. F600/53, Part 1,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33 3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功打造了垂直整合的榨油产业链。万兴利榨油有限公司和其他

31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上涨了 288% 和 291% 。37 因此，叶祖意无疑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七）和兴公司叶祖意的另一个商业投资，是在上市公司中持有的大量股份。他设立和兴公司，将其作为投资臂膀，用以投资马来亚及海外的上市公司。到 1952 年，和兴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如下：表 6：1952 年和兴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序号

312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

估值 ($)

峇都雪兰莪锡船有限公司

1,000

1,350

鸿发（宋溪勿西）有限公司

101,000

126,250

太平联合有限公司

49,750

93,281

甘文丁锡船有限公司

4,000

17,880

综合锡冶炼有限公司（普通股）

£72,451

690,820.29

综合锡冶炼有限公司

£27,529

250,651.55

金榜兰裕锡船有限公司

21,150

342,154.13

根登锡船有限公司

2,123

12,393.01

金榜甘文丁锡船有限公司

1,900

17,898

瓜拿金宝锡船有限公司

2,500

45,668.75

拿文锡米水机有限公司

68,591

162,903.63

晏斗锡船有限公司

26,000

111,150

拉律锡米有限公司

30,800

290,906

万撈锡矿有限公司

2,400

56,880

S. Selvadurai, “A Survey of the Coconut Oil Milling Industry in Penang,”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Unpublished B.A. (Hons) Manuscript, 1957), p. 26.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

估值 ($)

海峡轮船有限公司

2,900

57,637

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15,350

178,443.75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39,384

1,181,520

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

33,000

66,000

资料来源：E.D.C. F600/53, Part 4,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到1952 年，和兴有限公司持有 17 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其中包括 13 家锡矿公司、一家航运公司、一家工程公司、一家银行和一家房地产公司。38 这些股份主要分配给叶祖意、他的家族成员以及万兴利银行。例如，叶祖意持有拉曼水力锡矿有限公司 14,000 股，而他的儿子和妻子则分别持有 35,000 股和 6,000 股；39 和兴有公司将 7,000 股太平联合有限公司的股份登记在万兴利银行名下。和兴公司所投资的股总值约为 369 万元，其中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的股份占118 万元。40 凭借这些股份，叶祖意成为该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及董事。叶祖意的投资策略并不是为了接管或控制这些公司，他的目标是通过获取丰厚的年度股息来保障其家族主要业务的财务稳定。例如，在1951 年，祖意从十家上市公司获得了大约 53,484 元持其主要业务的长期发展。为确保股息的稳定来源，和兴公司选择投资运营稳健、财务稳定的公司。以鸿发（宋溪勿西）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于1926 年在雪兰莪注册成立，发行资本为 300 万元，专注于经营宋溪勿西的锡矿，鸿发是雪兰莪最大的露天锡矿

E.D.C. F600/53, Part 4,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E.D.C. F600/53, Part 1,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40 E.D.C. F600/53, Part 4,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41 E.D.C. F600/53, Part 1,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38 3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的股息。41 这些股息可能被用于储备资本，以维持财务健康并支

31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之一。42 董事会成员包括雪兰莪的几位华商领袖，如周锦泉、张郁才、陆秋泰、邱德懿等。鸿发公司的经营一直稳健，从1934 年至 1940 年的净利润可见一斑（见表 7）。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表 7：1934 – 1940 年鸿发（宋溪勿西）有限公司净利润年份

净利润 ($)

1934

$321,121

1935

$487,087

1936

$827,156

1937

$889,641

1938

$90,100

1939

$291,353

1940

$1,335,518

资料来源： The Straits Times, 9 May 1935, p.9; 31 March 1937, p.10; 3 May 1939, p.7; Malaya Tribune, 26 February 1941, p.11; Malay Mail, 25 March 1937, p.10.

三、叶祖意的商业网络与企业治理如前文所述，叶祖意善于利用时机，根据行情的变化及时投资经营有利可图的商品，不仅成功创立并掌控了多种业务，还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前所未有的成就？通过梳理围绕于叶祖意的血缘、姻亲和商业伙伴关系组成的复杂商业网络以及企业治理组织，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他是如何崛起为槟城的著名新客商界佼佼者。

31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84 – 1942), 18 December 1926, p.19; The Straits Times, 27 March 1937, p. 7.

（一）血缘关系叶祖意的家族关系由血亲和姻亲构成。当他初到槟城时，可能得到了叶氏公司同阳社的帮助。叶氏公司位于海墘街（Beach Street）339 号，成立于 19 世纪中期，由叶合吉担任会长，他是福建安溪人，是一位拥有影响力的商人和社区领袖。43 叶氏公司的组织结构以宗族、地缘和方言为基础，旨在为同族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这种宗族网络为叶祖意提供了商业运作和扩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例如，叶宗荣，祖籍福建长泰，年少时移居槟城，最初受雇为庸人，随后加入叶祖意的万兴利号，负责收账。44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叶祖意返回中国，通过包办婚姻娶了来自邻村的李娴娘。婚后，两人收养了两个儿子，连成和连鸿。在福建南部，收养儿子是传统习俗，通常收养同族或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往与收养家庭不同姓。45 收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海上贸易需要大量劳动力。后来，叶祖意与娴娘生了一个亲生儿子，金和。对富有的商人来说，拥有不止一位妻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情。20 世纪初，叶祖意在槟城又娶了一位妻子颜玉秀，她是颜五美的妹妹。46 两人育有两女一子。 40 多岁时，叶祖意娶了第三位妻子黄金瑄，两人育有一子一女。47 通过媒人的介绍，叶祖意娶了第四位妻子李清根，是一个卖炭商人的女儿。婚后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还收养了

Tan Kim Hong, The Chinese in Penang: Pictorial History (Penang: Areca Books, 2007), p. 79; CO275/42, 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1, p.63. 44 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第四集（槟城：槟城点石斋，1941），页116。 45 James Chin Kong, “Merchants and Other Sojourners: The Hokkien Overseas, 1570 – 1760,”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Manuscript), pp. 317 – 318；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 144。 46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77. 47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 78. 48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p. 78 – 79. 4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一个女儿。48 从这些婚姻和家庭关系可以看出，叶祖意通过婚姻

31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和子嗣成功建立了血亲网络。叶祖意有六个儿子，方便他依靠他们来管理和扩展他的商业帝国。例如，他任命连成、金和、福和三位儿子担任万兴利银行的董事。此外，他还招募了侄子垂沃和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两位远亲加入万兴利。在仰光，叶祖意安排侄子叶垂统和叶垂沃负责管理他的米厂业务。49

（二）姻亲关系通过联姻，叶祖意建立了强大的姻亲网络，并与区域内显赫的华人商业家族紧密相连。他的连襟颜五美不仅是一位富有的福建商人，还与槟城五大家族中的福建商界领袖有着密切联系。颜五美与其叔叔和兄弟在槟城、加尔各答和仰光经营三家贸易公司，专注于锡、胡椒、大米和橡胶的贸易。50 再者，颜五美还参与了新加坡的响码业务以及霹雳的锡矿开采。叶祖意的两个儿子金和与福和分别娶了荷属东印度时代最富有的商人黄仲涵的两个女儿 —— 黄秀娘（Oei Sioe Nio）和黄敏娘（Ida Oei Bien Nio）。51 黄仲涵是 20 世纪初荷属东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的创建者，该集团的业务范围涵盖贸易、银行、制糖、航运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叶祖意的孙子叶德龙与苏如钻结为连理，苏如钻是槟城著名商人苏紫听的女儿。52 苏紫听在槟城商业界享有盛名，其业务横跨银行业、保险业、橡胶贸易及种植业，成就斐然。

Daw Win, “Selected British Colonial Era Overseas Chinese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Links to Communities”, BiblioAsi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https://biblioasia. nlb.gov.sg/vol-5/issue1/apr-2009/british-colonial-overseas-chinese-community/. 50 Wong Yee Tuan, “Gan Ngoh Bee,” in Loh Wei Leng et 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Kuala Lumpur, George Town: Think City and MBRAS, 2013), pp. 77 – 78. 51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p.xxii-xxiii; Singapore Tombstones Epigraphic Materials 新加坡墓碑铭集录：Oei Tiong Ham Family (October 12, 2021) https://tombs.bukitbrown.org/2020/05/oei-tiong-ham-family-ancestral-tablets. html;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31 October 1923, p. 6. 52 The Straits Times, 10 October 1949, p. 3. 49

316

此外，叶祖意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先后嫁给了吴福寿，吴后来成为万兴利银行和合并娱乐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不仅负责管理叶祖意的部分商业业务，还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这表明吴福寿不仅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表现出色，叶祖意对他也极为信任。由此可见，叶祖意通过血缘和姻亲关系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家族网络，而他本身成为家族企业的核心人物。这些关系确保了家族内权力的集中，决策由顶层向下传达，而不是由下而上。更重要的是，该网络为祖意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宝贵的人力支持、信息和资源。家族成员在共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打成一股绳，同心合力，在异国他乡应付动荡不宁的环境。藉此祖意的企业不仅能稳定地成长及扩展，还可以赚取厚利和增加资本累积。针对家族企业发展，黄绍伦指出这种高度个性化的领导风格对资本形成具有两大深远影响。首先，它显著提升了利润保留和再投资的可能性。其次，家长型企业家能够灵活地在不同业务领域之间调配资金，推动横向扩展，同时实现各业务间的协同与互助。53

（三）商业伙伴有别于槟城峇峇商人的商业模式，叶祖意最初以独资的形式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从不需要合伙人，后来将这些企业转型为私对公司有完全的控制权，未与外人分享。然而，叶祖意通过收购其他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家族以外的商业伙伴网络。在槟城，叶祖意和女婿吴福寿担任合并娱乐有限公司（Amalgamated Amusements Ltd.）的董事之一，该公司成立于

Wong Siu-Lun,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The British Journal Sociology, vol. 36 (1985), pp. 63 – 6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人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股份完全由家族成员持有，因此叶祖意

31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1933 年，经营春满园贸易展览会和游乐园及春满园舞厅。54 通过此业务，叶祖意与公司总经理连裕祥、董事柯孟淇和黄锦培建立了紧密联系。连裕祥是一位著名的潮州商人，涉足橡胶贸易和种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植业，并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55 柯孟淇是槟城一位举足轻重的福建商人，广泛涉足橡胶、椰子、锡矿和航运业。他在殖民政府中有着深厚的影响力，曾担任槟城市政委员长达 17 年，并在立法委员会任职 4 年。56 黄锦培是槟城长利公司（Tiang Lee & Co.）的业主，他于1917 年继承了其父亲黄瑞武的股份，也成为唯一的股东。这家由 6 位合股人成立于1896 年的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并担任制造商代理。57 黄瑞武不仅是日里（Deli）的一位显赫商人，还担任华人瑪腰，并于 1916 年成为长利公司的合伙人。58 在 1922 / 23 年，黄锦培与两位弟弟共同担任长利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在新加坡和吉隆坡都设有分公司，代理至少 11 家西方公司的业务。在 1932 年 12 月，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合并为新的华侨银行有限公司（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新成立的华侨银行股本金额庞大，总实缴资本达 4,000 万元，分100 万股，每股 40 元，已募得资本总额约1,000 万元。59 新

Directory of Malay 1939, Singapore: Lithographers Limited, p.9.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7 September 1934, p.14. 55 Lee Kam He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7), pp. 69 – 70. 56 Loh Wei Leng, “Quah Beng Kee”, in Loh Wei Leng et 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Kuala Lumpur, George Town: Think City and MBRAS 2013), pp. 147 – 148. 57 Arnold Wright and H. T.,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 824. 58 The Straits and Singapore Directory for 1917, p.257. 59 杨妍，〈1933 之变革：论新加坡早期华人银行发展以华侨银行为例〉，《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 4 卷，第 2 期（2012），页 60 – 61; Malaya Tribune, 1 October 1934, p. 3. 54

318

华侨银行的成立及其股票发行，叶祖意增加了持股，并成为该银行的董事之一。通过这个职位，他结识了众多重量级人物，包括李光前、陈延谦、李俊成、胡文豹、陈祯禄、曾江水、黄兆珪、陈瑞和和陈秀翊。60 在这些人中，叶祖意与陈祯禄关系最为密切。陈祯禄是来自马六甲的福建峇峇商人，橡胶种植业的巨头，且担任《马来亚论坛报》和海峡亚尔比恩出版社的董事。他也是活跃的政治家，在殖民政策的制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商业背景，叶祖意与陈祯禄在银行、法律及政治事务上彼此信任，频繁交换意见。61 此外，叶祖意还认识了另一位华侨银行董事 Parkeane C. Hwang，他同时也是中国银行的高管。Parkeane C. Hwang 很可能帮助促成中国银行成为万兴利银行在上海、香港、厦门、汕头、福州和广州的代理行。62 除了华侨银行，叶祖意还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大量股份，如鸿发（宋溪勿西）有限公司、拿文锡米水机有限公司和太平联合有限公司。这使他得以与雪兰莪的华人领袖和欧洲企业家建立紧密联系。鸿发公司的两位福建董事周锦泉和邱德懿，也担任广益银行的董事。63 邱德懿还是一位律师，与陈祯禄关系密切。另一位重要人物是 A.A. 亨格勒，一位瑞士商人，他是七家锡矿公司的董事，叶祖意在其中三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64 作为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叶祖意或其家族成员都需与董事会保持频繁联系，以便掌握

Malaya Tribune, 1 October 1934, p.3; The Straits Times, 4 July 1936, p.7. Daryl Yeap,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pp. 197-199. 62 Ban Hin Lee Director Minute Book, 23 October 1935 to 24 June 1968, p.6. 63 Singapore Standard, 10 February 1954, p. 4. 64 The Straits Times, 6 September 1934, p. 9. 60 6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公司的经营状况、锡市场动态及全球经济走势。

31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四、结论叶祖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历程，既展示了一个华人商业家族的形成及槟城新客华人经济力量的崛起，还彰显了商业网络和企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业治理在掌控当时主要企业，并在区域和全球不断变化的金融、商业和经济格局中保持这些企业活力的重要性。叶祖意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新客华商，在槟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和过渡时期。他通过经营东南亚和西方市场需求旺盛的糖、大米和锡等商品，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进入银行业。通过创立万兴利银行，叶祖意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为他在房地产、榨油及上市公司股份持有投资领域的扩展并奠定了坚实基础。银行业务成为了叶氏家族商业版图的核心支柱，并推动了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叶祖意借助家族关系网络，依靠儿子、女婿和侄子等亲属担任关键职位成功把整个家族企业集团的控制权集中在手里。尽管叶氏家族企业拒绝外部合伙人，叶祖意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并担任董事，因而结识董事会成员，建立了一个庞大家族外的商业伙伴关系网络。这样一来，叶祖意不仅结识了这些公司的董事，还将他们与叶氏家族成员建立联系，为家族企业的运营提供建议、资源与支持。研究叶祖意的商业网络及企业治理，不仅能揭示他的个人故事，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槟城及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企业在关键历史时期的结构、运作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深度和说服力的视角，来理解新客华人在马来亚的商业成功。

参考文献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陈维龙，〈在马来西亚注册的本地银行〉，《南洋文摘》，第 6 期（1972），页 384 – 387。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槟城：槟城点石斋，第四集，1941。

320

杨妍，〈1933之变革：论新加坡早期华人银行发展 —— 以华侨银行为例〉，《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 4 卷，第 2 期（2012），页 53 – 82。 Baillargeon, David, “Spaces of Occupation: Colonial Enclosure and Confinement in British Malay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73 (2021), pp. 24 – 35. Ban Hin Lee Director Minute Book, 23 October 1935 to 24 June 1968.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ies, p. 6. Chin, Kong James, “Merchants and Other Sojourners: The Hokkien Overseas, 1570 – 1760.”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1998. CO275/42, 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1. CO277, Blue Book for the Years 1890 – 1916. Coghlan, H. L., Coconut Industry in Malaya. London: Malay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19. Courtenay, P. P., A Geography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72. Daw Win, “Selected British Colonial Era Overseas Chinese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Links to Communities,” BiblioAsia (2009). https://biblioasia.nlb.gov.sg/vol-5/issue1/apr-2009/british-colonial-overseaschinese-community/ Directory of Malaya 1930. Singapore: E. A. Ribeiro & Co., 1930. Directory of Malaya 1939. Singapore: Lithographers Limited, 1939. Drabble, John H.,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alaysia, c.1800 – 1990: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and St. Martin’s Press, 2000. E.D.C. F600/53, Part 4,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2001 / 0069277).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1056 Sub File 7.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2001 / 0069277). Goh Ban-Lee, “Urban Landownership by Capital in Pen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1981. Hussin, Nord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 1780 – 1830. Singapore and Denmark: NUS Press and NIAS Press, 2007. Jackson, James C.,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 – 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E.D.C. F600/53, Part 1, Estate of Yeap Chor Ee, Deceased.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2001 / 0069277).

32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Kelantan 1142 / 1914, “Enquiries of Hon. C.S. as Regards Present (War) Price of Sugar in Singapore and Whether Java Is Still Restricting Expor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1957 / 0493617).

槟城新客华商的崛起

Kratoska, Paul H.,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Rice Crisis of 1919 – 192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1990), pp. 115 – 146. Lee Kam He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7. Loh Wei Leng, “Quah Beng Kee,” in Loh Wei Leng et 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Kuala Lumpur and George Town: Think City and MBRAS, 2013, pp. 147 – 148. Malay Mail, 25 March 1937; 27 May 1952. Malaya Tribune, 1 October 1934; 26 February 1941. Penang Daily Imports & Exports, no. 302, 30 December 1913,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5 January 1914; 10 January 1914; 7 September 1934. Selvadurai, S., “A Survey of the Coconut Oil Milling Industry in Penang.” University of Malaya, unpublished B.A. (Hons) thesis, 1957. Singapore Standard, 10 February 1954. Singapore Tombstones Epigraphic Materials 新加坡墓碑铭集录：Oei Tiong Ham Family, 12 October 2021。 https://tombs.bukitbrown.org/2020/05/oei-tiong-ham-family-ancestraltablets.html Tan, Ee-Leong, “The Chinese Bank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pt. 1 (1953), pp. 113 – 139. The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for 1915.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1915.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12 March 1919. The Straits Echo, 1 February 1937. The Straits and Singapore Directory for 1917.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9, vol. II. The Straits Times, 6 September 1934; 4 July 1936.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 – 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ong C. S., “A Malaysian ‘Rags-to-Riches’ 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ers, vol. 2 (1966), pp. 77 – 80.

322

Wong Siu-Lun,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6 (1985), pp. 58 – 72. Wong Yee Tuan, “Gan Ngoh Bee,” in Loh Wei Leng et 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Kuala Lumpur and George Town: Think City and MBRAS, 2013, pp. 77 – 78. Wong Yee Tuan, “Before Palm Oil, There Was Coconut Oil ……,” Penang Economic Monthly, issue 02.11 (February 2011), pp. 46 – 47. Wright, A., and Cartwright, H. 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Yeap, Daryl,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The Story of Yeap Chor Ee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323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 以潮商吴俊标为例李健友 *、孛华龙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入 4.0 阶段，其特征在于数字经济的崛起、文化交融的深化与共享价值生成机制的并行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企业不再仅是经济主体，更成为社会整合与文明互鉴的重要力量。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东南亚成为全球资本、制度与文化互动的前沿。马来西亚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仅是中国资本进入东盟的门户 1，也是海外华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场域之一。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华人约占全国人口 22.2%，但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与出口导向型企业中具有高度集中度与显著影响力 2，成为国家私营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种结构既体现了华商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也揭示了他们在多族群社会中面临的伦理与制度平衡的复杂挑战。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Why Malaysia – Gateway to ASEAN and Beyond (Kuala Lumpu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24), pp. 34-56.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Malaysia, 2025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5), pp. 78 – 8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李健友博士（Dr. John LEE Kean Yew），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院经济管理博士，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马大华人研究中心的学术成员，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华研）的学术董事。 + 孛华龙（BO Hualong），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商贸学院专任教师，学院粤商文化研究成员。

32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既有华商研究多聚焦于经济理性与制度适应，呈现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或仅从文化象征角度解读家族精神与族群认同，陷入“文化符号论”的困境。3 然而，文化如何从身份认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同转化为企业行动与共享价值的驱动力，仍是学界未充分回答的关键问题。在此语境下，潮商群体为观察文化资本转化机制提供了重要窗口。潮商以“工艺胆识、宗亲网络与伦理信仰”著称，既根植地方文化，又具有跨国经营与社会互助传统。4 其中，马来西亚潮商吴俊标及其创办的佳比集团，是文化资本生成与转化的典型案例。自 1960 年代鱼缸制造起步，经塑胶产业扩张与自主制造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再到 2000 年后的文化投资与社会责任实践，吴俊标的企业发展展现出“工艺 —— 制度 —— 文明” 的三重演化逻辑。本文以吴俊标为核心个案，旨在回答：在多族群与跨制度语境下，文化资本如何驱动共享价值创造？又如何通过制度化实践实现文明型企业的转向？为此，本文提出 Culture-Driven Shared Value Creation（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简称 CDSVC）范式，揭示其经由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三条通道实现价值生成，并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三维度完成共享价值产出；进一步通过文化反哺实现价值的再循环与文化的再生产。该范式旨在突破传统 CSV（Creating Shared Value，简称 CSV）理论的经济中心论，阐明文化如何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与文明化发展的内生引擎。

326

Henry Wai-chung Yeung, Chinese Capitalism in a Global Era: Towards a Hybri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 —— 文化的延续与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页 38 – 65。

二、文献综述（一）经济维度：从资本积累到共享价值关于海外华商的经济研究，多以资本积累与制度适应为核心。学者普遍认为，华商的成功源于灵活的资本运作与跨国网络整合。5 Yeung 提出“混合资本主义”（Hybrid capitalism）概念，指出东南亚华商兼具家族控制与市场理性，在弱制度环境中以信任与非正式契约维系效率。6 进入 21 世纪后，波特（M.E. Porter）与克莱默（M.R. Kramer）提出“共享价值创造”（CSV）理论，主张企业应在盈利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7 尽管 CSV 被广泛用于解释企业的社会绩效，但其分析仍以内生经济逻辑为主，将文化因素边缘化，难以揭示文化如何成为价值创造的内生动力。

（二）社会维度：从宗族网络到制度协同社会学研究则聚焦于华商的网络结构与社会资本。 Granovetter 提出“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8 Landa 与 Redding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华商通过宗族、地缘与同乡网络形成“强关系资本”，以互信机制替代正式契约。9 在马来西亚语境下，这种社会网络既是经济互助体系，也是文化认同机制。1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G.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G. Hamilto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De Gruyter, 1996). 6 Henry Wai-chung Yeung, Chinese Capitalism in a Global Era: Towards a Hybrid Capitalism. 7 M.E. Porter & M.R. Krame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 – 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9, no. 1 – 2 (2011), pp. 62 – 77. 8 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 – 510. 9 J. Landa, Trus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Ethnic Trading Networks, Contract Law, and Gift-Exchang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 56 – 78;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10 Lee Kam Hing &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32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但 Carney 与 Dieleman 的研究表明，若企业未能将“关系信任”制度化，便可能在治理透明与跨族群合作中受限。11 因此，如何从“关系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成为东南亚华商可持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续发展的关键命题。

（三）文化维度：从伦理传统到文明型企业文化研究多聚焦于华商的伦理信仰与价值观。王赓武指出，潮商文化以“信义为本、以德立业”为核心伦理原则，兼具商业理性与道义精神。12 何包钢与 Becky Hsu 的研究分别显示，伦理信仰可转化为企业社会责任与道义合法性。13 但相关研究多停留于价值描述，缺乏对文化资本如何在制度与市场中动态转化的过程性解释。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型企业”概念，虽揭示企业的文化功能，但仍以中国本土为主要场域，缺乏跨国比较与历史纵深分析。14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呈现“三重偏向”：经济研究重结构轻文化，社会研究重网络轻制度，文化研究重伦理轻转化。这导致学界仍难回答“文化如何驱动共享价值创造”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提出“CD-SVC（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理论范式，以文化资本为分析起点，揭示其经由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三条通道实现价值生成的机制，进而在经济效益、社会融合与文化传承三个维度上完成共享价值产出。此框架旨在超越传统 CSV 的经济中心论，阐明文化资本如

M. Carney & M. Diele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Adapt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9 no. 3 (2011), pp. 837 – 858. 12 王赓武，《天下华人》（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45 – 58。 13 何包钢，〈儒家伦理与企业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6 期（2020），页 45 – 58；Becky Hsu, “Beyond Philanthropy: The Moral Econom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Review, vol. 18, no. 1 (2018), pp. 77 – 103. 14 X. Wang & J. Liu, “The tradition and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 rituals: Ritual culture of the rural s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sa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10.1 (2023). https://doi.org/10.1080/23311983.2023.2231694. 11

328

何在全球化 4.0 语境中推动企业从“经济理性体”向“文明型组织体”的演化。

三、理论框架：从 CSV 到 CD-SVC 的范式建构（一）理论困境：共享价值理论的局限与文化盲区波特与克莱默提出的“共享价值创造”（CSV）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转向。该理论强调，企业应在实现盈利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通过创新产品、优化价值链和促进社区发展实现“共益”。15 然而，CSV 范式存在明显的局限：其理论核心仍建立在经济理性之上，将社会责任视为“价值附加”，而非文化内生逻辑 16；其分析对象集中于制度成熟、市场完善的西方语境，难以解释在多族群、多制度背景下企业如何以文化为驱动实现社会整合与长期信任。17 相较之下，海外华商尤其是潮商群体的实践表明，文化并非外在约束或象征资源，而是企业行动的深层驱动力。潮商以 “工艺胆识、宗亲网络与伦理信仰”为核心文化资本，不仅塑造了商业行为的价值导向，也形成了跨族群、跨制度环境中可持续合作的社会机制。这一经验提示我们：理解企业的共享价值创造，不能仅限于经济与制度层面，而应回到文化资本的生成逻组织化、制度化与社会化过程，转化为共享价值的生成力量。

Porter & Krame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 — 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pp. 62 – 77. 16 A. Crane, G. Palazzo, L.J. Spence, & D. Matten, “Contesting the Value of ‘Creating Shared Valu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56, no. 2 (2014), pp. 130 – 153. 17 M. E. Porter & M. R. Krame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 — 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9, no.1 – 2 (2011), pp. 62 – 77. 15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辑。由此，本文提出“CD-SVC”范式，试图揭示文化如何通过

32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二）理论逻辑：从社会嵌入性到文化生成性 “社会嵌入性”理论指出，经济行动深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社会互动的延伸。18 Redding 与 Hamilton 在研究东南亚华商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时进一步发现，华商的经营效率与可持续性，源于其以文化信任和伦理约束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19 这一视角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但其解释仍停留在“关系维度”，未能深入揭示文化如何生成企业行动的制度逻辑。布迪厄（P. Bourdieu）的“资本可转化性”理论为此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20 该理论指出，文化资本可通过制度化与象征化过程转化为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形成跨领域的价值生成机制。这意味着文化不仅是结构性背景，更是一种可被组织机制激活的能动资源。在此基础上，CD-SVC 范式实现了理论上的跃迁：由“社会嵌入性”转向“文化生成性”。企业的文化资本通过制度设计与组织实践被激活，形成三条可操作化的转译通道 —— 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文化不再只是解释性的社会变量，而成为推动价值生成的内生动力。

（三）核心结构：文化—价值—文明的双螺旋机制 CD-SVC 的理论核心在于“文化生成 —— 价值创造 —— 文明反哺”的双螺旋机制。（见图 1）在第一螺旋中，文化资本作为内生驱动，经由三条转化通道实现价值生成：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 – 510. 19 Gary G. Hamilton,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pp. 113 – 128. 2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241 – 258. 18

330

工艺胆识 —— 技术创新（生产性资本转化）宗亲网络 —— 制度协同（组织性资本转化）伦理信仰 ——品牌信任（象征性资本转化）在第二螺旋中，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融合与文化效益三维共享价值，又反过来强化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反哺”21 过程。通过教育资助、社区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播（如潮语、潮剧与大吴村文化馆），企业完成从经济组织向“文明型组织”的跃迁。这一双螺旋结构表明，文化与价值并非单向输入与输出关系，而是相互嵌套、循环生成的动态体系。文化通过价值实现其社会存在，价值通过文化获得其文明意义。

“文化反哺”指在社会快速变迁中出现的代际逆向传递：年长一代从子代 / 新主体吸收知识、价值与技能，社会学英语对应为 reverse socialization。该概念由周晓虹在1988 年正式提出，见：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988 年第 11 期，页 22 – 26；系统阐释见：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 35 – 5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CD-SVC 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理论框架图

33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四、研究设计与过程（一）研究取向与范式选择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本研究基于质性研究范式，采取解释性社会科学取向，通过对个案的“厚描”22，揭示文化资本如何在企业实践中生成共享价值与文明意义。不同于量化研究关注因果关系，本文重视“过程 —— 机制 —— 意义”的动态分析框架。研究采用单一案例研究法与理论导向型分析相结合的策 23

略，以“文化投入 —— 价值生成 —— 价值产出 —— 文化反哺” 的闭环逻辑为主线，探讨文化资本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激活、转化与再生产。此方法有助于回答“文化如何成为共享价值创造的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问题，并弥补海外华商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缺口。为保证系统性与可验证性，研究引入三角验证、阶段分解与层次分析的设计逻辑，实现理论推导与经验归纳的双向耦合。24

（二）个案选择的理由本研究采取单一案例设计 25，选择马来西亚潮商吴俊标及其创办的佳比集团（Guppy Plastic Industries Sdn. Bhd.）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基于四项标准。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5 – 67. 23 K.M. Eisenhardt,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4 (1989), pp. 532 – 550. 24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 (6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8) 25 Kathleen M. Eisenhardt,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4 (1989), pp. 532 – 550. 22

332

表 1：本研究单一案例的选样向度向度

说明

在本研究中的体现

历史纵深

案例需覆盖企业发展全阶段，体现历时性

吴俊标创业历程横跨 60 年，涵盖创业、扩张、品牌与文化投资阶段

文化代表

案例需体现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特质

吴俊标作为潮商代表，深度嵌入工艺精神、宗亲网络与义利并重传统

制度嵌入

案例需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

佳比集团在马来西亚多元体制中，通过跨族群合作构建制度信任

现实启示

案例需回应现实经济社会问题

佳比集团以文化驱动应对制造业转型压力，具启发意义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5 月 3 日绘制

（三）资料收集与三角验证为确保研究信度与效度，本文采用多元资料来源并实施三角验证 26，包括田野调查、档案、访谈与二手文献四类数据。田野调查涵盖佳比集团及其社区、宗亲网络与文化活动，结合对生产基地、产品开发现场及大吴村文化艺术馆的实地观察，获取企业文化与族群互动的在地资料。档案资料与新闻、企业年报及宗亲会记录用于追溯企业演变逻辑；访谈吴俊标、管理层与术研究数据进行对照分析。通过田野 —— 档案 —— 访谈 —— 文献的交叉印证，本文构建了“资料三角验证”与“方法三角验证”路径，既增强了研究的厚度，也确保了分析框架与结论的稳健性。

Norman K. Denzin,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pp. 67 – 89.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员工以还原文化投入与跨族群合作的经验；并辅以官方统计与学

33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四）资料分析的策略与过程本研究的资料整理与分析为并行过程，体现出质性研究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分析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第一，纵向的历时性分析。为揭示企业发展与文化资本运作的演变逻辑，研究将佳比集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表 2：佳比集团发展历程的三大阶段划分阶段鱼缸制造起步期塑胶产业扩张期

文明型企业阶段

时间

主要特征

1960s

以潮州手工艺传统与个人创业胆识为基础，通过技术改良与同乡合作实现原始资本积累。

1970 – 1990

在马来西亚工业化与 NEP 背景下，依托宗亲网络与信任机制实现企业制度化扩张与跨族群市场嵌入。

2000 年至今

在全球化语境下，同时推进向内文明建设（制度伦理、人本治理、价值共识）与向外文化反哺（教育公益、文化传承），实现文化资本的内外耦合与文明化跃迁。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6 月 8 日绘制

第二、横向的多层次分析。在分析框架上，研究从三个层次展开。表 3：佳比集团的横向多层次分析框架分析层次

主要内容

结构层次

制度与政策环境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塑形作用。

互动层次

宗亲会馆、跨族群市场与企业内部互动对合作与信任构建的影响。

个人层次

吴俊标的价值取向与文化投资抉择。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绘制

334

第三，理论框架下的综合阐释。所有分析均在“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CD-SVC）框架下展开。本文提出“文化生成—价值创造—文化反哺”的双螺旋机制：文化资本经由价值创造外化，并通过文化反哺实现再生产，二者循环耦合，形成文化与价值共生的动态体系。综上，本研究以阶段划分与层次比较为主轴，辅以多源资料互证与理论框架嵌入，确保分析的系统性与结论的解释力。

主题形成的概念模型图

五、文化资本的三重结构及其比较性特征本章仅对潮商的文化资本作结构与比较的描绘，不涉及其汕地区，因语言、宗族与宗教体系的独立性，形成区别于广府、客家等区域商帮的文化资本结构 27。其主要特征可归纳为三类：

维基百科，《潮汕民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6%B1%95%E6%B0%91%E7 %B3%BB（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经由技术、制度与品牌进入价值生成的机制。潮商发源于粤东潮

33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表 4：潮商文化资本的三重结构及其比较性特征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维度类型

潮商文化资本特征

手艺型生产性资本（工艺为根）

机制表现

相对特征（文献所见）

强调“术业专攻”，以技艺立身

借助陶瓷、木雕、潮绣等工艺创造价值

相较徽商“以商养文”、晋商“以银为本”、广府商 “以贸通天下”，潮商更突出“靠手艺吃饭”，质量— 信誉耦合更强 28

熟人型网络资本（宗族为本）

宗亲与同乡构建强关系网络

“分灶吃饭、共炉烧水”式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

相较广府商商业联盟、晋商契约制、客商自立小商号，潮商“血缘 + 地缘”协作效率更高 29

道义型伦理资本（义利并重）

强调诚信与克己

遵循“不赚昧心钱”的道德边界

相较晋商契约导向、客商生存优先，潮商更强调人格声誉与道义约束 30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7 月 5 日绘制

综上所述，潮商的文化资本以工艺胆识、宗族网络与伦理资本为核心支点，这一体系源于潮汕社会的资源稀缺与族群凝聚，也体现出在跨地域迁徙与跨文化互动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在 CD-SVC 框架下，这三类文化资本构成文化生成的起点，为后续价值创造与文化反哺提供了内生动力，亦为理解潮商文明化路径奠定了文化基础。

连洪泉，孙玙凡，〈公共合作视角下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学术月刊》，第 55 卷，第 3 期（2023），页 67 – 81。 29 谢永珍，袁菲菲，〈中国商帮边界划分与文化测度 ——“和而不同”的商业文化〉，《外国经济与管理》，第 42 卷，第 9 期（2020），页 76 – 93。 30 易顺，刘梦华，韩江波，〈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17），页 76 – 93。 28

336

六、文化资本的内螺旋转化机制：吴俊标与佳比的价值生成实践本文对应 CD-SVC（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创造）模型的第二阶段“价值生成”与第三阶段“价值产出”，聚焦企业内部的“内螺旋”过程，揭示文化资本如何通过价值转换机制转化为经济、社会与文化三维价值。佳比集团的实践表明，文化资本经由“工艺胆识 —— 技术创新” “宗亲网络 —— 制度协同” “伦理信仰—品牌信任”三条通道被激活并制度化，形成文化内化为生产力的动态机制。由此，企业的生产逻辑由效率导向转向文化驱动的共享价值导向，构建兼具经济效益、社会融合与文化传承的多维价值体系，为后续的文明化跃迁奠定基础。

（一）鱼缸制造起步期（1960s）：工艺资本的转译与信义网络的形成 20 世纪 60 年代，马来西亚刚脱离殖民统治，民族结构复杂、社会分层明显。华人多处于“族群化分工”的边缘，从事小手工业与零售业。31 与此同时，中国潮汕地区经济尚未复苏，大量手工业者依托宗族网络外迁南洋，吴俊标便于 1956 年（17 岁）自潮州大吴村移居马来（西）亚。大吴村以泥塑技艺闻名全国，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识沉淀为可传承的地方性知识。吴俊标在此环境中获得了工艺感知与实践胆识，这种文化资本虽非制度化教育所得，却为其后制造创新奠定基础。 31

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页82 – 92。 32 维基百科，《大吴泥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大吴泥塑（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 33 南方网，《大吴泥塑：千年泥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https://pc.nfnews.com/88/6507828.html（浏览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录。32 村落“户户有作坊、人人会泥塑”33，使工艺技能与审美意

33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初到马来西亚，他在杂货铺“做隆班”，即以包食宿替代工资的劳作形式，这是当时华人移民进入商业社会的起点。虽处经济底层，但此经历让他接触多族群顾客，学习中、马、英三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语，掌握会计与销售技能，既积累语言资本，也锻炼了跨文化适应能力。我那时在店里什么都要学，看客人说话、算钱、搬货、记账，人家说一句马来话或者英语，我就记一句。（吴俊标口述，2025 年 2 月） 20 世纪 60 – 7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华人中产大量迁入排屋与公寓，庭院空间减少，鱼缸因兼具观赏与 “微缩自然”功能而成为都市家庭常见消费品。这一社会文化背景催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华人手工业者创造了新机遇。吴俊标凭借勤奋与市场敏感，于 60 年代中期与潮州同乡合办手工作坊，制造玻璃鱼缸。传统“全玻璃拼接”易渗水破裂，他借泥塑工艺“异质结合”原理，创新“四面玻璃 + 一面洋灰” 结构，并自制模具、改进工序，使产品更稳固、成本更低、利润显著。他与合伙人采取“合资购模具、分工协作、按比例分红”的合作方式，以信义为核心建立互助机制。潮州方言与共同价值观强化了地缘与文化纽带，形成“强关系网络”。这种以信任为契约、以口碑为约束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潮商社会资本逻辑，也是在制度保障不足情境下实现合作与积累的重要机制。34 我起初做鱼缸，一面玻璃四面洋灰，摆在广场上卖，一天能赚十几块。虽然辛苦，但靠动脑筋、讲质量，生意才慢慢好起来。我常对自己说，每个鱼缸都要做 34

338

张晓彤，《潮州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页 32 – 38。

到最好，坏一只就坏名声。靠着这份坚持和口碑，才有勇气买机器、办塑胶厂。（吴俊标口述，2025 年 2 月）那时大家手头都紧，就合伙做鱼缸：一起出钱出力，利润按约分配。若有人不守信义，下次就没人再合作。我们同乡同宗，讲信义最要紧。生意能长久，不只靠技术，更靠做人和信誉。（吴俊标口述，2025 年 2 月）综上，鱼缸制造起步期展示了文化资本驱动价值生成的原型机制。以工艺胆识为核心的生产性资本，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了 “文化 —— 技术”通道的初次贯通；以宗亲信义为纽带的社会资本形成非正式制度约束，支撑组织协同；跨文化语言与交往经验则作为桥接要素，促进价值认知与信任机制生成。道义约束与口碑机制进一步奠定了市场信誉与共同价值基础。三类文化资本在生产、制度与关系层面互为支撑，使文化得以内化为生产力，标志企业在资源匮乏与制度欠完善条件下，实现了从“文化投入”到“价值生成”的第一次跃迁，完成内螺旋的初始闭环。表 5：鱼缸制造起步期（1960s）：文化资本的生成与价值转化机制文化资本类型

价值转换通道

价值生成维度

案例要点

技术创新

经济效益

以泥塑经验改良鱼缸结构，实现“文化—技术” 通道的首次贯通

社会资本（宗亲网络）

制度协同

社会融合

合伙协作与信义分红形成非正式制度约束，强化组织信任

伦理资本（信义信仰）

品牌信任

文化认同

道义约束与口碑机制奠定市场信誉与共同价值认同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7 月 20 日绘制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工艺资本（工艺胆识）

33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二）塑胶产业扩张期（1970s – 1990s）：文化资本的制度嵌入与跨国嵌入 20 世纪 70 年代， “513 事件”及新经济政策（NEP）的实施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使马来西亚政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政策强调“土著优先”与民族经济平衡，限制了华人资本的市场空间，企业在信贷、土地与政府采购等方面遭遇制度壁垒。35 在此背景下，华商普遍通过产业转型与跨国合作进行制度性规避。吴俊标亦于此阶段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技术能力与制度适应策略，实现了从手工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跃迁。

工艺资本的理性化重构：从手艺经验到技术制度 20 世纪 70 年代，马来西亚工业化加速，塑胶制品因低成本

和广泛用途而需求旺盛。吴俊标敏锐捕捉产业机遇，于 70 年代初投入全部积蓄创办佳比塑胶厂（Guppy），并从日本引进日产（Nissan）全自动注塑机。此举体现了其“工艺型文化资本”的再生产逻辑 —— 将手工技艺的精细精神与现代工业设备融合，形成以效率、精度与可靠性为核心的生产文化。那时大家觉得买日本全自动机不划算，但我相信，好机器才能造出好产品。技术上的精确与稳定，就是生意上最可靠的信誉。（吴俊标口述，2025 年 9 月）早期佳比主要生产塑料珠子、录音带、鱼缸装饰与日用品组件。吴俊标带领工人学习模具调试与流程管理，并赴日本考察，引入生产线管理制度。要做工厂，不是靠人多，而是靠精准和标准。（吴俊标口述，2025 年 9 月） 35

340

王天夫、严飞，《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页 46 – 53。

随着生产体系的完善，佳比通过马来西亚工业研究院（SIRIM）与日本市场标准认证，工艺资本的“经验性创新”正式完成了制度化转译，形成了“工艺—流程—认证—信誉”的技术闭环。使地方性知识不再是手艺经验，而成为可评估、可信任的生产能力。

网络资本的契约化嵌入：从同乡互信到跨国合作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宠物用品市场兴起，水族器材成为

新消费热点。吴俊标敏锐把握机遇，通过潮州同乡结识加拿大 Hagen Inc. 采购负责人，获得约 50 万美元的首批试单。面对对方对交付与质量的疑虑，他采取“全程监控、数据化管理” 策略，亲自监督模具与包装流程，确保无瑕交付。订单顺利完成后，Hagen 将采购额扩大至 100 万美元。首批订单如期完成后，Hagen 公司高度评价佳比的生产效率与工艺稳定性，随即将订单额度扩大至100 万美元。他们怕我们不守时、不懂规格，我就自己飞去加拿大讲流程，用数据证明。（吴俊标口述，2025 年 9 月） 1988年，Hagen 基于长期信任，将原在意大利生产的鸟笼、猫笼、狗笼模具交由佳比制造与维护，标志佳比由代工厂转为全具，反映出文化资本在跨国交易中的结构性转译 —— 从“关系性信任”向“契约性信任”的制度化过渡。在跨国合作体系的形成中，潮商社会网络的多层嵌合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除同乡互助外，吴俊标还通过姻亲关系拓展产业联系 —— 其儿媳出自马来西亚知名塑胶制造商朗新公司潮籍企业家陈文星家族。凭借这一“同乡 —— 姻亲 —— 同行”复合网络，他在资源、信息与市场信任间形成“网络共振效应”，实现社会资本的再扩散与产业协同。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球供应体系的制度化节点。供货范围亦由水族用品扩展至宠物器

34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吴俊标的案例揭示了潮商网络资本的两重逻辑：其一， “信任 —— 履约 —— 信誉”的关系逻辑，体现以人情与信义为纽带的传统社会资本延展；其二， “信誉 —— 契约 —— 制度”的嵌入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逻辑，标志社会性信任成功转化为跨国制度信任。通过这一过程，佳比实现了从地方制造向全球价值链合作的跃迁。在新经济政策（NEP）的结构约束下，吴俊标以网络资本为制度适应工具，将同乡信任外化为跨国契约机制。这种“契约化嵌入”（contractual embedding）不仅拓展了企业的制度空间，也展示了文化资本如何经由信任机制完成从社会网络到制度体系的转化。

文化资本的跨国嵌入：从马来西亚到南通建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外资政策放宽、

产业配套完善，为海外华商带来新的制度机遇。吴俊标顺势于 1994 年在江苏南通设立佳比制造基地。这一布局不仅是生产空间的延伸，更是文化资本的跨国嵌入与再生产过程 —— 工艺、网络与伦理三类文化资本在新制度场域中实现空间复制与文明化升维，推动企业从制度嵌入迈向“文明型企业”的过渡。 (1)

工艺胆识的跨地域复制吴俊标在南通厂全面复制马来西亚总部的管理与生产体系，

包括质量认证、工序标准与安全制度，从而实现“精工 —— 标准 —— 信誉”的文化逻辑空间迁移。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更是工艺资本制度化之后的再外化。南通厂以高精度注塑、自动模具维护和可追溯质检体系为核心，构建与总部同构的制造秩序。 “标准复制＋文化嵌入”模式，使企业生产文化在跨地域环境下保持连续性，展现潮商工艺资本的再生能力与国际适应力。正如吴俊标所言： “南通厂不是为了便宜的工，而是为了速度、配套和信任。”这揭示了文化资本在跨国经营中的制

342

度驱动功能 —— 以技术标准与信任机制共生，构建可跨越国界的文化制度体系。 (2)

网络资本的再嵌入：由海外社群到“华人文化圈”的制度信任佳比在南通设厂并非单纯的产能外溢，而是网络资本在中国

制度与华人文化圈中的再嵌入。尽管南通并非潮州原乡，但本土语境在语言、商业礼仪与制度规则上的高同构性，显著缩短了合作的信任距离。企业依托潮属社群及行业平台，重建信息与合作通道，在普通话/潮语沟通、商业伦理与契约规范上形成“低成本互认”。由此，佳比在新制度环境中维持稳定的供应链与用工秩序，体现出“文化回流 —— 制度对接 —— 信任延展”的网络再嵌入机制。换言之，南通厂是产业节点，而“华人文化圈” 则构成文化回路，推动文化资本在制度同构中实现循环与再生。 (3)

伦理资本的文明化升维在南通厂的组织实践中，吴俊标始终强调“做人先于做事”

“信任比价格更重要”，要求管理层将诚信、责任与公正纳入培训与绩效考核。企业伦理由内部治理规范上升为文明价值传播。佳比延续“良心制造”理念，并通过员工教育、节日关怀与社区合作，将潮商伦理内化为企业文化、外化为社会公德，推动文化明”，标志文化资本完成从制度约束向文明价值的升维。南通建厂不仅是产业扩张，更是文化资本跨国嵌入的系统实践：工艺资本实现制度化复制，宗族网络完成信任再嵌入，伦理资本实现文明化升维。三者共同推动企业由制度嵌入型制造向文明型企业跃迁，展示文化资本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双重语境中的循环与生成。塑胶产业扩张期标志佳比“内螺旋”由文化投入向价值生成的深化。工艺资本实现从手艺经验到技术制度的重构，网络资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资本的文明化转译。伦理信仰由“组织德性”扩展为“公共文

34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本完成从人情信任到契约信任的嵌入，伦理资本在跨国复制中实现文明化升维。三类文化资本经由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三通道，构建可持续的价值生成体系，使企业在经济上稳健增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长，在社会上构建跨族群信任，在文化上形成以诚信、精工与共荣为核心的文明基因。表 6：塑胶产业扩张期（1970s – 1990s）文化资本的制度嵌入与跨国嵌入机制文化资本类型

工艺资本（工艺胆识）

社会资本（宗亲网络）

伦理资本（信义信仰）

价值转换通道

技术创新

制度协同

品牌信任

价值生成维度

案例要点

经济效益

以“精工—标准—信誉” 逻辑实现手艺经验制度化，引入日产全自动注塑机，提升生产效率与国际认证水平

社会融合

从同乡信任转向契约信任，通过 Hagen 合作实现跨国制度嵌入与全球供应链协同

文化价值

将诚信与责任纳入组织制度与员工培训，实现“良心制造”与文明化经营的统一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绘制

（三）文明型企业阶段（2000 年至今）：文化资本的组织内化进入 21 世纪后，佳比企业的发展步入了全面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新阶段，文化资本的功能由“制度嵌入”进一步转化为“组织内化”。这一时期，企业不再仅仅依靠外部制度环境或跨国网络的支撑，更是通过内部治理体系与价值规范的建构，将文化资本深度嵌入到组织运行机制之中，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制度为载体、文明为取向”的文化治理逻辑 344

人本治理与伦理资本的再嵌入佳比企业的伦理资本内化体现为人本治理与制度公平的双

重实践。据田野访谈资料显示，进入 21 世纪，佳比厂区总占地约24英亩，员工总数超过 1700 人，其中女性员工约占六成，涵盖马来、印尼、印度及华人等多个族群。面对高度多元的劳动力结构，吴俊标推行“族群平等—岗位轮换—福利共享”的管理制度，强调不同族裔、性别员工在工资、晋升与培训机会上的一致性。这种“人本化治理”（human-centered governance）模式，将潮商传统伦理中的“诚 —— 勤 —— 和”原则转译为可操作的管理制度，使文化资本实现了组织层面的内化。36 然而，从当时的社会结构看，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长期呈现显著的族群分层特征。在私营制造业领域，华人企业的平均工资与晋升机会仍明显高于马来与印裔劳工。37 这种结构性差异使跨族群劳工的“公平预期”成为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张力来源。吴俊标敏锐地意识到，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单纯依靠个人道德承诺难以维系长期的多族群信任关系。为此，他在佳比企业内部推行“契约化信任”（contractual trust）机制，将伦理信念制度化、程序化。他主张“讲信义要靠制度去维持”，以书面合约和明确规则代替口头承诺。企业在薪酬体系中确立“同岗同酬、绩效分级、技能溢价”的标准，并建立“族群平等晋升”制度：无论

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时间： 2025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 37 Luis Gomez-Mejia & Robert M. Wiseman, “Does agency theory have universal relevance? A reply to Lubatkin, Lane, Collin, and Ver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7, vol.28, no.1, pp.81 – 88. 38 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 3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族裔、性别或信仰，只要绩效达标即可获得加薪与晋升机会。38

34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同时，吴俊标将文化敏感性纳入制度设计。例如，在开斋节、屠妖节与春节期间分别提供带薪假与节日津贴；在厂区设立祈祷空间、食堂分区与托儿室，以尊重不同宗教与生活习惯。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这些安排不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也有效降低了劳资冲突与流动率。根据企业内部档案统计，2000 时代期佳比员工年均流动率不足 8%，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9 这一经验与 Jesudason 的观察相符，即族群多元化的企业若能以文化敏感的规则体系进行制度嵌入，将显著增强跨文化协作能力与组织稳定性。40 厂里不分谁是华人、谁是马来人，只要肯做、守规矩，大家一样。（吴俊标口述，2025 年 9 月）这一“以德制序”的管理逻辑，将传统伦理信任上升为制度信任，并通过合约、程序与节日文化的多层嵌入，形成了跨族群合作的稳定结构。换言之，佳比企业在 2000 年代完成了从“人情治理”到“制度治理”的过渡，将潮商伦理资本转化为跨文化组织合法性的基础。

环境伦理与“良心制造”的制度化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 2000 年代，吴俊标明确提出“不做

污染的事”的生产伦理。面对利润丰厚但环境风险极高的泡沫塑料与再生塑料市场，他选择主动退出或避免介入，转而布局可降解材料、宠物运输盒与食品接触级塑料制品等领域，并在厂区推行循环用水与清洁生产流程。

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 40 James V. Jesudason, “The Management of Segmente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7, vol.56, no.1, pp.267 – 269. 39

346

当时泡沫塑料利润高，但我不愿做污染环境的产品，就改用可降解材料，开发宠物运输盒和食品级塑料制品。厂里实行循环用水，把环保理念融入工序，并通过第三方认证，让客户信得过。产品要对得起客户，企业要对得起社会。正因为坚持环保和诚信，不同族群的客户才愿意长期合作。（吴俊标口述，2025 年 9 月）这一决策不仅具有经济理性，更体现了“伦理资本的制度化约束功能”。企业通过 SIRIM QAS 第三方认证，将环境伦理转译为合规机制，在当时《环境质量法》（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及《危险废物条例》（Scheduled Waste Regulations, 1989）框架下，形成了“合规 —— 质量 —— 责任”三维一体的生产标准。可以说，伦理信仰经由制度化路径实现了由“个体德性”向“组织合法性”的再转译，使佳比在环境治理尚未成为主流议题的年代，率先具备了“文明型企业”的自觉意识。

制度传承与文化资本的去家族化 2022 年，吴俊标将佳比公司 78% 的股权出售予日本合作方，

正式退出企业管理层。这一决策表面上源于贷款压力与第二代经营理念不合，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文化资本的“制度化传承”。吴俊标在访谈中指出： “企业可以转手，但信念不能变。”此言揭示嵌入企业制度与品牌精神的文化基因。股权转让使佳比企业在跨国制度结构中延续其价值体系，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去家族化”（de-familization）与“文明化制度化”（civil institutionalization）。换言之，吴俊标通过退出个人控制，将企业价值由“家族伦理秩序”转化为“跨国制度秩序”，完成了文化资本的第四次转译：由伦理信仰到制度逻辑、由制度嵌入到文明信任。吴俊标通过主动退出，将个人信念转化为制度逻辑，使企业精神超越家族边界而具备公共文明属性。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了文化资本的非物化属性 —— 其核心价值并不在于产权，而在于

34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表 7：佳比企业文明型阶段（2000 年至今）文化资本的组织内化路径文化资本类型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价值转换通道

工艺资本（精工理念）

技术创新与管理标准化

伦理资本（诚信信仰）

制度协同与人本治理

品牌信任道义资本与伦理制（环境与文明意识）度化

价值生成维度

案例要点

经济效益

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与质量认证机制，实现“精工 —— 标准 —— 信誉” 闭环，提升国际竞争力

社会融合

推行族群平等、契约化信任与文化敏感制度，构建多族群共治与组织稳定结构

文明价值

将“良心制造”转化为环境与社会责任标准，完成由个体德性向制度合法性的转译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绘制

七、文化反哺：外螺旋的文明再生产本节对应 CD-SVC 范式的第四环节 ——“文化反哺”，亦是 “双螺旋机制”的第二阶段，关注文化资本在价值生成后如何外化为社会文明资源。相较前文侧重“内向生成”的相关论述，本文探讨企业如何将文化动能“外向转译”为社会文明力量。在佳比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反哺表现为企业将经济收益与制度信任转化为文化投资与社会行动，形成从“企业文明” 到“社会文明”的扩散效应。吴俊标通过兴办教育、修建大吴村文化艺术馆、支持潮语与潮剧传承等多维路径，使企业的文化使命超越盈利逻辑，进入文明再生产的层面。完成文化资本从组织内部向社会系统的再嵌入。

348

（一）族群认同存续：潮州乡音考古与语言传承吴俊标长期担任雪隆潮州会馆主席，其个人文化实践构成潮商精神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自幼浸润潮剧艺术的他，不仅能演唱《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剧目，更将戏曲韵律与“以情立信”的文化逻辑转化为商业伦理的审美基底。在资助“潮州乡音”项目过程中，他亲自参与潮剧工作坊的示范演唱，以“实践者”身份推动方言与艺术在青少年中的传播。 2015 年起，雪隆潮州会馆配合张吉安主导的“乡音考古”计划，为马来西亚本地潮籍社群的方言采录与档案编制工作提供场地、人员与网络资源。41 该计划由民间文化人士与地方组织发起，最终完成超1200 小时潮州方言录音的数字化储存，并被收录进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这一“从舞台到档案”的转化，使潮剧与潮语从娱乐与口语，升华为可供学界与社群使用的文化基因库。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南部的新山，当地的潮州乐社与潮剧社团（如新山潮州八邑会馆、融和兴儒乐社）长期从事潮剧与潮乐的传承工作。档案记载显示，吴俊标作为马来西亚潮州音乐联谊社社长，多次率队前往适耕庄、新山等地采风，与地方潮剧社团保持互动，并推动跨区域的潮乐交流。42 这一跨区域网络使新山的潮剧传承协会与雪隆的“乡音考古”计划形成互补：前者偏重舞台演出与音乐活态传承，后者侧重口语采录与数字归档。吴俊这些举措虽不直接产生经济回报，却带来双重价值：其一，与潮语、潮剧的文化绑定提升了企业象征资本和顾客忠诚度；其二，内部调查显示，参与潮语项目的员工对企业认同更强，人均

张吉安，〈‘ 乡音考古 ’ 背后的文化自觉与行动逻辑〉，《南方文坛》，第 6 期（2020），页102 – 108。 42 潮州区侨联，《潮州乡音》，第 184 期（2020），页 45 – 48。记载吴俊标以“马来西亚潮州音乐联谊社社长”身份率队前往适耕庄、新山采风的报道。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标在其中发挥了桥梁与推动作用。

34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在职年限增长约1.8 年。43 由此，吴俊标在“语言 —— 艺术 —— 制度”的循环中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也为潮商文化的反哺提供了典型案例。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二）跨国遗产衔接：大吴村文化艺术馆共建与文化记忆工程 2024 年，吴俊标在祖籍地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大吴村捐资逾 2000 万元人民币，兴建“大吴村文化艺术馆”。该馆由潮州市政府与大吴村村委联合推动，定位为集村史、侨史、潮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设施，旨在通过公共文化场域重构潮人侨乡与南洋侨社之间的精神联结。44 馆内以“记住来处”为主线，设四大展区：一是村史与族谱，展现大吴村的历史沿革与宗族延续；二是侨史与书信，陈列潮籍华侨家书与移民实物，呈现跨国迁徙经验；三是潮乐与潮剧，展示潮州大锣鼓、服饰与道具，并以数字化手段强化传承；四是非遗工艺，汇集泥塑、木雕、陶瓷与工夫茶具，揭示“手艺 —— 家族 —— 产业”的历史脉络。艺术馆开馆首月即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潮人社团代表组团参访，累计超过万人次，并被认定为华侨文化教育基地，成为中小学生“寻根教育”的重要场所。官方数据表明，2023 – 2024 年度，该馆接待游客超过 5 万人次，其中近半来自海外侨团或留学生群体。45

吴氏集团人力资源部：《内部数据简报（2019 – 2023）》，引自作者田野访谈资料，经受访者吴俊标核对。 44 潮州市人民政府，《大吴村文化艺术馆落成启用》， https://www.chaozhou.gov.cn/slhwz/czxw/content/post_3926923.html（浏览日期： 2025 年 9 月 7 – 日）。 45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23 – 024 年度重点文旅项目接待数据简报》（潮州：潮州市人民政府，2024），页12 – 15。 43

350

在 CD-SVC 框架下，大吴村文化艺术馆体现了文化资本跨国再投资的三重价值：一是文化记忆重建，修复侨乡与侨社的记忆断裂，重塑跨代认同网络，提升吴俊标及企业的象征资本；二是地方经济带动，艺术馆成为潮州新的文化旅游节点，推动工艺茶、陶瓷、木雕等非遗产业联动；三是共享价值落地，吴俊标将艺术馆无偿捐赠村集体，彰显侨领的道义担当与公共责任。大吴村文化艺术馆不仅是地方性的文化展示空间，更是文化资本跨国循环的制度化尝试，折射出“资本增值 —— 文化再生产 —— 社会共益”的伦理闭环。

（三）学术资助与教育合作自 2015 年起，吴俊标设立“佳比教育基金”，持续资助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与教育学院的华人教师研究项目，并捐助中文教育设备与奖学金。他在一次校友座谈中指出： “企业做大了，不只是要赚钱，还要让懂中文、懂文化的人有机会留下。”46 这一行动将文化资本由企业内嵌的价值逻辑外化为社会制度的支撑力量，形成“教育 —— 文化 —— 企业”三位一体的文明协同网络。综上所述，佳比集团的文化反哺并非单一的公益行为，而是企业文化资本经由价值生成后的一次“外化循环”。教育资助强化了文化资本的社会再分配，宗亲慈善实现了制度信任的社会延由此，CD-SVC 理论的“双螺旋机制”得以闭合：文化资本在企业内部经由技术、制度与品牌完成价值创造；而在企业外部，又通过文化反哺实现文明再生产。文化不再只是价值创造的起点，而成为价值循环的终点与再生引擎。吴俊标及其佳比

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年9月20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展，语言与艺术传承则完成了文明意义的象征重构。

35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集团的实践表明，文明型企业的终极形态正是文化资本的双重完成 —— 从内生生成到外化反哺，从经济组织到文明载体。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表 8：佳比集团的文明再生产文化反哺领域

文明反哺路径

新的文化资本生成

语言与艺术传承

资助“乡音考古”、潮剧传承

方言自觉与艺术认同的再生文化资本

跨国文化共建

捐建大吴村文化艺术馆，重建侨乡 —— 侨社精神网络

跨地域文明联结与侨界象征资本

教育资助合作

设立佳比教育基金、支持华文教育与研究项目

知识型与制度型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资料来源：笔者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绘制

八、结论：文化驱动型共享价值的理论升华与文明启示（一）文明循环的闭环：双螺旋机制的完成佳比集团的发展轨迹展示了文化资本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生成、转化与再生产。纵观其演化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投入—价值生成 —— 价值产出 —— 文化反哺”的四阶段闭环，这一闭环并非线性链条，而是内外互嵌、循环递进的双螺旋机制。在第一螺旋中，文化资本以工艺胆识、宗亲网络与伦理信仰为核心资源，经由技术创新、制度协同与品牌信任三条通道实现价值生成；在第二螺旋中，企业再将经济效益与制度信任外化为文化投资与社会行动，完成文化的再生产与文明的再嵌入。这种内生与外化的互动，使文化从“组织的精神”跃升为 “文明的制度”。因此，CD-SVC 范式不只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扩展，更是一种关于文化如何成为现代性生产力的再理论化探索：文化不再是企业治理的外部约束，而是价值创造与文明进化的内生引擎。

352

这一逻辑升华标志着理论从“共享价值” （CSV）向“共享文明”（Shared Civilization）的拓展：在 CD-SVC 框架中，企业不只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更是“生成文明的主体”。它以文化资本为动力，以共享价值为中介，实现文化与文明的共生循环。这不仅为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路径，也为构建具有东方经验的企业理论提供了认知支点。

（二）从个案经验到理论贡献：东南亚华商的文明化意义 1.

对海外华商研究的理论补充长期以来，海外华商研究偏重经济理性与制度适应，较少关

注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吴俊标的案例揭示，文化资本并非静态的身份资源，而是一种动态的文明力量。通过 CD-SVC 框架，我们得以理解华商如何在多族群、多制度语境中实现文化自持与社会协同 —— 他们既不是被动的制度适应者，也不是孤立的经济行动者，而是文明价值的中介者。这种文明化路径突破了传统“文化 —— 经济二分”思维，展现了海外华商在全球治理与文化共生中的能动地位。

对“一带一路”与文明互鉴的启示佳比集团以文化资本为媒介，通过跨国制造、教育资助与

本经由价值创造实现外化，又通过文化反哺实现再生产，两者相互耦合、循环推进，构成文化与价值共生的动态系统的路径，为 “一带一路”企业的可持续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它启示我们：真正的国际互鉴，不在于资本的流动，而在于文化的共鸣与文明的共创。CD-SVC 范式的意义正是让企业成为文明交流的主动建构者，而非被动适应者。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文化反哺，构建了超越经济合作的文明互信机制。这种“化资

35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参考文献一、中文文献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晁罡、谷欣然、王磊、钱晨，〈超家族主义：家文化在当代中国企业的新形态〉，《外国经济与管理》，第 44 卷第10 期（2022），页1 – 18。潮州区侨联，《潮州乡音》，第184 期（2020）。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23 – 2024 年度重点文旅项目接待数据简报》，潮州：潮州市人民政府，2024。何包钢，〈儒家伦理与企业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6 期（2020），页 45 – 58。连洪泉、孙玙凡，〈公共合作视角下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学术月刊》，第 55 卷第 3 期（2023），页 67 – 81。梁强、王博、宋丽红、徐尔明，〈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实证研究〉，《华南经济杂志》，第 40 卷第1 期（2021），页 56 – 72。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农希文、赖忠平，〈从利他主义和文化群体选择理论视角看潮商的发展〉，《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8 卷第11 期（2022），页151 – 158。王赓武，《华人与中国 —— 文化的延续与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王赓武，《天下华人》，北京：中华书局，2015。王天夫、严飞（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页 46 – 53。谢永珍、袁菲菲，〈中国商帮边界划分与文化测度 ——“和而不同”的商业文化〉，《外国经济与管理》，第 42 卷第 9 期（2020），页 76 – 93。杨淑芳，〈东南亚国家博彩业监管研究及启示〉，《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 6 期（2024），页 82 – 86。易顺、刘梦华、韩江波，〈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17），页 76 – 93。张吉安，〈‘乡音考古’背后的文化自觉与行动逻辑〉，《南方文坛》，第 6 期（2020），页102 – 108。张晓彤，《潮州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 （博士论文）。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988 年第 11 期，页 22 – 26。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54

朱金成，〈代际传递视阈下马来西亚华商群体的多元文化认同〉，《八桂华侨华人杂志》，第4期（2020），页 48 – 57。

二、英文文献 Anggadwita, G., Profityo, W. B., Alamanda, D. T., and Permatasari, A., “Cultural Valu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A Case Study of Small Chinese-Owned Family Businesses in Bandung, Indonesia,”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10, no. 4 (2020), pp. 281 – 292. Baxter, P., and Jack, 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Stud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Novice Researchers,” The Qualitative Report, vol. 13, no. 4 (2008), pp. 544 – 559.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46, no. 1 (1997), pp. 5 – 34.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pp. 241 – 258. Carney, M. & Dieleman, 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Adapt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9 no. 3 (2011), pp. 837 – 858. Chen, L. Y., Ethical Capital and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Diaspora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21, pp. 89 – 112.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and Bank Negara Malaysia, Investment Pattern and Risk Exposure Report 2022, Kuala Lumpur: SSM and BNM, 2022. Crane, A., Palazzo, G., Spence, L. J., and Matten, D., “Contesting the Value of ‘Creating Shared Valu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56, no. 2 (2014), pp. 130 – 153.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Malaysia, 2025,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5. Eisenhardt, K.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4 (1989), pp. 532 – 550. Foong, S. S., “Malaysian Chinese CEO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vol. 23, no. 3 (2022), pp. 789 – 806.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Denzin, N. K.,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35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Gomez-Mejia, Luis & Wiseman, Robert M., “Does agency theory have universal relevance? A reply to Lubatkin, Lane, Collin, and Ver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7, vol.28, no.1, pp.81 – 88.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85), pp. 481 – 510. Hamilton, G. G.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Hsu, Becky, “Beyond Philanthropy: The Moral Econom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Review, vol. 18, no. 1 (2018), pp. 77 – 103. Jesudason, James V., “The Management of Segmente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7, vol.56, no.1. Landa, J., Trus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Ethnic Trading Networks, Contract Law, and Gift-Exchang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Lee, J. K. Y.,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Dialect Groups,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SMEs’ Perseverance Practices in Malaysia (Part 1),”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8, no. 1 (2024), pp. 100 – 126. J. K. Y. Lee, "Family Firm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Tacit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novation in Malaysia," Global Business Review, vol. 23, no. 1 (2021), pp. 1 – 21. Lee, J. K. Y., “Tacit Knowledge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The China Fact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SMEs in Traditional Food Production,” China Report, vol. 56, no. 1 (2020), pp. 103 – 128. Lee, J. K. Y., and Tan, J. D., “The Buddhist and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Ethics in Leading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s,” TRAME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7 (77/72) (2023), pp. 51 – 65. Lee, J. K. Y., and Wong, S. M.,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Dialect Groups,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SMEs’ Perseverance Practices in Malaysia (Part 2),”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8, no. 1 (2025), pp. 90 – 127. Lee, K.H.,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7, no. 2 (2017), pp. 278 – 295. Liang, Y., “Civilizational Enterprises and Moral Capital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48, no. 6 (2022), pp. 853 – 879.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Why Malaysia – Gateway to ASEAN and Beyond, Kuala Lumpur: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24.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Industrial Master Plan 1986–1995 (IMP1), Kuala Lumpur: MITI Malaysia, 1986, pp. 45 – 67.

356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Second Industrial Master Plan 1996 – 2005 (IMP2), Kuala Lumpur: MITI Malaysia, 1996, pp. 78 – 92. Moon, J., Parc, J., Shum, P. K., & Yu, 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reating Shared Value: What’s the Differen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12 – 088 (2011), pp. 1 – 28. Mosbah, A., and Wahab, K. 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 Malaysia: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the Family Business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8, no. 5 (2018), pp. 997 – 1006. Pang, S. N., Wong, W. W., and Zakaria, N.,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The Case in Malaysia,” Quantu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 10, no. 2 (2023), pp. 123 – 145. Porter, M. E., and Kramer, M. R.,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9, no. 1 – 2 (2011), pp. 62 – 77. Redding, 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Reindl, S., “Creating Shared Value in China: The Case of Austrian Businesses,” Business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1 (2024), e335, pp. 1 – 18. Stake, R. E.,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pp. 34 – 56. Tan, M. L., “Cultural Identity and Business Succession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Teochew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vol. 10, no. 2 (2022), pp. 45 – 63. Xavier, J. A., and Gan, K.-S., “A Black Swan in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A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vol. 23, no. 1 (2022), pp. 461 – 475. Yeung, H. W., Chinese Capitalism in a Global Era: Towards a Hybri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78 – 99.

三、互联网资料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alays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Scheduled Wastes) Regulations 1989 [EB/OL], PU(A) 139/1989,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89, https://www.doe.gov.my/portalv1/en/regulations/（访问日期：2025-0907）。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alays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 (Act 127) [EB/OL], Putrajaya: DOE Malaysia, 1974 (amended 2012), https://www.doe.gov.my/portalv1/en/environmental-quality-act-1974/ （访问日期：2025-09-07）。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 (6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8, pp. 78 – 99.

35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SIRIM QAS International,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Services for Plastics and Packaging [EB/OL], Shah Alam: SIRIM Berhad, 2024, https://www.sirim-qas.com.my/（访问日期：2025-09-07）。

马来西亚华商发展路径与精神文化研究

南方网，《大吴泥塑：千年泥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EB/OL]， https://pc.nfnews.com/88/6507828.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潮州市人民政府，《大吴村文化艺术馆落成启用》[EB/OL]， https://www.chaozhou.gov.cn/slhwz/czxw/content/post_3926923.html （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维基百科，《大吴泥塑》[EB/O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大吴泥塑（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维基百科，《潮汕民系》[EB/O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6%B1%95%E6%B0%91 %E7%B3%BB（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7 日）。

四、口述/访谈资料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4 年11 月 29 日，访谈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大吴村文化艺术馆。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 年 2 月某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吴俊标口述，采访人：孛华龙，访谈日期：2025 年 9 月 20 日，访谈地点：马来西亚雪兰莪吴俊标家中。

358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从发迹新马到扩张香港进程的思考郑宏泰 *

一、引言 1982 年 3 月 27 日，吉隆坡美轮酒店职员发现公司董事长张明添，倒卧房间地上，前额有伤，慌忙报警，证实早已死亡，经解剖后，认为死因不牵涉任何罪行（there was no foul play），相信他在“跌倒时前额撞击硬物，引至呼吸困难去世”1。由于张明添身份特殊、地位显赫，其突然去世，不但左右企业发展，亦对家族传承带来冲击，余波甚至影响社会，至于冲击力度强弱、影响程度大小，则视乎家族及企业有否早作准备，以及风险管控能力了。具体地说，张明添不但是美轮酒店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是香港海外信托银行、香港工商银行、恒隆银行、合众银行等澳门、中东、英国、加拿大及美国等各地，且除银行及酒店业务外，还拥有保险、工业制造、物业地产等公司，故其突然离世，除令亲友极感伤痛外，亦令他那个版图辽阔、财雄势大的企业王国顿时群龙无首。之后，集团不但出现领导权争夺，海外信托银

* 郑宏泰博士（Dr. Victor ZHENG Wan-tai），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球中国研究计划共同召集人。 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rch 198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企业的负责人或重要股东，投资遍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35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行及香港工商银行更被政府接管，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公司高层亦因刑事罪行而被捕入狱，整个企业王国在他死后不过三年间全盘崩溃。到底张明添是如何崛起？其企业曾发展至怎样规模？又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是什么因素导致最后树倒猢狲散的呢？这个个案又有那些发展特点值得深思细味？以下由张明添的背景谈起，剖析这个商业王国的盛衰过程，以及当中值得汲取和思考的地方。

二、张明添的出生与早期经历张明添 (Chang Ming Thien) 约于1919 年在福建出生，2 三、四岁时跟随父母移民至马来亚槟城，约 14 岁时被送回家乡接受教育，按此推断其家境应不俗。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被逼辍学回到槟城，由于当时已接近成年，故他选择开始工作，并在橡胶种植业当“学徒”3。可惜日军在 1942 年初占领了新加坡及马来半岛，其事业发展一度中断。4 从其子女的出生年份推断，他应在日占期间结婚，妻子吴婵蕊（Goh Sean-looi）来自泰国富裕华侨家族，二人育有张耀升（Thanee Boromratanadhon）、张承忠（Chang Chen-tsong, Patrick）、张丽仙（Chang Lee-sian）、张彩鳯（Chang Chai-fong）及张巧云（Chang Chiow-win）五名子女。5

360

另有说法指张明添出生于马来亚吉辇（Daerah Kerian）的瓜古楼（Kuala Kurau），直指张明添并非生于福建。Ong, A.M., “Fishing — Village boy who made good”, Malaysian Business, 1 November 2000, p. 19. 这里所说的学徒，相信不是一般意义上跟随师父学习技艺的学徒，应近似现在的见习生或实习生。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Hong Kong: private circulation, no year), p. 25. 一如不少在香港及南洋一带生活的巨富华商常有一些传闻所困扰般，张明添亦被指曾养有情妇，且育有私生子女，但因笔者未能找到确实证据，不作探讨。惟从客观事实看，张明添的事业及家业接班等，明显没受情妇或私生子女问题所困扰或影响。

战后不久，张明添开始经营橡胶出口贸易，业务后来扩展至锡矿及可可油等。6 他当时成立的公司，名为谊昌有限公司，于 1950 年 7 月 29 日注册，注册资本为一百万马币，7 他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不少公众事务，如担任当地华侨出进口商公会委员、新加坡树胶公会职员等。8 此外，张明添在1953 年与李天游等人合作，成立新加坡纸品厂，报导指其为新加坡最大规模的纸品厂，货品远销海外，更曾在东南亚各地设立分厂。9 资料指张明添在 1950 年代还有一家名为 Aikhoe Rubbering Trading Company 的公司，经营树胶贸易，业务发展不俗，亦与不少大企业有联系，论者甚至称他是当时树胶大王李光前的主要竞争对手，10 可见其创业道路十分顺利，短短数年间已能挤身巨富之列，惜欠缺其起动资金来源或致富过程的详细记录。后来，相信为了配合生意发展，他与家人由槟城迁居至商业活动更繁荣的新加坡，11 不过数据显示其妻儿一直是马来西亚籍，并没有入籍新加坡。由于经营贸易生意，张明添频繁与海外市场及西方世界接触，学习到现代商业运作的知识，亦了解在马来西亚营商的局限，加上那时海外华商甚难获得可靠、高效的银行金融服务，集资融资相当困难，窒碍了商业发展，令他兴起开设现代化银行的想法，认为相关生意既能为海外华人提供金融服务，又可填补市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 7 《星洲日报》，1958 年 2 月11 日。 8 《星洲日报》，1955 年12 月 30 日；《南洋商报》，1960 年 2 月16 日。 9 《南洋商报》，1959 年 8 月11 日。 10 J. Clad, “Outposts of empire: The OTB collapse sends tremors through Asian countries where it had traditional link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20 June 1984, p. 90. 11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 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场的空缺。于是，他凭借自己在中国福建及东南亚一带生活经商

36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多年建立的人脉网络，开始筹划进军银行业，而他决定作为大本营的地方，却是千里之外的香港。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三、创立海外信托银行数据显示，早在 1953 年，张明添已酝酿创立银行，他之所以选择香港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与那个年代东南亚各地对外汇流通管制严格，而香港则容许资金自由进出，有利银行业务发展等困素有关。12 之后，他邀来曹耀 13、黄锡彬 14、黄克立 15、叶李波 16、黄毓秀 17 等在南洋及香港均别具实力的华商合股，成立为海外信托银行（Overseas Trust Bank Limited），并于 1955 年 7 月底，成功获港府发出银行执照。据商业登记处资料，银行于1955 年11 月中注册，资本额1,000 万港元。18 另有报导指银行注册资金高达 2,000 万港元，收足资金为1,000 万港元，股本份额九成来自新加坡商人。19

可能是人同此心，那时香港的经济规模虽不算大，但在1954 年已有多达 97 家银行，资金来自世界各地，银行业竞争激烈。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4. 13 曹耀，1906 年生于广东台山，为本港著名银行家，曾先后在四川省农民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香港集友银行、香港华人银行、嘉华银行、香港工商银行、亚洲保险有限公司等出任管理层及董事。资料指他青年时期曾到菲律宾大学深造，相信于那时结识张明添。《工商日报》，1981 年 9 月 20 日。 14 黄锡彬，约生于1891 年，广东番禺人，约16 岁来港后曾任美孚火油公司华经理（买办）。他除参与创办海外信托银行外，亦与泰国商人陈弼臣创立亚洲保险有限公司。《华侨日报》，1968 年 2 月 9 日。 15 黄克立祖籍福建泉州，1910 年出生，曾于厦门大学及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工作，随国民党到台湾后曾任台中市长。1948 年移居举家香港，转投商界。黄克立儿子和张明添女儿更共谐连理，两家结成婚盟。《工商晚报》，1965 年11 月12 日。 16 叶李波应是从新加坡来港的商人，其母及两名兄弟一直居于新加坡，兄弟在当地开设多间公司。其女婿为新加坡合众银行董事黄治平。《南洋商报》，1958 年 5 月14 日；《星洲日报》，1973 年 7 月 31 日。 17 黄毓秀为南洋华侨，在新加坡经营四海源有限公司。《星洲日报》，1973 年 9 月 16 日。 18 《华侨日报》，1955 年 7 月 30 日。 19 《星洲日报》，1956 年 3 月10 日。 12

362

经过多个月的筹备，银行于1956 年 3 月15 日正式开幕，门店设于中环雪厂街。为了隆重其事，主席张明添、董事黄毓秀等专程由新加坡飞到香港，主持开幕仪式。20 不过，虽然那时香港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但因银行的投资取向保守，故初期业务增长速度较缓，令个性及经营手法相对进取的张明添并不满意。有说法指他当时与另一批商人合伙，在马来亚创立合众银行（United Malayan Banking Corporation），此银行创立只是两年间，分行数目便已增加至 28 家，21 发展脚步急速。22 看到合众银行的优秀发展示范，海外信托银行的股东们显然亦感心动，认同扩张的好处，银行遂改为进取的发展模式。从银行披露的客户存款数据，在 1957 年底，海外信托银行的存款为 1,000 万港元，至 1960 年时大幅升至 3,650 万港元 23，反映银行积极吸纳存户。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银行于 1960 年在九龙弥敦道开设首家分行，张明添与王振墙、周子敬等亦专程由狮城到港，参与开幕仪式。24 1961 年及1962 年，海外信托银行再于港岛筲箕湾和西区开设两家分行，后者更请来马来西亚国会议长哈芝诺主持开幕仪

《星洲日报》，1956 年 3 月10 日；《华侨日报》，1956 年 3 月16 日。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 22 不过，翻查报章各年资料，合众银行成立后多年，董事名单中并不见张明添的名字。据报导，银行成立时董事会主席为苏紫听，其余董事有哈芝诺、王振墙、哈森敏隔都也旺、周子敬、郑棣、骆木森、杨振兴、江国盛等，当中有下议院议长、议会议员，都是当时政商界强人，故银行发展气势如虹。到1976 年，分行数目升至 49 家，成为马来西亚本地创立的第二大银行。首次找到张明添与合众银行相关的报导始于 1965 年，当时报章指两间银行正申请合并，并称两间银行的‘董事及主要股东，多属相同’，至 1967 年，报导提及张明添时，指他为合众银行的常务董事主席。《南洋商报》，1960 年 7 月16 日；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南洋商报》， 1965 年 8 月16 日；1967 年 5 月 4 日。 23 《华侨日报》，1960 年 4 月 6 日。 24 《华侨日报》，1960 年 4 月 2 日；1960 年 4 月 5 日。由于王振墙、周子敬二人合众银行主要股东，反映两间银行关系密切，股权应有重叠。 20 2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36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式。25 银行此时再增加一名重量级股东，那就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南洋一带甚有名望的菲律宾华侨桂华山，他加入后不久即获推举为副董事长。26 一年后，海外信托银行一口气开设了三间分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行，其中铜锣湾乃自置物业，27 又成立了一间附属公司 —— 海外财务有限公司（United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即日后的 OTB Finance Limited），开拓财务生意，扩张势头远胜同侪。至1965 年1 月，银行成立第八间分行。28 但数月后香港碰上大规模的银行风潮，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等多家华资银行因经营不善，导致挤提甚至倒闭，在连锁反应下，不少实力雄厚、作风稳健的银行亦受波及，如恒生银行便因此被汇丰银行收购，整体投资及市场气氛变得恶劣，各行各业发展同受窒碍。当时，政府停止发牌予新银行，对现有银行的监管亦更严格，华资银行在这样的格局下无疑最受冲击，纷纷吸取教训减少过度投资。29 那时海外信托银行刚起步不久，客户存款尚不算多，融资的杠杆比率不高，故挤提事件对银行的影响不算大，但碍于形势，亦只能与其他华资银行一样，采取较保守的投资策略，略为放慢扩张脚步，同时加强巩固自己的实力。1965 年 8 月，海外信托银行宣布与马来亚合众银行组成“联营企业”（associate

《华侨日报》，1961 年 6 月14 日；1962 年 9 月12 日。哈芝诺为马来西亚联合邦下议会议长，同时亦是合众银行董事。西区分行开幕翌日，乃张明添另一项大型投资美轮酒店的开幕典礼，他亦有出席相关活动。 26 桂华山生于 1896 年，祖籍福建。祖父桂永三在南洋印度尼西亚泗水营商致富，其父桂光祥进一步发扬光大，生意遍及中国与南洋一带。桂华山除营商外，亦热心政治，当日军侵占菲律宾后，他因反日被捕及判囚二十年，后遇大赦获释。日军投降后，桂华山在政商界的名声更隆，曾在上海发展实业，后转投香港。1959 年，原打算筹设银行，在友人黄克立游说下，改于1961 年入股海外信托银行。详见桂华山，《桂华山八十回忆》（香港：香港华侨投资建业有限公司，1975，1986）。 27 《工商日报》，1963 年 7 月17 日。 28 《华侨日报》，1965 年1 月10 日。 29 《华侨日报》，1965 年 8 月10 日。 25

364

companies），称两行股东大致相同，业务方针一致，故会在 “在平等合作基础上共享资源”，资产及负债由两行共同分担，藉此减少人力及资源重迭，增加市场竞争力。30 可见张明添扩张时走位灵活，商业网络强劲，尤其可透过不同方法分散投资，降低风险。

四、生意多途并进从张明添的投资取向，可明显看到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包括不满足于现状的“匮乏感”、时刻留意市场动向，以及从不停下投资脚步。31 哪怕他在经营银行后积累了大笔财富，但仍不断找寻市场空间，一旦察觉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即主动出击，专业点说，便是在业务和投资上采用了多元化策略，所以除了海外信托银行外，张明添还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经营酒店、地产、工业等各种生意，就如俗语所谓“百足咁多爪”，涉足多个领域。早在 1959 年，当海外信托银行积极拓展期间，张明添已与淘化大同主席黄笃修、马来西亚华商林芙蓉（Lim Foo Yong，另译林福容）等投资酒店，创立吉隆坡美轮大酒店，并由张氏出任主席。1962 年1 月，又在香港成立美轮大酒店（香港）有限公司（Hotel Merlin [Hong Kong] Limited），集团首家在港经营的酒幕。32 到了1963 年，酒店在新加坡及马来亚股票市场上市，业务发展更速，于新加坡、吉隆坡、槟城、关丹等地拥有多间酒店。33

《华侨日报》，1965 年 8 月10 日；1966 年 4 月15 日。有关生意人或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可参考 R. Hofheinz. and K.E. Calder, The East 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32 《华侨日报》，1962 年 9 月13 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September 1962. 33 《南洋商报》，1963 年 8 月11 日；1972 年11 月11 日。 30 3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店座落于尖沙咀，报导指酒店拥有 180 房间，于 1962 年 9 月开

36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除了酒店业务，张明添还在 1967 年 9 月在香港创立金松制衣（Cedar Garment Factory），公司主要股东有张明添、蔡普中 34、朱子仁、胡百熙 35、霍达昌、何华明等，主要生产恤衫、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女装衬衣及衫裙等，供应美国及加拿大百货公司。由于业务发展理想，1968 年盈利达 80 万港元，故于 1970 年 4 月公开招股上市，成为他在香港的首间上市公司。36 到了 1972 年初，张明添推动金松制衣、美轮酒店集团与辉百香港有限公司（Faber Hong Kong Limited）合并。美轮酒店的背景前文已略述，辉百香港则是一家由英籍建筑师雷柏（Jimmy Raper）牵头创立的公司，母公司 Faber Union Limited 设于新加坡，主要从事物业地产投资。除新加坡外，业务已扩张至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地，1971 年在香港设立分公司。37 张明添那时推动三家公司合并，看中的应是辉百在物业地产的经验与网络。合并后，新公司称为辉百美有限公司（Faber Merlin Limited），金松制衣的上市地位由辉百美取代，美轮酒店亦计划改名辉百美酒店。38 辉百美组成后即大举进军各地物业市场，于 1972 年购入香港九龙塘一幅地皮，计划发展为豪宅，同时又因应新加坡消费市道畅旺、购物商场的热潮方兴未艾，在当地购入地皮，打算兴建大型购物中心。1972 年 8 月更宣布将马来西亚各附属公司

蔡普中祖籍福建金门，1926 年在当地出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家人移民新加坡。自 1958 年起“逐步建立其企业王国，从船务、出入口、烟草业到金融业”，其中最突出是于 1965 年与陈锦泉和陈汉成等组成了亚洲商业金融有限公司和亚洲商业银行，并于 1968 年收购香港恒隆银行。〈蔡普中 Chua Pho Tiong, 1926 – 1995〉，许振义主编《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门会馆，2015），页164。 35 胡百熙乃香港著名律师，曾参与远东交易所的创立，可能是张明添后来筹划创立交易所时倚重的专业网络。 36 《工商日报》，1970 年 4 月 9 日。 37 《华侨日报》，1971 年11 月 23 日。 38 《南洋商报》，1972 年 9 月12 日。但可能因美轮酒店早已建立品牌，故后续报导仍以旧名称之，改名之事似未实行。

366

合并，组织成一个集地产、酒店、旅游及采矿等业务于一身的庞大综合集团。39 为配合业务发展，新加坡辉百美亦进行重组，藉发债等方式增加资本投入以开拓市场。40 至于印度尼西亚辉百美，亦大力发展物业、酒店及休闲旅游等生意。41 受惠于连番积极开拓，到 1972 年尾公布业绩时，辉百美录得“上半年盈利逾一倍”的亮丽成绩，并派发可观的股息。42 进入 1973 年，香港股票市场抵达高位，恒生指数自 3 月起掉头向下，市场初时未察觉风向有变、股市泡沫爆破在即，辉百美仍一如过去采取进取策略，于同年 3 月斥资 1,137 万港元收购台北中央大饭店 60% 控股，并将该酒店易名中央美轮大饭店，43 扩展酒店经营网络。接着的4月，将属下新加坡华英联合有限公司 20% 股份以 2,200 万港元售与新加坡大华银行，吸纳对方成为策略投资者 44。到了 5 月份，则进军泰国，宣称会在当地投资兴建房屋。45 尽管辉百美强调“业务沿多国性发展”，商业和经济向好时又录得盈利可观，46 但当整体股市及经济回落，公司的发展脚步自然受到窒碍。在那个关键时刻，公司爆发了掌控权的争夺战，主因是张明添与另一大股东雷柏对发展方向有争拗。由于内部协商未能解决矛盾，辉百美于 1974 年 1 月 14 日宣布暂停在交易所

《华侨日报》，1972 年 7 月 3 日；1972 年 7 月14 日；1972 年 8 月16 日。《华侨日报》，1972 年10 月 6 日。 41 《工商日报》，1972 年10 月20 日。 42 《工商日报》，1972 年11 月 7 日；1972 年12 月 8 日。 43 《华侨日报》，1973 年 3 月 27 日。 44 《工商日报》，1973 年 4 月 28 日。 45 《工商晚报》，1973 年 5 月 24 日。 46 《工商晚报》，1973 年 9 月16 日。 47 《工商晚报》，1974 年1 月15 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6 January 1974; 17 January 1974。 39 4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的买卖。47 争拗一度闹上法庭，但最后双方同意庭外和解，协议

36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由张明添全面收购雷柏所持的辉百美股权，雷柏则全面收购辉百美持有的马来西亚圣彼伦矿务（St Piran Mining Co.），大家各取需好，从此各走各路。48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纠纷解决后，辉百美在交易所恢复买卖。在张明添掌控下，公司连番开拓物业地产，如发展九龙范信达道，兴建美轮大厦，建筑工程交由海港工程公司负责。49 但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公司表现乏善可陈。1975 年，辉百美把美轮酒店转售原创办人之一的林芙蓉，50 揭示辉百美无心经营酒店业务。到1976 年 6 月，因为马来西亚辉百美业务和投资传出不利消息，吉隆波及新加坡交易所曾一度暂停辉百美在当地市场的交易。51 1977 年年底，辉百美公布上半年业绩，在马来西亚录得亏损高达马币 498 万元。52 1978 年 1 月 19 日，香港辉百美发出通告，指公司将易名大捷财务投资有限公司（Express Finance & Investment Limited），揭示业务改为财务及投资，相信与当时相关生意发展势头较佳，亦较能配合海外信托银行的业务扩张。53 但相关改动只出现在香港辉百美，南洋各地的辉百美并未跟随，因为各地辉百美的股权早已切割。大捷财务的股份于1980 年10 月被海外信托银行全面收购，变成海外信托银行的附属公司。54 除了在香港的投资外，张明添在东南亚一带还有不少生意。如在1960 年 8 月19 日，他与周子敬、周子汉、江国盛、黄治平等人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康元面粉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新加坡元，并在丹绒禺（Tanjong Rhu）建造规模宏大的厂房，每日

《华侨日报》，1974 年 1 月 17 日；1974 年 1 月 22 日；《工商日报》，1974 年 3 月 21 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March 1974。 49 《华侨日报》，1974 年 5 月16 日。 50 《大公报》，1975 年 8 月1 日。 51 《华侨日报》，1976年 6 月19 日。 5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December 1977. 5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December 1977. 54 《华侨日报》，1980年10月10日。 48

368

面粉产量预计可达 400 吨。第一期厂房落成时，更请来星加坡财长吴庆瑞剪彩。55 1964 年，他早年有份投资的新加坡纸品厂于马来亚柔佛（Johor Bahru）设立分支，名为马来亚纸品厂有限公司，厂房占地14英亩，乃马来亚第一间纸产品生产厂。56 同年，他又与孙炳炎、吴水阁、韩瑞生在新加坡创立大众钢铁有限公司（National Iron and Steel Mills Limited），公司于同年上市。57 顺带一提，张明添在新加坡的一项投资曾牵扯上政治贪污丑闻，相信为他带来不少烦恼。原来他与钟良裕等人，在1958年1 月成立了一间名为霹雳矿务有限公司（Perak Mining Enterprise Limited），业务顾名思义应与采矿相关，股东包括中国国民党前财政部长、新加坡地政建屋部长裕末（Abdul Hamid Jumat）夫人等。不过公司成立后不久，即被指控与新加坡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收受巨额政治献金有关。政府在 1959 年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张明添亦曾出庭作证，遭当时人民行动党的代表律师李光耀质询。58 上面单是列举了张明添持股较多且曾参与经营运作的公司，那些低调入股或纯粹当支持朋友入股的还未计入其中，可见他当时的生意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且遍及三大类产业：既有一级产业如树胶、矿务；又有制衣、造纸、炼钢、食品生产等轻工业及重工业；还有最高端的金融、保险、地产及酒店服务业。由投资人不少均是巨富和高官，反映他的人脉网络遍及各国，既深且广。

《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20 日；1964 年 3 月 31 日。《南洋商报》，1964 年 4 月18 日。 57 《星洲日报》，1964 年 5 月 23 日。 58 《星洲日报》，1959 年 4 月 9 日、1959 年 4 月 11 日。由于未见后续报导，未知对周瑞麒的指控是否成立。但贪污事件明显重创周瑞麒所属政党的威望，有助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在 5 月选举中大胜。 55 56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于业务繁多，他经常要在香港及星马泰等地奔波，与他合伙的

36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五、银行业务不断扩张回到海外信托银行的发展进程上。经历了1965 年的银行挤提潮，然后是1966 年及1967 年的社会动荡，张明添的银行业务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发展一度略为放缓，以固本培元。当社会治安趋稳，投资信心逐步回复后，银行才再重踏扩张脚步。在 1968 年，海外信托银行宣布购入深水埗三个相连地铺作为银行第 11 间分行，成为业务再度扩张的讯号。后在股东大会又通过将法定资本增至 5,000 万港元、实收资本 2,500 万港元，以扩展贷款业务。59 同时，银行称已与新创立不久的香港工商银行建立紧密股权互动关系，奠下日后收购香港工商银行的基础。60 1968 年，海外信托银行创行董事黄锡彬去世，银行请来福建籍菲律宾华商庄清泉加入董事局。庄氏早于 1950 年代已在香港投资，在福建、港台以至东南亚都相当有名气，他的加入自然壮大了银行的力量。除了海外信托银行外，张明添与庄清泉还有其他生意合作，1969 年，他们联同黄克立等筹组海外兴业有限公司，实收资本高达 3,000 万港元，并计划筹集海外华侨资金作国际性投资，亦会扶助香港及东南亚的工商业。公司由张明添出任董事长、庄清泉为副董事长、黄克立以董事总经理身份负责实务管理，其余董事还包括颜德尧、王家安、冯宗萼等。61 该公司自 11 月成立后，黄克立多次到东南亚等地考察，为投资作准备。62 至1970 年，香港经济和商业再度活跃，张明添在此年亦有不少重大投资。年初，张明添一方面斥巨资购入湾仔地皮筹建兴建

《华侨日报》，1968 年 9 月18 日；1968 年10 月 20 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October 1976. 61 颜德尧为马来西亚树胶贸易华商，当时为该国国会上议院议员；冯宗萼曾任台湾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华学术院菲律宾研究院理事长，亦是恒隆银行董事局成员。《南洋商报》，1965 年10 月 26 日；《华夏日报》，1946 年10 月 24 日。 62 《华侨日报》，1969 年 10 月 30 日；1969 年 11 月 20 日；1970 年 4 月 23 日； 1970 年 9 月12 日。 59 60

370

银行总部，即日后的海外信托银行总行大厦，另一方面，他又因应香港股票交易蓬勃，打算创立一家新的交易所。可惜当筹划接近完成时，踫上政府认为证券交易所过度发展而修改法例，禁止新证券交易所成立，令张明添的计划胎死腹中。63 虽然张明添在创立证券交易所一事未竟全功，无缘成为股票交易所创办人，但其他生意发展相当不俗，他亦开始有较大规模的捐献。1970 年中，他向东华三院捐出 40 万港元，资助东院在深水埗兴建中学。在捐款的交接仪式上，曹耀代他致辞，指捐款是“海外华侨对三院之支持，希望藉此引起海外华侨对三院的资助”，反映他对自己华侨身份的定位。64 该校后取名为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运作至今，乃张明添留在香港的最重要足印。 1970 年底，张明添又与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Toronto Dominion Bank）董事长林柏（Allen Lambert）洽谈合作，组成国际综合投资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Consolidated Investment Limited），一起开拓香港的银行与金融生意。道明银行是一家逾百年的老牌银行，在欧美和亚洲拥有 769 家分行，银行网络覆盖面宽广，65 海外信托银行能与之有投资及业务连结，自然有助提升国际知名度，同时亦反映张明添的商业网络遍及世界各地。 1973 年，海外信托银行收购了香港工商银行，成为银行另一重大发展。66 香港工商银行由泰国等南洋商人伙同香港华商于杨锡坤（Kun Kunpalin）及李文祺等，张明添乃董事会顾问之一。可惜该银行其后发展未见太突出，在 1960 年代因香港严重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January 1970. 《华侨日报》，1970 年 9 月 6 日。 6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December 1970. 66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 M.T. Chang, “A day of joy, gratitude and new ded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October 1976, p. 37. 63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964 年创立，成员包括巴硕·鲁扎拉旺（Prasert Rujiravongs）、

37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动荡，业务受相当打击，当时以张明添为首的财团开始入股，董事局内增加了不少海外信托银行的股东，至 1970 年代被海外信托银行全面收购。67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六、上市与进一步壮大对于企业而言，能够不断壮大并在股票市场上市，那是企业成功的重大讯号，亦有助企业取得更多资本推动更大规模的发展。张明添旗下的美轮酒店、大众钢铁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上市，对此肯定相当认同，他在1970 年安排规模较细的金松制衣于香港上市，似有投石问路之意，下一步便到海外信托银行了。为助银行顺利上市，张明添一方面整顿银行的投资组合，包括兴建银行总部、增设分行、收购有助提升银行业务的企业，以示银行业务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则广招贤能，邀请具丰富银行管理经验的黄长赞及王荫 68 加入海外信托银行，担任管理层中坚。69 此外，张明添还招揽了在香港商界名声响亮又有海外网络的彭国珍和李东海加入董事局，彭氏为上市公司嘉年建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氏则为东泰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又曾任东华三院主席，二人加入令策略投资者的阵容更盛。70 其后，嘉年建筑获委任为海外信托银行大厦的策划经理，张明添又大举购入嘉年地产股票，双方关系更为牢固。71 与此同时，海外信托银行还与国外的商业银行结成合作伙伴，进一步探索海外市场。72

《华侨日报》，1968 年 4 月13 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June 1968。黄长赞于1916 年出生，其家族在上海全资拥有中南银行，他在 25 岁进入银行工作，后离开上海到新加坡，任广东银行在当地分行的襄理。王荫则曾任职中国银行。《华侨日报》，1982年4月28日。 69 《华侨日报》，1972 年 4 月12 日；1972 年 4 月 28 日。 70 《华侨日报》，1972 年 8 月15 日。 7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September 1972. 7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September 1972. 67 68

372

到了1972 年10 月，海外信托银行发出“私下配股”（private placing）的集资文件，文件显示，银行将已付的 5,000 万股（每股面值1 港元）中，提出1,250 万股以每股 3 港元作配售，集资 3,750 万港元。至10 月17 日，银行正式挂牌，交投相当热烈，当天收市价为 4.95 港元，较招股价 3 港元上升 65%。73 上市文件公布董事会名单中，有一点值得留意。成员除原有的张明添、桂华山、庄清泉等人外，还加入了不少东南亚著名华商，包括新加坡王振墙，槟城苏紫听，吉隆坡郑棣、泰国杨锡坤和李木川等，74 他们分别来自两间与海外信托关系极紧密的银行，如王振墙、苏紫听、郑棣为合众银行董事局成员，杨锡坤及李木川则来自香港工商银行。这个董事会的组成除反映张明添的人脉关系网络宽广外，同时揭示三间银行已紧紧扣连，以及海外华人华商在香港投入的资本规模不容小觑。然而，就在海外信托银行上市不久的1973 年 3 月初，股票市场因假股票传言冲击急速回落，不少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可张明添认为问题不大，仍继续早前订下的进取策略发展，包括进一步增加对香港工商银行的持股量至 71.1%，75 并将之转为附属公司。76 与此同时，又透过国际综合投资有限公司购入恒隆银行股权，77 结成“联营企业”，在市场占比进一步拓大。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Overseas Trust Bank Limited, “Offer for sale by private placing of 12,500,000 shares of HK$1.00 each at HK$3.00 per share payable in full appl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October 1972, p.17；《工商日报》，1972年10月9日；1972 年10 月18 日。 74 Overseas Trust Bank Limited, “Offer for sale by private placing of 12,500,000 shares of HK$1.00 each at HK$3.00 per share payable in full application”；《工商日报》，1972 年 10 月 9 日。 75 凯君，〈从一连串的收购看海外信托银行〉，齐以正、郭峯编《这里讲的就是钱钱钱！》（香港：文艺书屋，1982），页 88。 76 到1979 年，海外信托银行又增加对香港工商银行的持股量至 94.3%，然后于1980 年 11 月将香港工商银行上市。凯君，〈从一连串的收购看海外信托银行〉，页 88。 77 恒隆银行前身乃关沃池于1965 年创办的“恒隆银号’”，1976 年售予菲律宾庄荣坤、庄清泉兄弟。 73

37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同年 6 月年，海外信托银行在澳门开设首间分行，78 邀得澳门总督及夫人主持揭幕仪式，再次反映张明添的人脉广博。79 在澳门分行开幕前夕，不少在南洋一带的海外信托银行董事，都预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早到了香港，之后一同转赴澳门，在宴请董东时，张明添发表演说，指集团旗下拥有 6 家银行，分布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另有 4 家财务公司和 3 家金融公司，公司的总资产值超过港币 54 亿元，显示旗下银行与企业未受股灾拖累，实力仍极为雄厚（表1）。表 1：截至1973 年 6 月前“海外信托集团’旗下公司及资产值 80 公司名称

总资产值（港元）

海外信托银行

9.60 亿元

香港工商银行

3.13 亿元

恒隆银行

5.43 亿元

泰国大城银行

11.40 亿元

马来西亚合众银行

20.62 亿元

印度尼西亚合众银行

0.67 亿元

海外财务公司

0.13 亿元

亿万财务公司

筹办中

港澳财务公司

法定股本 1 亿元，将开业

国联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股本 0.60 亿元

泰国国联金融有限公司

0.75 亿元

尽管澳门经济体量不大，可不少银行及财务公司均会在澳门设立分行，相信与澳门有葡萄牙背景，又属博彩业主导经济，无论金融规管与资金流动均较具弹性有关。 79 《华侨日报》，1973 年 6 月 25 日。 80 这里的各家公司，应属投资及企业等有深入互动的‘联营企业’，不属严格意义上在一个集团之下所有由其控股的附属公司。

374

公司名称

总资产值（港元）

马来西亚合众金融公司

2.29 亿元

新加坡国联金融有限公司

0.13 亿元

总计

54.15 亿元

数据源：《华侨日报》，1973 年 6 月 22 日

1973 年下半年，股票市场继续恶化，恒生指数跌势未止，海外信托银行仍不断开拓业务，如在 1973 年下半年一口气开设了四间分行，81 举动在经济环境欠佳时相当突出。同时，张明添又积极寻找更多合作与投资机会，如增加与道明银行合作的国际综合投资有限公司的资本投入、斥资 3,900 万港元收购 62% 的于仁控股（Union Holdings）股权等。82 进入 1974 年，海外信托银行于1月份在伦敦苏豪区开立新分行，开拓欧洲市场。83 另一方面，无惧香港经济仍吹淡风，继续增加分行，分行数目达到 28 家，84 若加上旗下香港工商银行的 10 家及恒隆银行的11 家，分行总数已接近 50 家，成为当时最大的华资银行集团之一。85 1975 年，香港股票市场谷底回升，海外信托银行在伦敦及澳门两地分别再设立第二家分行，强化当地的业务，86 香港方面则再添一家新分行。87 银行亦与都明银行强化合作，互相委派董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工商日报》，1973 年 7 月 15 日；1973 年 10 月 28 日；1973 年 11 月 27 日；1973 年 12 月 9 日；1973 年12 月 23 日。 8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December 1973。于仁控股前身为于仁船务公司（Union Waterboat Company），经营海上运输生意。1972 年，于仁船务公司为罗盛茂（Amos W. Dawe）收购，易名于仁控股，1973 年起转营物业地产、酒店，然后将控股权转售海外信托银行。 83 《工商日报》，1974 年1 月10 日。 84 《华侨日报》，1974 年 2 月 17 日；1974 年 3 月 10 日；1974 年 3 月 31 日；1974 年 12 月 23 日。 8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December 1974. 86 《华侨日报》，1975 年 9 月 4 日；1975 年12 月 24 日。 87 《工商日报》，1975 年 9 月 27 日。 81

375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事代表进入对方银行，强化彼此间连系，88 这与张明添一直注重与外资企业保持紧密关系、连结华洋的市场定位相呼应。到了1976 年，海外信托银行为了庆祝创行 20 周年，举办不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少宣传活动，张明添以银行主席身份在报纸上撰文，阐述“在香港成立一家能反映亚洲地区华人金融团结力量的银行，以现代金融方式组成，紧紧地扎根华人社会”的理念，亦为海外信托银行的成就而自豪。他更提出未来的发展愿景，要“坚实地扎根于华人小区，且以坚定脚步走向国际银行的世界”。89 的确，这 20 年间海外信托银行业务扩张不断，张明添当然引以为傲，但有分析将之与同期上市的友联银行比较，90 指两间银行上市时集资额相若，海外信托银行的规模远超后者，初期盈利亦较优秀，可是在1977 年时，友联银行的盈利已大幅抛离海外信托银行，91 反映银行似有外强中干的问题。无论如何，海外信托银行进取势头不减，不但分行增加更速，至 1978 年，象征银行实力的物业亦先后落成。先是位于新界元朗市中心的海外信托银行元朗大厦于 9 月揭幕，银行旗舰物业海外信托银行大厦亦于 11 月入伙，银行总行随之迁进，标志着银行发展进入另一里程碑。此时，银行董事局亦有新成员加入，包括印度尼西亚著名银行家李文光、福建籍印度尼西亚华商李安然及李陆大，以及新加坡合众银行董事、创行元老叶李波的女婿黄治平等。92

《华侨日报》，1976 年 2 月 21 日。 Chang, M.T., “A day of joy, gratitude and new ded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October 1976, p. 37. 90 友联银行由温仁才家族掌控的。温仁才为印度尼西亚华商，同为‘南洋帮’成员，在1964 年在港创立友联银行，一直发展顺利。但后来受海外信托事件影响，温仁才称病远走美国，银行因而被政府接管。 91 凯君，〈从一连串的收购看海外信托银行〉，页 86 – 87。 92 《华侨日报》，1978 年12 月 24 日；江华，〈张明添和他蛛网般的王国〉，齐以正、郭峯编《这里讲的就是钱钱钱！》（香港：文艺书屋，1982），页 81。 88 89

376

之后，张明添的投资目光扩展至中东地区，于 1979 年及 1980 年在巴林及斯里兰卡成立海外信托银行分部，93 又成功吸引中东资金入股旗下的大捷财务。94 同时，他招来另一个亚拉伯国家阿曼将资金注入香港，并以海外信托银行作为主要往来银行，又在阿曼成立海外信托（阿曼）公司，开展当地业务。95 1980 年10 月，张明添将香港工商银行上市，旗下上市公司再增一间。96 一年后，张明添以 4.89 亿港元收购了香港华人银行，97 故1981 年底至1982 年初可说是其全盛时期，掌控了三间规模不小的银行，另有联营的恒隆银行及合众银行，分行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香港等地，更不用说他还直接掌控多家如海外财务及大捷财务等财务公司，金融实力之巨大，没有多少华人能望其项背，可称得上香港的“银行大王”了。98

七、张明添去世与集团陨落 1982 年初，张明添仍一心筹划开拓更多业务，马不停蹄地四出洽商，如在1982 年 1 月，他与李嘉诚频繁接触，洽购对方持有的花旗银行大厦（Citibank Tower），涉资达 4.3 亿港元。99 2月时又亲赴斯里兰卡，筹划在当地兴建大型商住楼宇。100 不过，就在他四处奔走之际，却在 3 月 27 日倒毙在酒店房间内，享年 63 岁。10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工商晚报》，1979 年 5 月 2 日；1980 年 5 月18 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October 1981. 9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October 1981. 9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October 1980; 31 October 1980. 97 《华侨日报》，1981 年 8 月 28 日。 98 张明添虽扩张香港的银行投资与业务，但在南洋方面则采取收缩策略。他于1981 年出售了马来亚合众银行 51% 控股权给 Multipurpose Holdings，而 Multipurpose Holdings 旗下的附属公司同时收购了上市的洲际投资。洲际投资主席为刘灿松兄弟，他们同时持有嘉华银行控股权。惟不知道连串股权交易是否相互扣连。 9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January 1982; 14 January 1982. 张明添去世后，相关合作泡汤，李嘉诚可谓因此逃过了海外信托银行日后掉进泥沼一劫。 10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 March 1982. 10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rch 1982. 93

377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有论者指张明添“是一位习好成癖的旅行者，经常游走于东南亚，拉集海外福建华人入股参加到他的发展计划中”。102 据说，他每年约在香港停留四个月，另外四个月在新加坡，因他的家人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主要在新加坡生活，余下四个月则在世界各地奔波，寻找商机或处理业务。103 在他年轻时，或许尚能应付这样紧凑的行程，但长期过着马不停蹄的生活，积压下的劳累在晚年时反噬，结果一点小意外便夺去其性命，反映他低估了积劳成疾的风险，也未能好好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许他太急于求成，太渴望将自己的商业王国推上一个接一个的高峰，忘记火头燃点太多、战线拉得太长，实质营运管理等未必能全盘配合，前线与后勤补给的拉扯带来撕裂，结果，亦因为那些细微裂缝导致企业王国全面崩溃。在张明添去世后，集团很快出现内部权力争夺。据悉，持有海外信托银行约四分一控股权的庄清泉，在张明添死后争夺董事长一职，拥有四成多控股权的张氏家族则推举黄长赞。104 最后黄氏胜出，张氏遗孀吴婵蕊则任副董事长，张明添原定的继承人次子张承忠为常务董事及董事总经理。105 之后，两股势力达成共识：由张氏家族继续掌控海外信托银行、香港工商银行以及香港华人银行，而第二大股东庄清泉家族则获得恒隆银行全面控制权。换言之，海外信托银行与恒隆银行不再是联营企业，庄清泉亦不再担任海外信托银行和香港工商银行的副董事长。106

J. Clad, “Outposts of empire: The OTB collapse sends tremors through Asian countries where it had traditional links,” p. 90. 103 D. Parsons,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p. 25. 104 江华，〈张明添和他蛛网般的王国〉，页 79。 105 黄长赞及吴婵蕊出任正副董事长，显然都是过渡性质。黄氏一直深得张明添信任，早已安排在张承忠身边充当“太傅”；吴氏更是张承忠之母，二人当时出任银行统领，除有稳定大局的考虑，显然亦有为张承忠扫平“登基”前荆棘，以便他未来登上大位的目的。不久后黄长赞退休，张承忠亦坐上了主席之位。 106 L.L.C. Yau, “Overseas Trust Bank ends liaison with Hang Lu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September 1982, p. 21. 102

378

从社会及经济发展大局看，张明添突然去世之时，香港商业、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大波动与变迁，不但楼市、股市自高位回落，利息飙升，中英两国对香港前途安排亦争拗激烈。这样急速巨大的变局，就算张明添在生，相信亦不易应对，何况经营管理经验不足的张承忠，集团上下旋即碰到各种困难实乃预料之内。初时，银行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发展，在香港、中东亚曼、韩国、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开设更多分行或附属公司，虽然表面上业务不断扩充，但实际上盈利锐减，1983年的利润大跌至 4,500 万港元。107 为了挽救海外信托的财政危机，集团开始“卖子救母”，于 1984 年 10 月出售华人银行予印度尼西亚华商李文正（Mochtar Riady），又接触马来西亚著名华商郭令灿家族，商讨出售香港工商银行事宜。惟相关交易尚未落实之际，纸终于包不了火，海外信托银行因严重财困，在1985 年 6 月 6 日突然宣告停业，本应主持大局的张承忠带同大批现金及证券连夜离港，却在出境时在机场被捕。其后银行被政府接管，包括张承忠、黄长赞等数名银行高层因串谋诈骗罪被判入狱。从政府其后披露的数据及法庭审讯消息，发现当时海外信托银行总亏损高达 30.5 亿元，主因是银行涉及“支票轮”（cheque kiting）操作。原来早在 1977 年张明添主政时，曾多次为多米尼受了巨大损失，为了隐瞒相关交易及亏损，银行高层开始伪造账目。108 显然， “支票轮”这个炸弹，在张明添主政时已燃点，黄长赞接任后继续让它燃烧，到张承忠上任后终于爆发。由此

107 10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November 1984. 《华侨日报》，1986 年 5 月 9 日；由 1977 至 1982 年五年间， “支票轮”累计涉款高达 217 亿港元，而受“支票轮”断裂影响而倒闭的除海外信托银行外，还有恒隆银行。《大公报》，1985 年10 月12 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加财务及大来财务的支票贴现，但支票最终不能兑现，银行承

379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可见，海外信托银行这家香港“第三大本地银行”全面崩溃的原因，是卷入了“支票轮”，尤其当一个“支票轮”出现问题无法解决时，主事者即开展另一支票轮，期望能以“数冚数”，张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明添等则造假账企图瞒天过海，但最后难逃“爆煲”命运，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

八、最终饮恨的教训张明添的跨国商业王国，在1970 至1980 年代确实曾风光一时，足以与当时任何一个顶级企业并驾齐驱。惟他在建立王国的过程中犯下严重错误，加上接班人经验或能力不足，企业在第二代接班后迅速败亡，儿子锒铛入狱，家族亦从此消声匿迹。综合检视其发展及衰败经历，可粗略归纳出如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思与汲取：一、魅力与才干领袖。张明添或海外信托银行能够崛起及不断壮大，建基于张明添出众的才干和领袖魅力，以及他永不满足的企业家精神。他从不因已有的成就而满足，就算坐拥亿万财富仍不停步。海外信托银行在香港扎根后，他便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南洋一带银行结盟，互相支持，然后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或代表处，令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可是，这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在他去世不到三年便冰消瓦解，除因张明添决定出错且参与了“支票轮”操作外，其接班人的才能及领袖魅力尚未建立，亦缺乏打拚事业所需的野心，无法令别人甘心跟从，带领前进的方向掌握不准，危险当前亦无力处理，故企业很快便触礁沉没。二、人脉与关系网络。张明添成功的另一因素，是他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及政商网络。张明添由一地的树胶贸易起家，发展至跨国巨企，生意都是与重量级人物合伙，且甚少有拆伙反面的情况，可见他有极佳的交际手腕，亦具吸引别人追随的

380

魅力，故能打造出一个庞大且覆盖面极广的人脉关系网。这个网络基本上以南洋一带的福建籍华商为骨干，然后辐射扩散至各地的华人华商，后期甚至包括外国的权贵，香港则因在连系全球华人上具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他其中一个主力发挥的平台。然而，这种高明的交际能力及魅力，部份属与生俱来，部份则靠后天长时间浸淫培养。张承忠接班后，本已与那些年长且事业有成的长辈有隔阂，若他为求尽快巩固领导地位，表现得颐指气使，那个因继承而来、本已脆弱的关系网络，自然难以维持了。三、缺乏亲身教导传授。张明添无疑乃营商奇才，可张承忠却未能得其真传，这是很多家族或企业传承过程中常会发生的问题。因为创业一代把绝大多数时间聚焦于打拚事业，忽略了家人亲情培养，更甚少时间对子女面传耳授。据说， “张明添的儿女散居香港及东南亚，家人甚少聚首一堂”109。若他能抽时间亲自教导传授，多带着儿子与生意伙伴建立关系，而不是假手于人，相信效果必然更佳。或许他以为自己仍有时间，可让儿子慢慢从旁观察吸收，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张承忠仓卒接手，面对危机亦表现得进退失据。四、扩张忘却防守。当企业处于草创阶段，目光及精力自然要集中于开拓扩张，因为缺乏增长，一切无从谈起。可是当打下的风险。若然没做好风险管理，一旦时局逆转，便容易陷入险境，连累全局。张明添投资亦明显出现此问题，他一直专注扩张，甚至参与风险极高的“支票轮”操作，却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去世、香港的投资环境在1980 年代中急剧恶化等问题，加上接班一代力有不逮，结果王国全面崩溃。

109

江华，〈张明添和他蛛网般的王国〉，页 8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江山，建立起一定规模基业，便要兼顾防守，注意扩张带来

381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五、危机应对失当。张明添经营生意的最大败笔，是参与了“支票轮”操作。初期或许并非蓄意，亦曾从中获得实利，但后期发现巨额支票没法兑现，他却没有当机立断报警求助，查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出诈骗或操作者，即是没有壮士断臂，把亏损拨入银行经营坏账之中，以承担失误，反而作出违法的做假账隐瞒行为，令损失越滚越大，亦干犯了刑事罪行，最后兵败如山倒，成为儿子张承忠锒铛入狱、企业及家族全盘溃败的原因。

九、对打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虽说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失败告终，但仍可看到海外华人商业发展的特质，以及其对协助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张明添从创业槟城，再走向新加坡，之后扩张香港，乃至于全球，所揭示的发展轨迹，除了个人具有突出商业才华，还有充份利用政治、社会与商业网络的能力，福建族群或海外华人身份，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基础所在，份外引人注视。初期，张明添把生意由槟城扩张至新加坡，依靠的是橡胶、锡矿及可可油在新马两地的贸易网络，主要是福建族群，之后便迅速扩大至银行、财务、酒店、工业生产与地产投资等，且已走出新马，到了香港、加拿大、中东亚曼等地，惟主要支撑者或支持者，还是福建族群或华商圈子。由于本身有中英双语能力，他又能与著名洋商如雷柏、林柏等携手合作，所以更能扩大自己商业王国的疆域与多元性。深入地看，张明添最核心的发展网络或圈子，还是那个遍布东南亚的福建或华商群体，尤其利用这个群体除了创立海外信托银行外，更是创立或投资恒隆银行、香港工商银行、辉百美、香港华人银行，以及与合众银行等组成关连公司，而支持每个企业或集团发展的核心力量，主要还是他自身家族及关键投资者，再按自己不同需要吸纳一些新股东，例如香港工商银行以吸纳泰国

382

华商为主，恒隆银行以吸纳菲律宾华商为主，香港华人银行以吸纳香港本地或粤籍华商为主，后期的海外信托银行以吸纳印度尼西亚华商为主，辉百美和国际综合投资有限公司则以吸纳著名洋商为主等，至于最能说明张明添众多商业网络与社会人脉关系底子丰厚的例子，则是海外信托银行总行大厦于1978 年落成时，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时多国政商精英云集的场面。更加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是，这些生意与商业网络，最后均选择落脚香港，背后关键因素，则与包括张明添及其各家企业在内的无数海外华人家族或企业，均受香港开放型经济、高度自由化市场，以及更贴近中国大陆可以发挥连结中国与世界管道地位的众多核心因素所吸引，将投资大本营置于香港，令企业、资金及家庭持续进入，既造就了香港十分活跃的投资市场，亦令不同海外华人家族与企业在香港落户札根，有了更大更长远发展。即是说，香港既吸纳了海外华人华商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是海外华人谋生经营的重要场所，两者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海外信托银行自1950 年代中至1980 年代初的发展进程，可说反映了香港逐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不同阶段：主要是先吸纳资金投入到银行业务之中，然后以这些资金推动工业发展，增加生产，进而扩展至酒店旅游、房地产开发及财务等服务性行业，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因此，当各地资金“融入’ 香港金投入，令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概括地说，张明添向海外不同地方 —— 南洋一带、中东、欧洲、北美及中南美洲等 —— 不断开托业务、设立分行的种种举动，反映或折射了香港的商业连结不断向这些地方幅射伸延出去，至于这些地方的客户，主要又属海外华人华商，这与华人遍及全球不同地方有关，由于人数众多，因此能为海外信托银行提供充足市场潜力，至于香港的金融业务，既以华人华商为主要服务对象，亦得力于他们的长期支持。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银行及金融的肌理，成为百业起动的基本，因而能够吸引更多资

383

第三辑企业与人物

从海外信托银行、恒隆银行、香港工商银行、香港华人银行的股东组成中，更可清楚地看到海外华侨资本对投资香港银行的热衷。而这些海外投资者除投资银行或财务公司外，本身亦拥有

张明添与海外信托银行

各类生意、经营不同业务，他们亦会因利乘便，选择使用自己投资的银行服务，为银行带来利润，亦将香港与世界各地华资及各行业的连结变得更密不可分，至于这个发展过程，则揭示了海外华人华商成为打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力量的最大特点。

十、结语海外信托银行能在香港这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地方闯出头，壮大成为走向世界的银行金融巨企，反映香港乃中国连通世界门户的关键地位与自由市场在香港的高度发挥，海外华人华商则是其中最为吃重的市场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因为那怕他们已在旅居地落脚，生意及事业已做大做强之后，仍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尤其仍有不少生意投资等往来，香港则一如既往成为重要往来管道与桥梁。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无论旅居地或世界政局，在冷战荫霾下时有政治波动，不少欧美前殖民地更曾兴起一浪接一浪的独立运动，因此促使海外华人华商在投资方面做出了分散风险的布局，香港则成为其中企业、资金及家庭的避难所，既能吸引企业与资本落脚，亦促进资本在全球层面的流通和运转，令香港可以打造成能与纽约及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海外信托及其他银行在 1980 年代栽了筋斗，对张明添家族及不少香港人而言是极为沉痛的一课，但亦向后来者发出警号，明白到营商必须守法，行之正道，才能行稳致远。此外，香港政府在汲取连串银行及金融机构崩溃的教训后，对经济及金融制度作出改革及修正，尤其曾大力打击贪污，在社会推行廉洁建设，令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社会风气大变，不但更注重社会廉

384

洁，亦更强调公平正义与市场开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打下极为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大公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华侨日报》。《华夏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蔡普中 Chua Pho Tiong, 1926 – 1995〉，许振义主编《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门会馆，2015），页1647 – 165。桂华山，《桂华山八十回忆》。香港：香港华侨投资建业有限公司，1975 及 1986。江华，〈张明添和他蛛网般的王国〉，载齐以正、郭峯编《这里讲的就是钱钱钱！》（香港：文艺书屋，1982），页 77 – 85。凯君，〈从一连串的收购看海外信托银行〉，载齐以正、郭峯编《这里讲的就是钱钱钱！》（香港：文艺书屋，1982），页 867 – 94。 Chang, M.T., “A day of joy, gratitude and new ded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October 1976, p. 37. Clad, J., “Outposts of empire: The OTB collapse sends tremors through Asian countries where it had traditional link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20 June 1984, pp. 90-91. Ong, A.M., “Fishing — Village boy who made good”, Malaysian Business, 1 November 2000, p. 19. Overseas Trust Bank Limited, “Offer for sale by private placing of 12,500,000 shares of HK$1.00 each at HK$3.00 per share payable in full appl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October 1972, p.17. Parsons, D., “Chang Ming Thien and the O.T.B. Group —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 in Hong Kong,” (Hong Kong: private circulation, no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2 – 1984. Yau, L.L.C., “Overseas Trust Bank ends liaison with Hang Lu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September 1982.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Hofheinz, R. and Calder, K.E., The East 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385

附录

禅心蜕变：以人为本的商道与心道

林福星 *

昇菘集团总裁林福星从多个角度探讨“做人”的重要性，深入分享关于个人修养、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见解。无论是商道、佛道还是天道，于林福星而言，其根本都在于人道。只有把人做好，才能延伸出其他层面的道理，如经商之道与修心之道。对此，林福星围绕三个核心主题展开分析：首先阐释个人修养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其次，探讨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如何帮助个人在修身养性中提升自我、实现禅变；最后，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阐明如何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始终以人为本造就共赢局面。这一切都回归到一个核心：做人是成就个人、家庭、企业乃至社会的起点与基础。

修家以齐业：昇菘企业文化与家庭之道神佛，还是现代社会中的领袖，他们的成就都源于对自我的完善与修养，而通过修身他们实现千年的文化传承。相似地，国族、企业、家庭文化的塑造也不能假手于人，而是需要从每一个人开始，先实践自身优点，再逐步影响整体，而领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如新加坡的国家文化根植于李光耀的优良品德，企业亦 * 林福星（LIM Hock Chee），新加坡昇菘集团总裁。 1

本文为林福星在 2024 年 9 月 27 日“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内容概要，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夏培根依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林福星在演讲中指出，无论是历史上的耶稣、释迦牟尼等

389

禅心蜕变

是以领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为道德准绳，以其对品行的批判与赞扬为传承内容。领袖的个体文化形象之改变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公司整体文化的构筑。作为昇菘集团总裁，林福星认为企业真正老板是顾客，这既是他长期笃行的营商范式，也是全体昇菘员工遵奉的工作理念。通过企业领袖的自我要求，昇菘集团实现企业文化的建构与传递。相较于企业管理，于林福星看来，家庭关系的处理更为困难。家庭成员因过于亲近，常常忽视“人总有别离”这一现实，言行中缺乏必要的体谅与尊重，甚至以逞一时口舌之快为代价，导致家庭关系僵化。然而，林福星认为，家庭和睦却是个体社会关系稳步扩展的前提条件，即家和万事兴。一个拥有良好家庭关系的人，更容易在外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林福星以他与太太的互动为例，讲述从“后知后觉”到“先知先觉”的自我成长过程。他回忆道，过去在家庭生活中，自己往往因为忽视细节或情绪失控，导致妻子受伤。他通过自我反思逐渐意识到，情绪的控制与换位思考是家庭和睦的关键。这促使他更加关注自己的言行，通过反复练习，提升对家人感受的敏锐度。当个人能够以“如如不动”的心态平和地面对家庭矛盾时，不唯能化解冲突，还能为家庭关系注入正能量。这套维护家庭关系的方法亦能推扩至企业管理的实践中。个体只有从这些经历中学会爱与责任，才能在社会中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角色。

修己以安人：儒释道的融合与个人修养国家、企业与家庭的昌盛和谐皆是枝繁叶茂之景，其本质乃是养根。他以“养树要养根，养人要养心”作比喻，强调心灵修养是个人成长的核心。林福星认为，个人修养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更是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关键。换言之，养根即养心，修己以安人。通过修己，可以有效影响家庭氛围，从而达到上文

390

关于修家以齐业的目标。他提出，修己旨在完成个人修养上的 “禅变”。禅变是一种注重内心修炼与觉醒的过程。它不仅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弱点，还需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逐步达到内心的平静与智慧的增长。这种修养不仅是一种个人突破，更是一种内外兼修的蜕变，能够带来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改善。禅变的本质在于每个人对自身责任的觉醒。前文所提及的“如如不动”，正是林福星所提倡的教导人们在顺境中不骄傲，在逆境中不迷失的良方。人需要像镜子一样，保持“如如不动”的状态，既不因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动摇，也不因外界的变化而迷失。他认为，若能充盈自身，达到“不伐己功，不矜其能”的个人修养，这个人便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这时家庭、企业乃至社会都会因此受益。除禅变对个人修养之裨益外，林福星还指出，无论是儒家的“从心立命”、佛家的“从性入道”，还是道家的“性心生”，均指向个人修养的完善。这些哲学思想也反映在林福星自身领导力形塑的过程中，即便青年时期的他未尝研习先贤学说。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从基层做起，而其所经历的无数次磨难和挑战正是引导他完善个人修养、掌握领导力的明灯。他认为，真正的领导力并非天生，而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年轻时可以依赖体力，但随着年龄增长，更重要的是智慧和经验的积累。他强同时，他提醒年轻一代要珍惜机会，接受磨练，并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我。

与时以共赢：科技进步与以人为本的结合在谈到人工智能（AI）对传统商业的冲击时，林福星表示，科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无需恐惧。以昇菘集团为例，林福星分享他如何将科技与管理理念相结合并最终实现共赢的案例。一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调，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通过榜样作用影响团队。

391

禅心蜕变

方面，昇菘集团正在通过科技手段显著提升办公效率，例如开发智能采购系统不仅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库存管理的精准度，也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和商品缺货的风险。他指出，AI 并非取代人力，而是通过赋能进一步优化企业运行，减轻员工负担，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而非为工作所奴役。另一方面，昇菘集团在防损管理方面使用先进的智能摄像头系统，从而显著减少偷窃行为。这不仅节省传统安保成本，也增强门店的整体安全性。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上，林福星特别强调企业的核心目标是 “以人为本”。昇菘集团通过科技革新节省的资源，并未用于无意义的成本削减，而是回馈员工与社会。他所设计的固定利润分享机制，将公司 20% 的利润回馈给员工，从而构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机制不仅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忠诚度，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林福星进一步解释，这种“共赢”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科技革新带来的优化效应以及在“开源节流”方面的贡献。于林福星而言，与其抗拒技术变革，不如积极拥抱。科技的进步为企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合理应用技术，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还能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甚至为社会带来更多福祉。这种“科技 + 人本”的模式，正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

结语：从修心至修道，从商道至心道林福星提出， “天人合一”并非神秘的哲学概念，而是一种通过不断实践和修养达成的境界。一个领导者需要以人为本，用智慧管理企业，同时兼顾员工的福祉。不仅要管理好公司，一个好的企业家还应在社会中起到积极的榜样作用。以新加坡政府为例，林福星指出政府政策所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教

392

育到就业，再到住房，所有政策都以民众的福祉为核心。同样，企业家也应该学习这种精神，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保障。这种精神基于修家齐业的实践、修身养性的禅变以及与时俱进的共赢策略，从个人到家庭，再到企业和社会，逐层递进。通过做人、修心、修德，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他呼吁社会大众： “从今天开始，养好心，养好德，做一个好人。”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393

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挑战与突破

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挑战与突破 1

曾华彦 *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接班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源于接班本身的复杂性，还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多重制约。接班人需要在延续企业文化与传统的同时，实现创新和突破，以确保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以“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挑战与突破”为主题，结合个人经验，分析这些年面临的独特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分享如何在接班过程中缓解紧张的家庭关系。以下内容将从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两个维度剖析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关键难点，并提出针对性的突破路径。

一、内部挑战与突破路径 1.

制度的束缚中小企业的管理制度通常直接反映创始人的价值观和领导风格。在企业初创阶段，这些制度高效而实用，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变化，僵化问题逐渐显现。例如， “创始人决定一切”的模式可能阻碍创新与文化的持续发展。

* 曾华彦（CHAN Wah Yann），新山中华总商会第二副会长、柔佛州机械及车辆零件商公会署理会长、新山福建会馆第二副秘书长、惠安县侨联第十一届委员会海外委员。 1

394

本文为曾华彦在 2024 年 9 月 27 日“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上的“华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概要，由作者自行整理和供稿。

○

突破路径：接班人需定期与创始人沟通，同时深入市场评突破路径：估现有模式是否适用。在保留有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新方向，提出创新建议，提升制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从而为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老臣子的影响初创阶段，忠诚的“老臣子”对企业发展贡献良多。然而，他们对变革可能持保守态度，阻碍新文化要素的引入。接班人初期常面临资历不足、威信不够的问题，尤其在年长员工面前更需证明能力和决心。 ○

突破路径：通过学习新知识和技术，亲自实践或带领团突破路径：队，以实际成果证明创新方法的有效性。借助创始人的支持和背书，逐步增强员工对接班人的信任，既尊重老臣子的贡献，又推动文化更新。

家族成员的角色家族企业中，亲属的介入可能导致决策失公允、管理效率降低，甚至影响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同辈接班人之间，因教育背景和管理理念不同，可能产生冲突。 ○

突破路径：明确亲属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分工，建立公突破路径：证新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减少理念冲突。同时注重沟通与协作，维持家族关系的和谐。

资金链压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尤其在财务管理不善时，容易导致资金分配失衡，影响运营关键环节。突破路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财务管理，合理配置资源，确保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平透明的用人机制，引入专业化管理。通过试点项目验

395

中小企业文化传承的挑战与突破

二、外部挑战与突破路径 1.

供应商的影响创始人与供应商建立的长期友好合作模式，可能让接班人在推动新模式时遭遇阻力。部分供应商甚至直接要求与创始人沟通，增加接班人推进改革的难度。 ○

突破路径：优化公司政策，保持诚信与稳定的付款记录，突破路径：巩固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同时，通过逐步建立信任，推动新模式的顺利实施。

银行的角色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往往只关注财务指标，而忽视企业文化价值。 ○

突破路径：与多家银行建立合作关系，提升融资议价能突破路径：力。接班人需展现专业性与责任感，主动展示企业的文化软实力和发展潜力，以赢得更多金融支持。

市场环境的变化接班人接手企业时，面临与创始人创业初期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竞争加剧、客户需求多样化、新技术的涌现，都对接班人的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

突破路径：深入分析行业趋势，制定清晰的中长期发展战突破路径：略。通过引入数字化工具，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396

三、履行社会责任尽管中小企业资源有限，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例如支持社区、关注环境保护和改善员工福利，不仅提升企业形象，还能增强内部认同感。 ○

突破路径：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团事务，通过履行社会突破路径：责任扩大人脉圈，发掘新的商业机会，为企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支持。

四、总结中小企业文化传承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使命，接班人不仅是一名继承者，更是一名变革者。要在尊重传统和赢得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内部机制、现代化管理方式以及深化外部合作，推动企业实现新的增长。同时，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中小企业接班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需要创始人和接班人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体员工的支持。只有用心应对挑战，接班人才能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推动企业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397

研究新华历史人物之我见

柯木林 *

研究任何学科都必须有一套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也是一样。新华历史研究需要从点到面展开，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由于新加坡华人历史较为短暂，无法像中国历史一样采用断代史的研究方法，而需要探索更适合的切入点。

一、新华历史研究切入点研究新加坡华人史有两个主要切入点：一是宗乡会馆的历史研究。宗乡会馆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缩影，承载近百年的社会历史，是理解新华历史的重要线索；二是新华历史人物研究。人物研究为理解历史提供生动而具体的案例，是研究新华历史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自从1972 年在《星洲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民信业领袖林树彦的研究文章开始，2 此后数十年，我一直致力于人物研究，并通过研究人物，涉及更广泛的历史脉络。尽管宗乡会馆的研究也十分重要，但我更热衷于历史人物的研究。

* 柯木林（KUA Bak Lim）是新加坡华人历史学者。 1

398

本文为作者在 2024 年 9 月 28 日“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交流会上的讲稿，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夏培根依据录音记录整理，再经作者本人修饰补充。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星洲日报星期刊》，1972 年 5 月 7 日。后收录于《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171 – 179。

1986 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与林孝胜合著）一书面世，此书获得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1988 年度学术著作奖。3 十年后的1995 年，作为庆祝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十周年庆典的献礼，我负责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4。此书收录1176 位历史人物的小传，成为研究新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2012 年 11 月，为纪念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也是由我主编。从收录闽籍人物的层面上看，《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可视为《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续篇或补遗。由于《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下限止于 1990 年，这本《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乃侧重撰写自1990 至 2012 年 6 月的历史人物。编者从《新华历史人物列传》中选录了 511 位闽籍人物，再从 511 位中筛选，并增补新近发现的史料与人物，最后决定以155 名人物作传，记录其生平与贡献。至于那些资料不足又没有新资料发现的历史人物，则不再列新传，但有一附录于书后。这部分名录有 429 名，再加上正文的155 名，本书实际上收录了 584 闽籍人物。书中插图除现场实地拍摄外，有的还是首次出现，十分珍贵。本书重点附录收录有四篇学术论文，从各方面阐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福建族人对新加坡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很有参考价值。5 物，例如《商业艺术同荣：张东孝回忆录》6、《家风传承：陈笃

4 5 6

Letter ref NL C 68/68 Pt 8, dated 16 Aug. 1988 to Kua Bak Lim（柯木林）from the National Book Development Council of Singapore.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页 8 – 9。张东孝口述，柯木林、林孝胜编著，《商业艺术同荣：张东孝回忆录》（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21）。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近年来，我将人物研究延伸到家族史的书写，乃至跨国人

399

研究新华历史人物之我见

生家族史》7 等。目前正在整理印尼某富商的回忆录。人物研究是一种史学方法，从点到面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个人及家族的历史，也能够看到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弥补不少正史中未能记载的历史细节。

二、从点到面的研究以薛佛记（1793 – 1847）为例，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也是开埠初期重要的华商之一。薛佛记是马六甲移民，他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他的矿区在宁宜河（Linggi River）流域一带，新加坡是薛佛记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通过研究薛佛记家族的历史，可以探索福建帮的帮权政治及其与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关系。8 通过薛佛记家族的研究，又涉及庆德会（ K e n g Te c k Whay），最终揭开庆德会 200 年的神秘面纱。庆德会的创始人是一批来自马六甲具有冒险精神的华商。9 1831 年，新加坡才开埠 12 年，百废待兴。他们应新加坡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 1774 – 1839）的邀请，来到这块新土地寻找发展机会。这 36 位马六甲华商 10 以中国传统方式，义结金兰，插血为盟，组织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兄弟互助会，这就是庆德会

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主编，《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22）。 8 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页103 – 113；柯木林，〈薛氏家族·《叻报》·闽幇文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页 318 – 327。 9 陈坤祥、柯木林、林孝胜主编，《义结金兰：庆德会》（新加坡：庆德会，2023）。 10 庆德会创始会员共 36 名，分别是：杨金水、徐钦元、陈有郎、蔡延龄、谢宝荣、薛文仲、陈国朝、李珍元、梁瓒元、翁如水、郑荣华、邱青山、何栋梁、王彩凤、陈合意、杨青山、陈天全、陈孟宗、薛荣山、颜元珍、钟贤源、陈应策、陈武略、曾梅生、洪俊成、陈明荐、叶永和、曾明珍、徐长怀、许贵郎、苏源泉、许广生、李建安、梁添益、徐钦三和陈坤水。

400

的由来。早年来自马六甲漳泉集团的华人，他们有个共同领袖，此人就是薛佛记。另一案例是左秉隆（1850 – 1924）。作为清朝派驻新加坡的专业外交官，左秉隆的研究涉及英国华民护卫司与清朝驻新领事官之间，为争夺海外华人领导权所展开的角力，以及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治理方式。11 从研究左秉隆这课题再扩大出来的研究成果有《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2020 年）与《新嘉坡风土记校释》（2024 年）这两本著作。三州府是华人对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Straits Settlements）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 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 年到1946 年才结束。《三州府文件修集》原是殖民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读本，1894年在新加坡出版。原书分三册七卷，共收录 383 篇函件，内容包括民间向殖民地政府上呈的禀帖、中英政府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文、照会和奏章等，不一而足。《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摘录其中162 篇与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有关的文件。本书存放着大量19 世纪新马华社信息，与底层人民的生活样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史资料。12 《新嘉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1853 – 1927），上海人。业外交官左秉隆，两人相见甚欢。旅居新加坡期间，李钟珏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新嘉坡风土记》一书，约 7200 字，书中对新

柯木林，〈左秉隆与新华社会〉，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7），页 65 – 73；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柯木林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 369 – 381。 12 柯木林、廖文辉编注，《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2020）。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1887 年李钟珏到新嘉坡拜访其谱兄，时任清朝驻新加坡首任专

401

研究新华历史人物之我见

加坡的历史、地理、华人生活习俗和经贸等有细致描述，尤其如实地反映当时华人社会及殖民地政府剥削和压迫华侨的情况，是研究19 世纪末新加坡华人社会最有价值的文献。原书于1895 年由长沙使院出版，1947 年再版。此次重刊的《新加坡风土记校释》，又补充了不少资料，除有白话文本及英文译本外，还附有历史图片，今昔对照，增加阅读的兴趣。13 凡此种种，都是从研究历史人物扩展出来的。

三、全方位多角度以科技方法推动历史研究，建立“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 （Singapore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 SBDB）至关重要。作为 2019 年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的献礼之作，数据库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携手共创。首批新加坡历史上 200 位重要的华人先贤包括薛佛记、陈笃生、胡亚基、林义顺、陈金声等，以及由他们向外扩展而来的社会关系，都被记录在案。从数据库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地缘背景。14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于 2019 年 2 月1 日（星期五）上线，供公众浏览及补充。15 目前处理的只是柯木林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丁荷生、许源泰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 1819 – 1911》（2017 年），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 年）以及林博爱的《南洋名人集传》（1922 年）中所记载的人物资料，而尚未完成的预计还有 5000 余人。16 13

柯木林、廖文辉校释，《新嘉坡风土记校释》（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2024），页 7 – 15。 14 Singapore Biographical Database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网上资料 https://sbdb.nus.edu.sg/。 15 “Database to remember Chinese Pioneers”, The Straits Times, 2 Feb. 2019. 16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上网供浏览〉，《联合早报》，2019 年 2 月 2 日。

402

通过梳理华社人物的关系，将会找到许多“中间人”，而他们在各个社群之间扮演着沟通、调解、磋商等重要角色，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新加坡社会的运作。数据库未来的计划是把人物信息和地理信息结合起来，透过关系网络划出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重绘新加坡历史上的生活面貌。在数据库里被谱成一个个相互重叠、联系的支点，维系着几代人的血缘、姻亲、雇佣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终于清晰可辨。17 以数据库来研究本地华人的历史是“产官学”三合一的协作。每添加一个人物的数据，都能以点到面，帮助整理本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18 值得一提的是，该数据库为学术研究开辟新的方向。它的社交网络分析功能能够帮助研究者以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呈现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强度与重要性。这一功能对于探索历史人物的角色定位、跨区域影响力及其在社群中的中心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第三只眼睛看历史通过研究历史人物，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真相。这是开启“第三只眼睛”之视角，有助于揭示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与关联。因此研究历史人物，需要关注其多重身份。例如林乡的陈嘉庚；二是华社的陈嘉庚；三是民族的陈嘉庚。20 通过多维度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人物的全貌。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上网供浏览〉，《联合早报》，2019 年 2 月 2 日。同上注。 19 为配合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及林谋盛烈士牺牲 75 周年纪念，2019 年 9 月 28 日南安会馆、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厦门公会联办“抗战儿女 —— 林路家族子女的事迹”座谈会，柯木林以〈重新认识林谋盛〉为题，讲解林谋盛事迹时的陈述。 20 柯木林，〈陈嘉庚在新加坡〉，《跨越时空的一代伟人：陈嘉庚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2024），页 2 – 13。 17 18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谋盛，他既是家人、商人，也是军人；19 陈嘉庚有三个：一是侨

403

研究新华历史人物之我见

新加坡需要更重视本地历史人物的研究。许多新加坡华人的辉煌事迹往往被忽视甚至遗忘，这既不利于历史传承，也使得本地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以陈嘉庚而论，陈嘉庚在新加坡生活了近 60 年。新加坡是陈嘉庚事业腾飞的起点。陈嘉庚一生最辉煌的 20 年，也是在新加坡渡过的，正是新加坡这块土壤造就了一代奇才陈嘉庚。21 但新加坡对陈嘉庚的研究却远不如中国深入。新加坡开埠时，莱佛士就将新加坡定为自由港，将商人视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使商人在社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设定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排序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奠定了“商人至上、商业为先”的价值观念，百年不变。在新加坡，商人处于社会顶端，华商在社会中的突出地位不仅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认可，更是推动新加坡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22 研究新加坡华商的传统，可追溯至宋旺相，在其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23 中记录 700 余位历史人物，但大多集中于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土生华人），较少涉及讲华语的华商活动。通过系统化、全方位的人物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推动新华历史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五、人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人物研究是新华历史研究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把历史人物从个别的历史现象中孤立起来，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

柯木林，〈陈嘉庚在新加坡〉，《跨越时空的一代伟人：陈嘉庚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2 – 13。 22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导论〉，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 9。 2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Murray, 1923).

404

互相制约的。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注意其全面性及整体性。通过这些跃然于文献的历史人物，研究者不仅能从中汲取智慧与勇气，更能启发后人以新的视角理解和应对当下的挑战，让历史研究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谨此呼吁历史学者多从事新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对新华社会有举足重影响的人物，如胡亚基、陈笃生、陈金声、林秉祥、李光前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从新华历史人物研究中，使我们看到了先辈们的光辉榜样，足为今后楷模。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研究新华历史人物，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华历史，才能把新华历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面。24

柯木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柯木林著《石叻史记》，页 39 – 64。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40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陈丁辉 *

本基金自 2019 年 4 月 9 日成立以来，主要负责常设展览、研究出版、文物典藏及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广总商会历史，并传承华商文化。

宗旨弘扬与培育华商文化，以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深化归属感，并培养文化自信。

愿景成为领先的基金会，打造开放与包容的华商文化交流平台，并引领华商文化的发展。

有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馆，请参阅：https://sccciculture.sg/

* 陈丁辉博士（Dr. TAN Teng Phee），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

406

SCCCI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undation TAN Teng Phe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CCI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undation on 9 April 2019, the Foundation actively promotes SCCCI’s history and the legac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through its exhibitions, research publications,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MISSION

To promote and cultivate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which aims to strengthen Singaporeans’ national identity, deepe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s well as nurture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VISION

A leading foundation to provide an open and inclusive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spearhead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407

后记

后记陈丁辉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自 2019 年 4 月 9 日成立以来，始终以推广总商会历史、传承华商文化为使命。2024 年，基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度联合举办“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意义非凡。新马华商作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奋斗历程与精神遗产，不仅是商业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从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到扎根异域、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华商群体的故事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2024 年与 2025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连续两度携手，成功举办了首届及第二届 “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值此两届研讨会成果即将结集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联办单位，向所有共同注心力的机构与个人，包括资助第一届研讨会经费的文化配对基金和资助第二届研讨会经费的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首先，要衷心感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作为联合主办单位的远见卓识与通力合作。这一合作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双方对华商文化传承与学术深耕的共同理念之上，更源于对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的深刻自觉。中华总商会作为百年华社的领航者，始终致力于弘扬华商精神、回馈社会，其设立的华商文化基金不仅为相关研究与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更体现出商界对学术事业的远见与担当。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作为本区域汉学研究的重镇，拥有深厚的学术底

* 陈丁辉博士（Dr. TAN Teng Phee），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

408

蕴与人才储备，长期致力于华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学术探索。正是商会深厚的实践土壤与学府严谨的治学精神相结合，才使得 “新马华商文化研讨会”从构想变为现实，并迅速成长为一项备受瞩目的常年学术活动。两年来，从 2024 年首届会议聚焦“新马华商：人物与精神”及“百年企业文化传承”，以近 200 位来宾的盛况开启先河，到 2025 年第二届汇聚新、马、中、台等地八位学者，围绕新马华商网络、企业传承、合作转型等更广泛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并借此平台发布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会议记录史料汇编（1906 至1942 年）》，研讨会的规模与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这充分印证了双方合作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与可持续性。在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我们要特别感谢联合主编黄贤强教授。作为国大中文系长期耕耘海外华人与华商研究的学者，黄贤强教授早在 2014 年便带领学生开展总商会会长 / 先贤人物研究计划，为今日的学术盛景播下了珍贵的种子。他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华商精神的深刻理解，为研讨会的学术框架和论文集的编撰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 年举办的研讨会，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会议记录史料汇编》的联合编辑李秉蘐博士。李博士长期投身此项工作，其坚韧不拔的学术毅力令人敬佩。这部十四册的巨著，收录了超过七百份战前会议记录，涵盖商会决策、经济动态、社会事务等丰富内容，其史料价黄教授与李博士在学术与实践领域的相辅相成，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将尘封的历史转化为鲜活的学术资源，使得研讨会的讨论有深度，出版成果有厚度。回顾两届研讨会，总商会林福星副会长关于“以人为本 —— 昇菘集团的故事”的主旨演讲，以真实生动的企业案例诠释了华商精神中的仁厚与坚韧；多场圆桌会议中新马企业家与学者的思想交锋，既有实践的智慧，也有理论的观照，无不彰显着华商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展望未来，我们热切期盼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值无可估量，应该是东南亚唯一保存完好的百年商会档案。正是

409

后记

商会华商文化基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能够继续深化合作，将这一平台打造为连结学界与商界、贯通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我们期待未来能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投身新马华商研究，也盼望论文集的面世能进一步启迪社会公众对这一重要课题的认识与思考，让华商精神薪火相传，为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谨代表联办单位，向所有为本论文集的出版倾注心力的作者、会议期间的主持人、评论人和论文审稿人，以及相关机构和与会师生等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410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Name(s): 黄贤强, editor. | 陈丁辉, editor. Title: 商会、企业与人物 :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Chambers of 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personalities :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 主编, 黄贤强, 陈丁辉. Other Title(s):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 Chambers of 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personalities :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史研究丛书 ; 二 Description: 初版. | [新加坡]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 2026. | [新加坡]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2026. | Parallel tex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dentifier(s): ISBN 978-981-94-7372-4 (Paperback) Subject(s): LCSH: Chinese--Commerce--Singapore--History | Chinese--Commerce-Malaysia--History | Chinese--Singapore--History | Chinese--Malaysia--History | Businesspeople--Singapore--History | Businesspeople--Malaysia--History Classification: DDC 338.70899510595--dc23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史研究丛书（二）书名

商会、企业与人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商文化 Chambers of 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Personalities: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主编

黄贤强 WONG Sin Kiong 陈丁辉 TAN Teng Phee

编校助理

吴松蔚、佟文旭、 Chaiyaporn Phayakhrut

封面设计

姚倩雯

出版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商文化基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排版印刷

高艺出版社 Superskill Graphics Pte Ltd

info@superskill.com www.superskill.com 国际书号

978-981-94-7372-4（平装版） 978-981-94-7373-1（电子版）

初版

2026 年 10 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N 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nd SCCCI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编者简介

黄贤强教授

Prof WONG Sin Kiong

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前系主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哲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东南亚华人社会、近代中国与东南亚互动、在中国的南洋知识分子等。著有《伍连德新论：南洋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医卫》、《跨域研究中国侨领与东南亚华人社会》、《革命运动、跨域人物、社会图像：东南亚华人研究与视野》、《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等十部专著及十七部编著。

陈丁辉博士

Dr TAN Teng Phee

陈丁辉，澳洲默多克大学历史学博士。目前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兼华商文化馆馆长。他曾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访问学人（2009）﹑台湾奖助访问学人（2018），并在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专题研究中心进行短期访问。个人研究兴趣包括（星马）海外华人社会史、商业史、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等。

本书出版经费由以下机构赞助

文化捐献配对基金

9 789819 473731